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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我只是讨厌屈服（第3页）

我乐了，因为老范在底下跟了个贴——“我能”。

我们这种多年压抑后激发出来的维权意识可能过狠了一点儿，有一天，张洁兴致上来说要军训。大家去找他，说都这么大岁数了，能不能不军训，搞点拓展也成啊。张洁是个一直对下属比较民主的领导，也是一个无敌大好人，大概这次我和老郝太不讲究方式方法了，领导有点下不来台，问有几个人像她俩这么想，在场的人都举手。

他说：“就没人赞成军训么？那个谁，你进来，你说。”

那个谁把脚尖一踢，绷在空中：“我就喜欢在太阳底下流汗的感觉。”

领导拧身出门，把门一摔：“就这么定了，训练的就是服从。”

两天后，一群成年人穿着迷彩服，站在盛夏的大太阳底下练向左向右转，我扎着一块鲜红的头巾，老郝在枪上别朵野花，我俩吊儿郎当地站着，把军体拳打得妖风四起。半夜还要拉练，让把被子打成豆腐块背在身上，我这辈子也没这么叠过被子，破罐破摔地坐在床上，被子往身后一堆，心一横等着来检查。

连长来了：“怎么没叠？”

我说：“不会。”

对方没不高兴，反倒乐了：“我给你叠。”

我不好意思了，觉得自己孩子气。张洁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只是喜欢那种整整齐齐的理想主义朝气，也只有他能容许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不满。但我还是忍不住写了篇文章，写美国有个新闻人克朗凯特，小的时候刚转学到一个学校。

老师问：“二乘二等于几？”

“四。”他很积极，第一次举手回答。

“不对。应该答什么？”

“四。”他肯定自己是对的。

“过来站在全班同学面前，想想正确答案。”女教师说。

他站在那里，穿着母亲为他准备的最好的衣服，面对着还没有认识的正在窃笑的同学们，试图忍住泪水。

下课铃声响了，教师问：“现在，你想出答案来了？”他承认

没有。

她启发他：“应该这样回答：‘四，夫人。’”

克朗凯特在七十年之后写道：“直到后来，这种特性才在我身上强烈地显露出来：我厌恶哪怕是最轻微的兵营式一律化的暗示……我一直在想，是否是这种独立的迫切性，促使许多人选择了新闻业这

一行。”

老郝和我又出发采访全国牙防组被诉一事。

李刚是提起诉讼的律师，他调查发现牙防组没有法定意义上的认证资格，却为牙膏企业提供认证，起诉一年多，未果。他曾经怀疑这会像之前他提起“进津费”、“进沪费”等诉讼一样不了了之。

但二〇〇六年二月，律师陈江以同样理由在上海提起诉讼，他称之为声援。于是媒体再一次掀起报道热潮。一篇接一篇的追踪，直到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全国牙防组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这一事件作出解释，二〇〇七年，全国牙防组被卫生部撤销。

李刚说他非常意外：“不在预期当中。”

“为什么？”

他说：“因为老百姓在向强力机构发出疑问的时候，已经习惯了没有回应。”

但这次不同，如果没有结果，也许会是不停止的诉讼和报道。推动这一切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是可以叫得出姓名的律师和记者，还有那些买了报纸，打开电视，关注这个消息，打电话去牙防组询问的普通人。

我把他们的故事写成一篇博客，叫《我只是讨厌屈服》。留言里听到了很多声音，有人说：“为什么许多人都选择屈服？因为他们觉得投入太多，收获很少或根本没有。”

也有很多人在博客里留言：“说话，真不容易呢，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却希望其他人都能做个公民，这样才会有人帮我们争取更多的利益、权利……”

还有人说：“在国家垄断企业面前，很多人首先没有自信，为什么没有自信？中国人习惯了听从权威，大家都被这样教育着，权威是至高无上的。”

有部电影叫《飞越疯人院》。麦克默菲是一个装疯躲进精神病院逃避惩罚的流浪汉。所有的病人都在医生安排下统一按程序打针、服药、聊天。但他不肯。进行例行心理治疗的讨论时，他建议将白天的日程换到晚上进行，因为大家想看世界棒球锦标赛的实况转播。

护士拉奇德小姐说：“你要求的是改变一项经过仔细研究后制定的规章制度。”

麦克默菲说：“小小的改变没有害处。”

拉奇德小姐不同意：“有些病人过了很久才适应了作息制度，如果现在一下改变了，他们会感到非常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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