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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4章 鸡同鸭讲（第2页）

其实汪晨贵说的并非全无道理，这里涉及到理念认知和法律滞后问题。

理论上，老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司法机关公正严明，不应该有造反。但问题就在不同时代的衡量标准不一样，理念的差异也导致衡量标准的不同。

现代社会，治安再好，物质生活在丰富，仍然有生活在底层的人群，以及一些快活的没地方挠痒，寻求精神刺激的一撮人，这挫人往往为了寻找刺激和谋生，干一些违法的事。

再如，网络化信息社会，光一天三顿吃饱，有狗窝住，但是没电脑、没手机、没网络、没教育、没交通系统、没网购、没超市，甚至没水电气，一个现代人能适应吗，肯定要怨声载道。

但在古代，就不存在这些问题。因为古代的基本社会需求，就是衣食住行安居乐业国泰民安。

所以不同的理念认知，需要社会体系、生产力、技术的配套。如黑社会聚众斗殴，为了生意杀人等等，放当下就是造反。

再如极大行业巨头，联手秘密开个会议，把价格定死，搁现代叫做垄断，属于经济违法，但是在当下，可能也会是密谋造反，或者十恶不赦的大罪。

同时古代法律以修修补补为主，大范围的重新订立法律体系几乎是罕见的。

对新生事物大都抱着“无为而治”的思想，让民间自己约束，尤其更依赖抽象的道德约束，这就让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契约性质的法律体系。

中国王朝通常都是开国一本法律，一直用到改朝换代，甚至后朝还在使用。

这其中既有社会变迁缓慢，技术不发达，新生事物迭代缓慢的结果，也有中国自古以来的王朝弊端，尤其是中后期，统治阶层漠视技术发展和新生事物加快更新，这就导致法律跟不上新生事物的变化，出现漏洞和不适应。

一旦出现这种问题，往往强势的官权利压倒一切，但凡是不符合主观想法和保守道德的现象一概都是坏的，为了达到震慑的目的，往往都重判。

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贪官墨吏和昏官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本质上仍是认知和司法滞后造成的结果。

这些问题不是沈云卿没有考虑，根本问题其实仍然出在官场。

大环境下，老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社会动荡的概率一定是最低的，至于社会的阴暗面，不能去放大他，但也不能否认。

而当下为官，往往把片面的问题给复杂化，放大化，因为官府的公信力下降，甚至已经荡然无存，要维持体系的运转，让老百姓服从不公平的体系，就只有杀鸡儆猴。

由此必然让原本无关痛痒的问题，变成普遍性问题，时长日久形成条件反射，即便是打个喷嚏，也给当流行性病毒感冒治，给下猛药。

久而久之形成普遍的规则，当这种规则凌驾于权力之上，其结果必然是系统性改变现有的主观思维逻辑。

汪晨贵的死硬既是刻板保守，同时是对自身官权利架子的维护，一旦他的立场松动，总以为日后弱势群体就会得寸进尺。

当然，事实上沈云卿的做派，就是某从意义上的得寸进尺，这又加剧了汪晨贵的主观逻辑。

沈云卿越是标榜的高尚，汪晨贵越抵触，所以现在就是鸡同鸭讲，你说你的，他做他的。

欧阳羽着实看不下去，至少她从没感觉过下一个决断，竟然要比皇帝还困难，她果断说：

“既然两位大人各有道理，本官看，此事还是交由陛下圣裁，汪大人意下如何。”

“既然欧阳大人开口，本官无异议。”

“那好，你我三人各自上书朝廷，由陛下决断。另外，还劳烦宣德郎安抚朱公成、杨思茅等人，不可再生事端。”

“下官明白。”

当天上午汪晨贵、沈云卿各自写奏本，交由欧阳羽一同发出。下午沈云卿派人前往朱公成营地，约他前来再议散伙。

此前谈判的地点位于两军之间，海通城外六里地，恰好位于两军之间，这次也不例外。

“沈公子，朝廷一直这么拖拖拉拉的，哪有朝廷的样子。欺压咱们平头百姓倒是又快有恨，怎到了讲理的时候，一个个都跟个娘们儿一样，不会有变吧。”

“朱兄，朝廷刚刚经过一场变故，林奇坤逃走，江淮道还在抓人，此事要想彻底平息，朝廷仍有顾虑。”

“得得得，你甭跟我说这些，我这些弟兄们不懂那一套，你就说吧，朝廷要怎么处置咱们。”

没文化吃亏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农民的思维里，有的只有那几十亩地，和老婆孩子父母爹娘，而当官的思维逻辑要广得多，跟农民讨论他们思维逻辑之外的东西，他听不懂，也接受不了，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认知。

朝堂和官僚体系的复杂，远要比农民的一生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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