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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只听到青绿的细流声（第5页）

他乐了，说他看看。

看施泰纳的时候，关主任把眼镜儿摘下来擦了擦，实习生吴昊捅捅我，小声说：“哭了。”

看到埃蒙斯失利时，我脱口而出的那句话“雅典的悲剧重演”，他说：“是失败，不是悲剧。”他说得对，在节目里我保留了这句话，结尾时我说我当时的想法错了——失败不是悲剧，放弃才是。

关主任在新闻频道挤了一个下午五点的时间，把这期节目播出了，没有栏目，问叫什么，我想了想，别往花哨里起了，就叫“奥运瞬间”吧。

片子需要个小宣传片，要一句广告语，我呆坐在机房外的蓝色塑料凳子上苦想。

在法国奥赛博物馆，我看过一张梵高的大画，画的是十九世纪法国的乡村阿尔。夏天午后，一个农民和他老婆，两个人干活干累了，躺在麦子堆的阴影里睡着了，白金的光，天空是被微风冲淡的蓝色。坐在地上看这张画，能感到麦子被太阳暴晒后的闷香，农夫农妇蜷着身体沉睡的安恬。

以前我老觉得艺术在庙堂之上，是什么吓人的东西，非要有高端的意义才成。看到这幅画，感觉它什么都不说，只是留下了一百多年前的这一瞬间。梵高对他弟弟说过：“没有什么是不朽的，包括艺术本身。唯一不朽的，是艺术所传递出来的对人和世界的理解。”

我借鉴他的话，写了这句宣传语：“奥运之美，不仅在夺取金牌的一刻，还有那些蕴涵着人类精神的不朽瞬间。”

在机房录这句宣传词，宣传片嘛，总得有点腔调，我尽量让声音戏剧性一些：“奥运之美……”

录了好多遍，好像可以了，看一眼老范，她也说行了。出来的时候，录音的技术人员对我说：“我觉得这不是你。”

“你在我心里一直是很冷静的。”他说。

我立刻明白他的意思：“你是说要去掉所有的装饰？”

我回到机房，再录一次，像平常说话一样。

录完第一句，他在外面对我伸拇指。

我自己听的时候，发现他是对的。

节目在一个小角落里播出，没有重播，也没有预告，我想肯定不会有人看到了。晚上接到钱钢老师的信，题目就是“你做的《奥运瞬间》好极了”。

我心一暖。

他在香港。一般人在他的境地，不是变得偏激，就是变得冷漠了，但这样缝隙里的节目他都看到，不光是我的，不光是“新闻调查”的，央视的节目他都看，不苛责，只要有一期好点的，一定写信来夸奖。地震时看到我们在杨柳坪拍的节目，他在信中说，当下的新闻人做事要“戒峻奇陡峭，置身高寒”，要“温暖平易”。他说奥运的节目与地震的节目“一脉相承”。

“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他说，要坚持自己的价值与信念，“一脚一脚地踩下去”。

MPC门口小圆桌是各国媒体记者闲来喝杯咖啡的地方，有位国际大报的记者负责报道政治，问我报道什么，我说报道几个人的故事。他问我采访了谁，听完说一个都没听说过，你们报道这些乏味的事情干什么。

我向《纽约时报》的老编辑Clark发牢骚：“他们根本不管你做了什么或者试图做什么，只说你乏味。”他看着愁眉苦脸的我，笑得咳呛起来，以老人的宽厚拍拍我肩膀，说：“不要去听那些声音，你唯一需要关心的就是让自己强大起来。”

还有一位美国地方电视台的记者，头发快掉完了，穿一件廉价灰西装，我俩聊天，他说美国的报纸十年内都会消失，做电视的人也可能越来越少，聊到不得不走了，他对我说：“不用担心。”

我没明白。

他说：“因为你对人真的好奇。很多人已经……”他做了一个痴呆的表情。

我笑。

他安慰我：“什么都会变，但人不会变，好的采访者永存。”

这一年，地震和奥运把我扔到了一个以前没有的赤手空拳的境地，但心也定了一些。我就生活在这里，没有完美新世界，没有需要等待的未来，没有要向外界索求的理解，也不需要通过跟谁比较才能判断自己，要做的就是此时，就在此地，就是此身。

朋友杨葵有次遇到年轻人发牢骚。他说：“别抱怨。去想为什么同样的体制下，同样的时间里，苏联有阿赫玛托娃，我们只有《艳阳天》。”

他说做自己的行业，就要做点不求速成的事：“我知道我们只是人肉的梯子，这是我这代人的命运，我做不到更好了，但是，还是要做个样子出来给将来的人看——你要是比我还差，你就别干这行了。”

十年前，我在广院上学。有天课上放录像带，是日本的红白歌会，没字幕，就那么胡看，一堆小男小女在台上扑来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