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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第3页）

车流中有很多出租车，奇怪的是可以大大超载。司机边上的那个座位，挤着两个胖男人，后边一排还有两个人叠坐在别人的膝盖上，“坐怀不乱”。

德黑兰的交通问题历来严重。人口一千二百万，本来已经不少，又由于很少高层建筑，城市撑得很大，几乎是北京的两倍，谁也离不开车，市民早已怨声载道。十几年前下决心建造地铁，也已经在地下挖空一些土方，两伊战争一爆发就成了防空洞。战争结束后大家又惦念起来，于是继续开工，但进度极慢。

终于有市民贴出一张漫画，画的是两千五百年前居鲁士大帝从陵寝中发来一道圣谕：“德黑兰的地铁，什么时候才能修成呀？”

政府压力很重，决定国际招标。中标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工程队已经来了两年，正在紧张施工。

本来已经够嘈杂拥挤的中国，居然腾出手来帮别人解决这个问题了。初一看让人疑惑，细一想很有道理，因为我们至少已经积累了大量以快捷方式缓解嘈杂拥挤的经验，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相当于“久病成良医”。

逛街回到旅馆，在大堂遇见一个高个子的中国年轻人，他就是负责德黑兰地铁工程的中信公司总代表。他从电视里知道我们的来到，专程邀请我们一行到工地做客，还指定我必须发表讲话。

于是，我们很快又进入了一个中国人的世界。见到墙上贴的中国字就兴奋，更何况一进院子就闻到了中国饭菜的久违香味。假装没闻到，一本正经地热情握手。

讲话我是推不掉的了，便对工程技术人员们介绍了历史上中国和伊朗的交往趣事。最后我说，过去中国的史书把通西域的壮举写成“凿通西域”或“凿空西域”，你们倒真是在地下“凿”了。何时凿通，他们的居鲁士会高兴，我们的张骞也会高兴。

伊朗人把中国叫成“秦”，我已拟好了居鲁士大帝的第二道圣谕：“东土秦人，好生了得！”

张骞则谦恭地回答：“彼此彼此。”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德黑兰，夜宿Laleh旅馆

荆天棘地

今天离开德黑兰向南进发。

第一站应该到伊斯法罕（Isfaham），第二站到设拉子（Shiraz）和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都是历史文化名城；下一站是向东拐，到克尔曼（Kerman），进入危险地区，一直到札黑丹（Zahedan），再往东就进入巴基斯坦。

这一条行车路线，每站之间相隔五百多公里，全在伊朗高原上，颠簸其间十分辛苦。但更为焦心的是情势险恶，真不知会遇到什么麻烦。

日前问过一位在伊朗住了很多年的记者，有没有去过克尔曼、札黑丹一带。他的回答是：“这哪里敢呀，土匪出没地带，毫无安全保证。一家公司的几辆汽车被劫持，车上的人纷纷逃走，一位胖子逃不下来，硬是被绑架了整整三个月。更惨的是一位地质工程师，只是停车散步，被绑架了八个月，他又不懂波斯语，天天在匪徒的驱使下搬武器弹药，最后逃出来时须发全白，神经都有点错乱了。”

我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他说是不久前。

开始我怀疑他是不是有点夸张，但读到此间伊朗新闻社的一篇报道，才知道事情确实有点严重。

报道所说的事情发生在今年十一月三日，也就是在二十天之前，地点是札黑丹地区。当地警方获得线索，一些毒品贩子将在某处进行钱物交割，便去捉拿。出动的警察是三十九名，赶到那个地方，果然发现五名毒贩，正待围捕，另一批毒贩正巧赶到，共四十五名。于是，三十九名警察与四十五名毒贩进行战斗，历时两个小时，结果让人瞠目结舌：警察牺牲了整整三十五名，只有四人活着！

我和几个同伴反复阅读了那篇报道，怎么也想不明白这场战斗为何打成这个样子。警察缺少训练，在这些国家是完全有可能的，但那伙毒品贩子也太厉害了。

另一篇报道则说，除了毒品贩子，那个地区的匪徒最想劫持外国人质，索要赎金极高。

现在，我们就在向这个地区进发。

由此想起，我们出发至今，无论是每天的报道还是我的日记，基本上都是“报喜不报忧”。这是因为，每次遇到麻烦时大家都在焦躁地寻求解决方案，当方案还没有找到时绝对不能报道；如果找到了方案，解决了麻烦，则又完全不值得报道了。而且，越是在穿越无穷无尽的危险，越不能给人留下“危言耸听”的印象。结果，我笔下的文字一片从容安详，给人的感觉是一路上消消停停，轻松自在。其实根本不是那回事。

一些本来很遥远的传媒概念，如“极端主义分子”、“宗教狂热分子”、“反政府武装”、“扣押外国人质”等等，已经从书报跳到我们近旁。文明的秩序似有似无，很难指望。

到了这里才知道，许多政府虽然对外态度强硬，对内的实际控制范围却不大。他们连自己政府首脑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怎么来保证我们？

以往我们也会兴致勃勃地罗列自己到过世界上哪些地方，其实那是坐飞机去的，完全不知道机翼下的山河大地，有极大部分还与现代文明基本无关。但是，我们绕不过这些地方。

写到这里，不禁又一次为身边伙伴们的日夜忙碌而感动。每天奔驰几百公里，一下车就搬运笨重的器材和行李，吃一口肯定不可口的饭，嘴一抹就扛着机器去拍摄。哪儿都是人生地不熟，也无法预料究竟会看到什么。镜头和语言都从即兴感受中来，只想在纷乱和危险中捕捉一点点文明的踪迹。拍摄回来已是深夜，必须连夜把素材编辑出来，再传回香港。做完这一切往往已是黎明，大家都自我安慰说“车上睡吧”，但车上一睡一定会传染给司机，而我们的司机昨晚也不可能睡足。于是就在浑身困乏中开始新一天的颠簸。前面是否会有危险，连想一想的精力都没有。

我比别人轻松之处就是不会驾车，比别人劳累之处是每天深夜还要写一篇短文、一篇长文，写完立即传出，连重读一遍的时间都没有。只能把现场写作的糙粝让读者分担了，好在我的读者永远会体谅我。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从德黑兰去伊斯法罕，夜宿Abbasi旅馆

丝路旅栈

每天清晨在伊朗高原上行车，见到的景象难于描述。

首先抢眼的是沙原明月。黎明时分还有这么明澈的月亮，别的地方没见过。更奇怪的是，晨曦和明月同时光鲜，一边红得来劲，一边白得够份，互不遮盖，互不剥蚀，直把整个天宇闹得光色无限。这种日月同辉的美景悄悄地出现在人们还在酣睡的时刻，实在太可惜了。

正这么想，路上车子密了。仔细一看，一车一家，刚刚结束晨祷。

接下来晨曦开始张扬。由红艳变成金辉，在云岚间把姿态做尽了。旭日的边沿似乎立即就要出来，却涌过来一群沙丘，像是老戏中主角出场时以袖遮脸。当沙丘终于移尽，眼前已是一轮完整的旭日。

此时再转身看月亮，则已化作一轮比晨梦还淡的雾痕，一不小心就找不到了。我看手表，正好七点。

一路奔驰，过中午就到了伊斯法罕。这个城市光凭一句话就让人非去不可了，那就是：“伊斯法罕，世界之半。”

这是一种艺术语言，就像中国古人说天下几分明月，扬州占了几分之类，不必过于顶真。但无论如何，伊斯法罕也总该有点底气，足以把这句话承担数百年吧？

伊斯法罕的底气，主要来自十七世纪沙法维（Safavid）王朝的阿巴斯（Abbas）国王。这个年代，对历史悠久的波斯文明而言实在是太晚了，因此我的兴趣一直不大。但到了这儿一看，才发现正由于时间比较近，一切遗迹都还虎虎有生气，强烈地表现出阿巴斯的个人魅力，很难躲避。

他在治国、外交上很有一套，这里按下不表；光从遗迹看，他很有世俗情趣和亲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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