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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第1页）

我觉得不这么简单。我是说，道德的棍子别下得太快。东德&ldo;亡国&rdo;以来，东柏林书摊上突然充斥着童年的书。现实生活的残酷，使人往过去寻找慰藉，恐怕是人之常情。回顾过去，往往有心理治疗的药效，因为梳理历史能帮助困惑的人厘清现在、窥见未来。国破山河在的东德作家突然开始缅怀童年‐‐一条河、两株老树、织毛衣的老奶奶、呼喊喂鸡的母亲‐‐将破碎山河用童年的色笔重新组合、复原。

让它发出朦胧的温柔的光彩，你说是腐败，我说是作者和读者集体治疗不可或缺的一步。

在国破山河在的最痛苦的时刻，童年的记忆会在每个人心深处点亮一点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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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东柏林所怀念的旧，不见得一定是那个如今已失败了的政权（从前，许多人以能和那政权代表握手拍照为荣）。他们可能只是模糊的、感性的，怀念一段无忧无虑的人生。

东德，是一个巨大的幼稚园；人们的生老病死鳏寡孤独全部由国家照顾，犹如穿围兜吃手指的孩子们把一切放在老师的手里。社会主义国家的百姓没有失业的恐惧，幼稚园的孩子们也不怕时间到了有谁会吃不到点心。孩子们无忧无虑，东德百姓过得也是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日子。当年，除了政治恐惧之外，他们什么恐惧都没有；现在，除了没有政治恐惧之外，他们什么恐惧都有‐‐失业、房租、水电费、不安全的未来……

谁不怀念无忧无虑的时光‐‐管他妈的哪个制度？！

东柏林人怀念共产党政治的东德时代，你不能因而说腐败，就如当年有些台湾人怀念日本天皇统治的日据时代，你不能因而说他奴性，一样的道理吧17

统一之后，德国开始追究东德秘密警察的活动，调查所有曾经和公安部合作的线民。穆勒说，这种&ldo;秋后算帐&rdo;是一种卑鄙的阴谋：西德试图籍此制造东德人的集体罪恶感、羞耻感，进而迫使东德人对西方物质文明低头，心甘情愿的接受殖民！

统一，其实是西方对东德这类&ldo;第三世界&rdo;国家的全面侵略和占有。

共产政权用各种手段铲除异己，这个过程叫做&ldo;清算&rdo;。倒过来民主政府（你看，我不用&ldo;政权&rdo;这两个字）用各种手法（你看，我不说&ldo;手段&rdo;）将思想上仍旧依附共产主义的人（你看，我没说&ldo;异己&rdo;）从权力结构中剔除（我不说&ldo;铲除&rdo;），这个过程，叫做&ldo;拨乱反正&rdo;。那么谁来决定这是清算斗争还是拨乱反正呢？当然是那赢的一方，谁赢了，谁就得到诠释历史、界定历史的权利。令东柏林的遗老精英所寝食难安的是，他们警觉自己已经失去了历史的诠释权。

历史的诠释权失去了又怎么样呢？它比香蕉糙莓奇异果、比约翰走路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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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8月，台湾汉民族据守虎头山武装抗暴，被日本殖民政府严厉镇压，逮捕两千人，其中800人在临时法庭上宣布死刑。是为西来庵事件。

九岁的杨逵，和大人躲在紧闭的门后，窥视日军的炮车轰轰地驶过。

过了很久以后，我成为中学生时候，搜求小说及其他书来看，其中有一本日本人秋译鸟川所写的《台湾匪志》，此书把西来庵事件写成&ldo;匪贼讨伐&rdo;，明明是对迫害的反抗，为什么变成&ldo;匪贼讨伐&rdo;呢？我有了非常强烈的疑问……为了纠正被歪曲的历史，希望透过小说写出真相。

这是杨逵成为作家的开始‐‐他要争回历史的诠释权。

从日本人手中争回的权利却又让跨海而来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夺走。在国民党的主笔下，台湾的本土历史呈现一片模糊空白，二二八事件成为新版本的&ldo;匪贼讨伐&rdo;：

日文被禁之后，一代旧朝精英，如杨逵，如吴浊流，其声音都被剥夺：语言、文化、历史，一夕之间彻底异化，自己成为边缘人，所有的定义由别人来下，连否认拒绝的权利都没有。

1990年，德国统一了，西德文化吞噬了东德。被统一的知识精英站在急流中，眼睁睁看着脚下本土文化的沙洲不断地被冲击流失，几乎不再有落脚的寸土‐‐他们已经开始了内在的、心灵的流亡，在自己的国土上流亡。

流亡的人，就是那失去历史诠释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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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杨逵的后代，又逐渐夺回了那个权利。二二八的历史已经重写，坊间充斥着&ldo;我爱台湾&rdo;的书。

在此同时，突然有一个幽幽的声音：

&ldo;从前，他们不会冲着你说闽南语，知道你不会。现在，他们根本不甩你，你不会，就不必留在这里，台湾现在是阮在当家！写台湾文学史，更离奇了，外省作家连名字都没有了，好像我们根本没在台湾活过，外省人的历史一片模糊空白……&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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