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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第2页）

将领轻浮圆滑，一遇到危险的时候，就会神情慌张，动摇军心；而他们圆滑的言辞，又足以混淆是非。所以，楚军历来不喜欢任用能言善辩的将领。

【原文】

今日所说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

军事是极质之事，二十三史，除班马而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仗为何物，战阵为何事，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今天说的话，不可因为有小的利害冲突而明天就变卦。

军事是非常实在的事情，二十三史中，除了班固、司马迁所著史书以外，其余的著作都是文人凭主观想象的，他们不知道兵器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打仗是怎么一回事，只会以浮华的辞藻、不实的语言随意编造，根本不值得相信。

【原文】

凡正话实话，多说几句，久之人自能共亮其心，即直话亦不妨多说，但不可以讦为直，尤不可背后攻人之短。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是正话和实话，多说上几句，久而久之，人们自然都能理解你的心意，即使直话也不妨多说几句，但千万不可将攻讦别人当作直话，尤其不可以在背后攻击别人的短处。驾驭将领最重要的是推诚，而不是玩弄权术。

【原文】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难，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载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

凡说话不中事理，不担斤两者，其下必不服。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君子之道，最重要的是以忠诚二字倡导天下。当天下大乱时，人们都放纵物欲，彼此都使奸诈的手段，相互吞并，以阴谋诡计来争夺胜负，自己想尽办法谋求安全，而把别人置于最危险的境地。怕难避害，不肯出一点点力来拯救天下的危难。忠诚的人奋起匡正时乱，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天下百姓谋利益，除去虚伪的恶习，崇尚朴实，自己历尽危难，而不要求别人也和自己一样去患难，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把死看成远游回乡一样，无所顾忌，无所惊悸。于是大家都以他们为榜样，也都以苟且偷生为耻，以避事为可羞。我们家乡的几个君子，鼓舞了大家，经历九年的奋战，平定了大乱，这岂不是朴实与推诚的效果吗？

凡说话不切中要领，又不承担责任的人，他的部下就肯定不会服气。

【详解】

诚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被认为是天地万物存在的依据，同时也是人的道德修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曾国藩主张“诚”，而且，在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也是身体力行的。咸丰初，皇上下诏求言，大有一番有所作为的样子。臣子们于是指陈时弊，恳呈己见，一时纷纷纭纭，奏章不下数百件，但大多被以“毋庸议”的上谕而束之高阁，“归于簿书尘积堆中”。血气方刚的曾国藩面对这种情况，颇为愤懑地说：“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这里，“书生之血诚”与“臣下之忠心”完全是同义词。咸丰三年正月，他发出自己办团练后给湖南“公正绅耆”第三封公开信，信上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父君。”“不要钱，不怕死”，是他“血诚”的重要内容。后来，他失败于靖港，在向朝廷的请罪折中信誓旦旦地说，虽然挫折，“仍当竭尽血诚，一力经理”。曾国藩一生正是秉着这股“血诚”来与太平军和捻军纠缠的。他于咸丰十年感慨万分地说：“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又说：“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他简直把“朴诚”当做医治满清王朝的政治病的一服良药。

所以，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自己的下属。例如，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接着他说：“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这里，“忠义血性”与“血诚”也是同义词。

总之，血诚是曾国藩修身、求才、治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是他借以团结一批封建文人、打败太平天国的精神力量，也是他企图“复礼”、实行“礼治”的重要保证和理想途径。这正是魏徵所说的“君子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的意思。

在政治上如此，在军事上，曾国藩也努力实施“诚”。在围攻金陵之战中，曾国荃呕心沥血，李鸿章知道，左宗棠知道，他们只能按兵不动，只能眼睁睁看着这颗又大又甜的桃子掉在曾氏兄弟的手中。当李泰国将要把轮船开进长江时，可急坏了曾国荃。于是曾国荃上疏皇上，轮船不必进入江河，只宜在海上巡逻，防御海盗。曾国藩听说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给弟弟写了一封信：

你是怕李泰国到了金陵搅乱局面，抢夺功劳，为什么不以实情剀切相告？十年苦战，却让外国人以数只轮船夺去了胜利果实，使我忠义将士心灰意冷，使我中华臣民气节受侮，这样的话都可如实上奏。心中本来想说这一件事情，上疏时却在另一件事情上危言耸听，这是道光末年督抚的陋习，欺蒙宣宗可以，文宗就难欺蒙了，现在更不能欺蒙了。

七艘轮船入江一事，我已上奏过三次询问过两次，就是不准李泰国帮助围剿金陵、苏州。李鸿章也曾两次上书恭亲王，想必恭亲王定会心怀内疚。只是太平军还没有消灭，不想再树一个大敌，所以隐忍下来出此一计。君相都把我们兄弟视为心腹，而弟弟你上疏却言不由衷。恐怕朝廷会怀疑我们兄弟意见不合，甚至会怀疑你善用权术。

尽管曾国藩处处想体现自己的诚，但这么做却并不能带来好的效果，如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后，朝廷命他带湘勇剿捻，当时，湘勇多不愿北上，纷纷逃归，或要求请假，锐气全消，甚至哗变丛生，曾国藩只能勉强凑足九千人，因而攻捻主力不能不是淮军。湘、淮军的私属性质，使他一开始走上攻捻战场便考虑到了自己对淮军的控制能力，因此，他调李鸿章弟弟李瀚章办理营务。他直截了当地在奏稿中说：“臣此次驰赴山东，随带楚勇无多，所有潘鼎新、刘铭传、张树声、周盛波等四军，皆系淮勇，经李鸿章兄弟苦心训练而成者。臣拟带甘凉道李瀚章前往总理营务处，庶几上下交孚，呼应又灵。”同时，他请调李鸿章的另一个弟弟、候选郎中李昭庆至徐州练马队，将来作为游击之师，“为国家干城之士”。这些举措是为了笼络李氏家族。曾国藩剖心地说：“吾近年专以至诚待之。”但是李鸿章并不领情，他要求派李昭庆驻防济宁，而以驻济宁的潘鼎新部改作游击之师，直接干预曾国藩的指挥大权。曾国藩无奈，写信给李昭庆说：“防兵、游兵，阁下须与令兄少泉宫保详细商议，乃有定计。”而李昭庆以母亲身体不好为由，竟不请假自归。曾国藩在同一封信中只得说：“就目下已成之局而论，贵军分驻济、徐、台庄三处，只好暂作防兵。”同时，他还开导李昭庆说：“阁下年富力强，器局闳达。鄙人本欲倚以办贼，又以两会兄同领封圻，而淮勇诸军皆助李氏建功成名之人，诸李中无一人身临前敌，与同艰苦，恐无以服诸将之心而塞天下之望。是以专欲阁下勉为其难。”但李氏兄弟坚持固请，李昭庆甚至以不再统军相要挟。曾国藩于是给李鸿章开门见山地指出，这种军事调动，因“目下风波危险，不能遽改。以私事而论，君家昆仲开府，中外环目相视，必须有一人常在前敌担惊受苦，乃足以折服远近之心。……以公事而论，……若非鄙人与阁下提振精神，认真督率，则贼匪之气日进日长，而官兵之气日退日消。若淮勇不能平此贼，则天下更有何军可制此贼？大局岂敢复问？”这样一番大义私情，才算把李鸿章的这场干预风波暂时平息下来。但是，李鸿章的干预不限于胞弟之请，据刘体仁《异辞录》载，他还暗中反对河防之策，给其部属刘秉璋写信煽动说：“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意秦始皇于千余年后遇公等为知音！”后来，李鸿章竟又置曾国藩命刘铭传坚防沙河的军令不顾，代他请求休息。曾国藩忍无可忍，才向李鸿章宣布：“目下淮勇各军既归敝处统辖，则阁下当一时付之不管，凡向尊处私有请求者，批令概由敝处核夺，则号令一而驱使较灵。以后鄙人于淮军，除遣撤营头必先商左右外，其余或进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参，或添募，或休息假归，皆敝处径自主持。”李鸿章这才稍有收敛，但心依然不死，写信给潘鼎新说：“湘军帅藐视一切淮部。如后生小子亦思与先辈争雄，惟有决数死战，稍张门户。”

而且，纵观曾国藩一生的行事，也并不是时时处处都以诚为原则的。这最明显地体现在攻破天京后纵兵劫掠和处死李秀成这两件事上。天京攻破后，御史贾铎在京城中发难，奏请朝廷命曾国藩等将太平天国的金库查明，报部备拨。这是对曾氏兄弟极为凶狠的一招，使他们几无招架之力。无疑，太平天国的大量金银珠宝，在幼天王等仓皇逃命的时候，是不可能悉数带走的。湘军入城后，或者对这些积存已抢劫一空，再也无法“报部备拨”；或者虽尚有劫余，却不愿上缴，以中饱私囊。不管是哪种情况，如果真相大白，曾氏兄弟不但功被过抵，而且声名俱裂。七月十一日，清朝廷根据贾铎的奏折，在廷寄中指责曾氏兄弟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员申儆，勿使骤胜为骄。庶可长承恩眷。”这话中之话，言外之意，路人皆知。但是，对贾铎的指控，确又无懈可击，连曾国藩自己在奏折中也说：“克复老巢，而全无财货，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但是，曾国藩一则说“乃十六日克复以后搜杀三日，不遑他顾；伪宫、贼馆一炬成灰”；二则伪造李秀成的口供，说“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三则说，令湘军将士将所刮金银退出，则“所抵之饷无几，徒损政体而失士心”。曾国藩所指陈的这三点，破绽清晰都是不值一驳的。幸而，清朝廷此时因不愿与曾氏的关系弄得太僵，才在七月二十三日的廷寄中说“逆掳金银，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今据奏称，城内并无贼库，自系实在情形”。轻轻的几句，把事情敷衍了过去，为曾氏兄弟暂时解了围。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曾氏兄弟俘获李秀成之后，没有解京献俘，却于十七天之后匆匆将李秀成杀了。于是众口喧腾，咸谓曾氏兄弟专横跋扈，杀人灭口，种种指摘，充塞朝廷内外，使得曾氏兄弟无以招架。

金陵各营获捷战图清

为解金陵之围，忠王李秀成于同治元年闰八月，亲率大军60万，攻打清军刘连捷各营，清军将领曾国荃率军增援，双方相持46天，终将李秀成击溃。

本来，曾国藩在六月二十三日的报捷折中曾向朝廷请示道：李秀成、洪仁达“应否槛送京师，抑或即在金陵正法，咨请定夺”。按理，曾国藩应待朝廷“定夺”后行事。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却在七月初六放出李秀成饮宴了一通之后，便将他凌迟处死了。把李秀成槛送京师，当时是各方面的共同意见，连曾国藩本人也记述道：“日来在事文武，皆请将李秀成槛送京师，即洋人戈登、雅妥玛等来贺者，亦以忠逆解京为快。”曾国藩为什么既不等朝廷定夺，又拂众人心意呢？且看他的解释：

臣窃以圣朝天威，灭此小丑，除号之洪秀全外，其余皆可不必献俘。陈玉成、石达开即有成例可援。且自来元恶解京，必须诱以甘言，许以不死。李秀成自知万无可逭，在途或不食而死，或窜夺而逃，翻恐逃显戮而贻巨患。与臣弟国荃熟商，意见相同。

在另一奏折中则又解释说：

李秀成权术要结，颇得民心。城破后，窜逸乡间，乡民怜而匿之，萧孚泗生擒李逆之后，乡民竟将亲兵王三清捉去，杀而投诸水中，若代李逆报私忿者。李秀成既入囚笼，次日又令伪松王陈德风到营，一见李逆，即长跪请安。臣闻此二端，恶其民心之未去，党羽之尚坚，即决计就地正法。厥后鞠讯累日，观者极众。营中文武各员，始则纷纷请解京师，继则因李秀成言能收降江西、湖州各股，又纷纷请贷其一死，留为雉媒，以招余党。臣则力主速杀免致疏虞，以贻后患。

后一奏章所述，足见李秀成地位尊，威信高，号召力强，虽不是曾国藩所说的“元恶”，却也是“要犯”，槛送首都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文武各员“纷纷请贷其一死”，曾国藩为何如此专横跋扈，拂舆论而不顾呢？至于曾国藩援引陈玉成、石达开未解京成例，更不足以凭。因为陈、石被俘，在战争时期，情况紧急，而李秀成被俘，则在太平天国既亡之后，可从容行事。李秀成会不会在途中“不食而死”，曾国藩心中更是清楚的。李秀成被俘后，连日撰写了数万言供词，不稍闲暇，并且向曾氏兄弟提出十条建议，明明白白表示：“今见老中堂恩惠甚深，中丞大人智才爱众，惜士恩良，我愿将部下两岸陆续全收投降，而酬高厚，以对清皇上，以赎旧日之罪。”“若我有此本事收降我之部众，再有复变心，仍祈正国法；如办不成，亦正国法。是定我此者，实因欲保民为乐之意。”李秀成“免我兵不可再坏凡民”的欲望甚强，岂会中途“不食而死”？且赵烈文、周阆山曾审问过李秀成，李秀成“言次有求活之意”。这点，曾国藩不会不知道。所以，恐在途“不食而死”之说，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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