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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第3页）

为了追求有序而走向无序，为了规整文明而损伤文明，这是我们常见的恶果。更常见的是，很多人文学科一直在为这种恶果推波助澜。

佩特拉以它惊人的美丽，对此提出了否定。它说，人类有比常识更长的历史、更多的活法、更险恶的遭遇、更寂寞的辉煌。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六日，约旦佩特拉，夜宿SilkRoad旅馆

告别妻子

在佩特拉，我们这个队伍要有一次人员轮换，有一半人要从这里直接去安曼机场回国，接替人员昨天已经来到。我妻子也要在今天离开。

行程太长，分批轮换是必须的。更何况，往前走就要进入伊拉克，一个更险峻的阶段就要开始了，这里应该划一个段落。我妻子当初同意我参加这次历险，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在最危险地段让她陪着我。但这事我预先与王纪言台长有一个偷偷的约定，那就是到了真正危险的地段就让她离开，她并不知道。

本来伊拉克就一直不批准我们进去，因为他们严厉禁止去过以色列的人进入，如果有谁胆敢破例，多半会被关进监狱。幸好我们这里遇到一位旅游公司的老先生，答应我们向他支付较高的费用后，利用他的私人关系走通伊拉克驻约旦大使馆。只不过我们必须在一切行李物品上撕去希伯来文的标记，签证时只说去过埃及和约旦。当然，如果遇到麻烦，全由我们自己承受，他完全不负责任。

如果能够通过老先生把手续办下来，我们面临的是一段极艰苦的行程。第一天的驾驶距离就是一千二百公里，大概要连续不休息地行驶二十个小时，中间没有任何落脚地。老先生警告说，巴格达食品严重匮乏，除了勉强在旅馆包餐，不要指望在大街上购买到食品。伊拉克之后的行程，更是险情重重。

我们正在佩特拉崎岖的山道口讨论着行程，突然一辆吉普车驶来，说由于种种原因，告别的时间提前，要离开的几位现在就去机场。

告别是一件让人脆弱的事情。原来说说笑笑遮盖着，突然提前几个小时，加上告别的地方不是机场或旅馆门口，而是在探访现场，立即感受到一种被活生生拉扯开来的疼痛。妻子一下子泪流满面，几个要离开的大汉都泣不成声，引得大家都受不住。

我理解妻子的心情，她实在不放心我走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这充满未知的艰险长途，这几天来一直在一遍遍收拾行李，一次次细细叮嘱。她很想继续陪着我，但不知如何向香港总部争取。而且她已经发现，在这样的路上遇到艰险，妻子的照顾不解决问题。

其实她流泪还有更深的原因。这次她从开罗、卢克索、西奈沙漠、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一路过来，一直在与我讨论着各种文明的兴衰玄机，她心中的文化概念突然变得鸿濛而苍凉，这与她平时的工作形成巨大的反差。她和我一样，本来只想与世无争地做点自己和别人都喜欢的事情，无奈广大观众和读者的偏爱引发了同行间的无数麻烦。谣言、诽谤、攻击接连不断，几乎已经无法继续工作。我们都想在新世纪来到之时一躲了之或一走了之，但在异邦文明的废墟前，心情变得特别复杂。

我们一路上都在其他文明的废墟上赞扬中华文明，但赞扬几句就会语塞，因为我们现实的文化处境也应该算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它，怎么那样容不下如此热爱它的我们？从我们小时候开始，一批批打手已经反复地用“文化”的名义伤害我们的父母，现在又把我们包围住了，而他们永远是“正义”，永远代表“官方”和“民众”，永远不必支付伤害他人的代价。她先回去，遇到的也是这个环境。为此，她宁肯让我在国外多停留一阵。

载着妻子离开的车子走远了。我们还要用车轮一步步度量人类古文明的伤心地，然后才能回国。不管回国会遇到什么，那毕竟是我们的祖国。

我正在出神，山道口出现了一个中国女子。她和她的挪威丈夫在一起，一见到这队印着中国字的吉普，立即走了过来。当她知道，我们将横穿几个文明古国，一路返回中国，眼圈就红了，转身与丈夫耳语一阵，便对我们说：“我们想开着车跟着你们，一起走完以后的路程，有可能吗？”回答说不可能，她便悻悻离去了。

这时，我突然想对已经远去的妻子说，我们还是不要太在意。来自狭隘空间的骚扰，不应该只在狭隘空间里面对。我们的遭遇也许只是属于转型期的一种奇特生态，需要在更大的时空中开释和舒展。

我们早就约定，二十一世纪要有一种新的活法。但是，不管我们的名字最终失踪于何处，我们心中有关中华文明的宏大感受，却不会遗落。

在佩特拉山口我站了很久，看着远处的烟尘和云天，心中默念着一句告别时怎么也不敢说出口的话：妻子，但愿我们此生还能见面。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七日，约旦佩特拉，夜宿SilkRoad旅馆

人生的最后智慧

本来，现代政治人物不是我这次寻访的对象，但到约旦之后，觉得需要破例了。

几乎所有的人都用最虔诚的语言在怀念他。我们队伍里有一位小姐，在一家礼品商店买了一枚他的像章别在胸前，只想作一个小小的纪念，没想到被一位保护我们的警察看见。这位高个子的年轻人感动得不知怎么才好，立即从帽子上取下警徽送给小姐。一是感谢中国小姐尊重他们的伟人，二是要用自己的警徽来保卫国王的像章。

他们说，当国王病危从美国飞回祖国时，医院门口有几万普通群众在迎接。天正下雨，却没有一个人打伞。

他出殡那天，很多国家的领袖纷纷赶来。美国的现任总统和几任退休总统都来了，病重的叶利钦也勉力赶来。天又下雨，没有一个外国元首用伞。

出殡之后，整整四十天举国哀悼。电视台取消一切节目，全部诵读《可兰经》，为他祈祷。

人们尊敬他是有道理的。约旦区区小国，在复杂多变的中东地面，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谁的脸色都要看，谁的嗓音都要听，要硬没有资本，要软何以立身，真是千难万难。

大国有大国的难处，但小国更有太多的旦夕之忧。侯赛因国王明白这一点，多年来运用柔性的政治手腕，不固执、不偏窄、不极端、不抱团、不胶粘，反应灵敏，处世圆熟，把四周的关系调理得十分匀当。可以说他“长袖善舞”，但人们渐渐看清，他的一切动作真诚地指向和平的进程和人民的安康，因此已成为这个地区的理性平衡器。

这种角色可以做小也可以做大，他凭着自己的教育背景和交际能力，使这种角色一次次走到国际舞台中央。结果，尽管世界各国对这一地区深深皱眉，而他与约旦，反倒成了一条渡桥。这使他由弱小而变得重要，因重要而获得援助，因援助而变得安全。

我曾两次登上安曼市中心的古城堡四下鸟瞰，也曾北行到杰拉西（Jerash）去参观著名的罗马广场，知道这个国家在立国之前，一直是外部势力潮来潮去的通道。山谷间小小的君主，必须练就一身技巧才能勉强地保境安民。侯赛因国王，正是这种方土智慧在现代的集大成者。如果要评选二十世纪以来小国家的大政治家，他一定可以名列前茅。

很早以前我们还不知道约旦在哪里，却已经在国际新闻广播中听熟了“约旦国王侯赛因”。这个专用名词几乎成为一个现代国际关系的术语，含义远超某一个国家某一个人。这，使我一定要去拜谒他的陵墓。

陵墓在王宫里边。但王宫不是古迹而是真实的元首办公地，因而要通过层层禁卫。终于到了一堵院墙前，进门见一所白屋，不大，又朴素，觉得不应该是侯赛因陵墓，也许是一个门楼或警卫处？一问，是侯赛因祖父老国王的陵寝。屋内一具白石棺，覆盖着绣有《可兰经》字句的布幔，屋角木架上有两本《可兰经》，其他什么也没有了。蹑手蹑脚地走出，询问侯赛因自己的陵墓在哪里。我是做好了以最虔诚的步履攀援百级台阶、以最恭敬的目光面对肃穆仪仗的准备的。但是，不敢相信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他祖父陵寝的门外空地上，有一方仅仅两平方米的沙土，围了一小圈白石，上支一个布篷，没有任何人看管。领路人说，这就是侯赛因国王的陵寝。

我呆住了，长时间地盯着领路人的眼睛，等待他说刚才是开玩笑。当确知不是玩笑后，又问是不是临时的，回答又是否定。于是，只得轻步向前。

沙土仅是沙土，一根草也没有，面积只是一人躺下的尺寸。代替警卫的，是几根细木条上拉着的一条细绳。最惊人的是没有墓碑和墓志铭。整个陵墓不着一字，如同不着一色，不设一阶，不筑一亭，不守一兵。

我想这件事不能用“艰苦朴素”来解释。侯赛因国王生前并不拒绝豪华，却让生命的终点归于素净和清真。我一直认为，如何处理自己的墓葬，体现一代雄主的最后智慧。侯赛因国王没有放弃这种智慧，用一种清晰而幽默的方式，对自己的信仰作了一个总结。

这次陪我们去的，有一位在约旦大学攻读伊斯兰教的中国学生马学海先生。他说，我们立正，向他祈祷吧。我们就站在那方沙土跟前，两手在胸口向上端着，听小马用阿拉伯文诵读了《可兰经》的开端篇。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八日，回安曼，仍宿Arwad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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