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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第1页）

当然重要了。因为正是这一条款，体现了法治和宪政的精神。法治不是法制。它不是&ldo;依法治国&rdo;，而是&ldo;以法治国&rdo;。依法治国（法制）是以人（统治者）为主体，法律为手段，因此仍可能（当然不一定）是人治，只不过这个&ldo;治国之人&rdo;在行使治权的时候，要以法律为手段和依据而已。以法治国（法治）则是以法律为主体，人（执法者）为手段。在法治制度下，治国的不是人，而是法。立法官员也好，行政官员也好，司法官员也好，都不过是法律体现自己意志的工具和手段。行政官员执行立法机构所立之法，司法官员解释立法机构所立之法，立法官员则根据宪法来立法。立法官员所立之法如果违宪，就不能成立。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都是执行法律的人（执法者），只不过立法官员执行的是宪法规定和赋予的责任而已。而且，无论立法、执法、司法，最终都必须服从宪法。也就是说，在人（执法者）与法的关系中，法是第一位的；在法与法的关系中，最高法律是第一位的；在最高法律中，宪法是第一位的。应该说，这是制宪会议达成的最根本的共识，也是会议最重要的成果。

宪法既然是第一位的，当然马虎不得，必须字斟句酌、斤斤计较。这就是会议代表在许多问题上都达成妥协、宪法初稿也出台以后，会议又开了一个多月的原因。其间，8月15日和8月18日，拉特利奇两次抱怨会议越开越长、越开越乏味，结果还是马拉松。因为不但老问题悬而未决，新问题也层出不穷。比如副总统就是个新问题；修正案，也是新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在会议第三阶段最后三天提出和讨论的。但好歹，9月10日，代表们在讨论了宪法修正案和新宪法的批准问题以后，决定把剩下的工作都交给前天（9月8日）选举的&ldo;文字排列与风格委员会&rdo;。这是制宪会议任命的最后一个委员会，当选的五位委员是：约翰逊（康涅狄格）、汉密尔顿（纽约）、古弗尼尔&iddot;莫里斯（宾夕法尼亚）、麦迪逊（弗吉尼亚）、鲁弗斯&iddot;金（马萨诸塞）。其中，三十五岁的古弗尼尔&iddot;莫里斯文笔最好，定稿的任务主要由他完成。

三天以后，文字排列与风格委员会主席约翰逊提交了委员会报告。从5月25日会议开始，到9月12日宪法成稿，制宪工作已经进行了三四个月。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吐鲁番的葡萄眼看就要熟了，不少代表都有一种丰收在望的感觉，谁也没有想到竟会祸起萧墙。

拒绝签字

9月12日至15日，制宪代表对宪法成稿进行了最后的讨论。这是制宪会议的第四个阶段。许多代表已经显得不太耐烦，然而三个重要的人物‐‐伦道夫、梅森和格里，却在15日提出了先不要通过这个方案，再开一次制宪会议的动议。这当然不会被同意。查尔斯&iddot;平克尼说，在会议即将结束的重要时刻，如此受人尊敬的先生们提出这种宣言，使人感到此刻特别庄严神圣。他说，制宪是严肃的事情，不应该重复。他和其他人一样，对宪法糙案也有意见。但考虑到思想混乱和只能用剑来收拾残局的危险，他愿意支持这个方案。

其实，早在8月31日和9月10日，即宪法成稿提交会议之前，伦道夫就两次提出了这个动议。他主张，将目前这个方案不加限制地交给各邦制宪会议，让他们自由地提出修正意见，提交第二次总体制宪会议，授以全权，最后决定宪法。但大家都不同意。许多人都不愿意自己三四个月的劳动前功尽弃。到15日，他们当然更不同意了。于是表决：

是否同意伦道夫先生的主张？所有各邦都说否。

是否同意经过修改后的宪法？所有各邦都说是。

于是命令将宪法文本誊清。

于是伦道夫、梅森、格里三人宣布拒绝签字。

伦道夫、梅森、格里三位代表拒绝签字，对会议是不小的震撼，也是不小的遗憾。我们知道，这次费城会议的代表名额是七十四名，实到只有五十五名，到最后完稿签字时，则只剩下四十二名。6月4日，弗吉尼亚代表威思因故退席，16日正式辞去代表职务。6月6日，新泽西代表豪斯顿因病退席。7月1日，佐治亚代表皮尔斯因故退席。7月10日，纽约代表耶茨和兰辛因反对制宪会议退席。7月下旬，佐治亚代表胡斯顿因故退席。8月5日，弗吉尼亚代表麦克朗因没有从政经历和兴趣退席。8月13日，北卡罗来纳代表戴维因故退席。8月18日，马里兰代表默瑟因反对制宪会议退席。8月下旬，北卡罗来纳代表亚历山大&iddot;马丁因故退席。8月27日前，马萨诸塞代表斯特朗因故退席。8月27日，康涅狄格代表埃尔斯沃思因故退席。9月4日，马里兰代表路德&iddot;马丁因反对制宪会议退席。退席代表十三人。

其实9月17日签字时不在现场的还有特拉华代表迪金森。他因病于9月15日缺席，但委托里德替他签名。退席代表也并不都反对宪法，斯特朗、埃尔斯沃思、麦克朗、亚历山大&iddot;马丁、戴维、皮尔斯、胡斯顿都赞成。坚持反对到底的，只有耶茨、兰辛、默瑟和路德&iddot;马丁&ldo;四大金刚&rdo;。他们回去以后也大唱反调。耶茨和兰辛还出版《揭秘》一书，矛头直指麦迪逊。原来和他们并肩作战的佩特森和贝德福德则转而支持宪法。佩特森7月下旬离开会议，最后赶回来，似乎只是为了签字。之后他回到新泽西，也积极促成该邦尽快批准新宪法。

这可真叫&ldo;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rdo;。佩特森和贝德福德成了支持者，伦道夫和梅森倒成了反对派。伦道夫的情况我们在本书第二章&ldo;疑云重重&rdo;之&ldo;始作俑者&rdo;一节中已经介绍过了，这里只说梅森。梅森是一个农场主，也是一个政治家。皮尔斯的《制宪会议代表性格描述》说他身材魁梧，体格健壮，看事明了透彻，辩论说服力强，而且立场坚定，坚持原则。从会议辩论记录不难看出，梅森非常重视民权。他后来甚至被称作美国&ldo;权利法案之父&rdo;。这也正是他反对宪法糙案的原因之一。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再说。

梅森和伦道夫都是弗吉尼亚代表，伦道夫三十四岁，梅森六十二岁，正好一老一少。按照我们中国人的理解，作为弗吉尼亚代表，他们本应和华盛顿、麦迪逊同舟共济的。何况制宪会议的主题，原本就由伦道夫揭开；联邦宪法的许多内容，也凝聚了他们两人的心血，怎么说不签字就不签字了呢？

这里面无疑有多种原因。

我们知道，9月12日提出的宪法成稿，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它和许多人的观点并不相同，和弗吉尼亚代表团最初的方案，包括和梅森、伦道夫以及麦迪逊原来的想法，更是相去甚远。问题是麦迪逊在会议过程中不断调整态度、转变立场，以求适应事情的变化。这种做法，你可以说是从善如流，也可以说是见风使舵，还可以说是放弃原则，但非如此不能达成政治妥协，而如果没有妥协，也就没有政治。麦迪逊这样做，显然是对的。

然而梅森和伦道夫却是原则性极强的人。梅森是农场主，有三百多名奴隶，却积极主张废奴。他当然也不赞成宪法对奴隶制的纵容，因为这和他的人道主义原则不符。8月22日，梅森语气激烈地说，每个奴隶主都是天生的暴君，买卖奴隶则是一种罪恶的勾当。这是要遭报应的。我们的国家必因这种罪恶遭到上苍的惩罚，而且结局就在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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