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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服饰制度与社会风尚（第1页）

“明代社会生活史（..）”！

第一节

服饰制度与社会风尚

每当新王朝建立之时，就会重新建立起一整套的衣冠服饰制度，通过制度的建立以规范人们的行为。明代也不例外。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或者是因为地域的差异，服饰的社会风尚也是各呈风采。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代服饰时尚的形成是服饰等级制度日趋崩坏以后的产物，而服饰时尚一旦形成，则对传统的等级制度就会产生更大的冲击。

一服饰等级制度

明初洪武元年（1368）的某一天，都城南京，风和日丽。一群不知深浅的军人、游民，一时兴起，将靴子的高帮截短，并用金线作装饰，足蹬短靴，穿着鲜艳华丽的服装，聚在一起，蹴鞠玩耍。突然，街上蹿出一帮公人，一把铁链，将这些人锁住，带到五城兵马司。经过上报朝廷，这些人最后均落得一个被卸了脚的可悲下场。

这批人为图一时兴致，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一件很不经意的小事，使他们成为触犯朝廷大法的罪犯而被砍了脚。事情的原由还得从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法令说起。

众所周知，自元世祖起兵大漠，统一中国以后，变易中原旧制，使原本中原地区的衣冠制度荡然无存。这种“胡俗”的特点就是，不论士庶，还是百姓，都是辫发椎髻，衣服则为袴褶窄袖，还有辫线腰褶。妇女的衣服为窄袖短衣，下穿裙裳。洪武元年，朱元璋下了一道诏令，恢复唐代的衣冠制度。诏书规定，士绅百姓都在头顶束发。朝廷官员的装束为头戴乌纱帽，身穿圆领袍，束带，着黑靴。士子百姓的装束是戴四带巾，穿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两种颜色。教坊司乐工头戴青色卍字顶巾，系红、绿两色帛带。士绅百姓妻子的首饰允许使用银并镀金，耳环用黄金并珍珠，钏、镯用银。穿着的衣服为浅色团衫，用纻、丝、绫、罗、绸、绢制成。乐妓带明角冠，穿皂稍子，不许与庶民妻子相同。

（一）服饰等级制度中的面料、样式、尺寸、颜色规定

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主要从面料、样式、尺寸、颜色四个方面，确立了一代服饰的等级制度。

这套服饰制度的中心内容是贵贱有别，服饰有等。不同等级的人，都只能享用本等的服饰，不能混同，更不能僭越，越礼犯分。

从服饰面料来看，只有王公贵族、职官，才能享用锦绣、纻丝、绫罗等服饰面料，庶民百姓之家不能穿着锦绣一类的衣服，只能用绸、素纱。而商人，只能用绢、布，更不许用绸、纱，部分体现了朱元璋重农抑商的思想与基本国策。

首饰只有皇宫后妃、命妇可以用金、玉。一般百姓家的女性起初耳环可以用黄金、珍珠，钏、镯并其他首饰则只能用银，或在银上镀金。到了后来，更是严加限制，百姓家妇女首饰只能用银。

至于品官、庶民服饰的面料、质地，在洪武六年（1373）颁布的法令中也有详细的规定，并予以整齐划一。一品、二品官用杂色文绮、绫罗、彩绣，帽顶、帽珠用玉；三品至五品官，用杂色文绮、绫罗，帽顶用金，帽珠除玉外，其他可以随意使用；六品至九品官，用杂色文绮、绫罗，帽顶用银，帽珠用玛瑙、水晶、香木；庶民百姓用绸、绢、纱、布，巾环不许用金、玉、玛瑙、珊瑚、琥珀等作为饰物；掾史、令史、书吏、宣使、奏差等杂职，凡是未入流的官员，所用均与庶民相同，帽不用顶，帽珠可以用水银、香木；校尉束带、幞头、靴鞋，雕刻杂花象牙绦环，其余与庶民同。

就服饰的样式而言，各色人物也均有自己的本等服饰，不能僭越。职官的装束大致已如上述，总体上为头戴乌纱帽，

身穿圆领袍，腰间束带，脚蹬黑靴。职官的服装，也以品级的高下而样式各有不同，等第俨然，大体是以袍上的动物绣图区分品级的高下。此外，尚有两项特殊的规定：一是从一品到六品的职官，可以穿四爪龙图案服色，并用金绣制成。二是勋戚之家，只有合法继承爵位的嫡长子一人可以用纱帽束带，即用文官服色，其余只能使用武官品级服色。

教官虽属文官系列，按品使用文官服色，但他们为人师表，需要有所尊重，在服饰上也当另作规定。起初，府、州、县学官的冠服与士人未入仕者相同，而阴阳、医学等技艺之流却有冠带。洪武二十五年（1392），朱元璋规定，教官上任，都赐衣服，“使之所重”。

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又下诏，给学校训导冠带。

生员、贡监生为缙绅的后备力量，一向为明太祖所重视，所以也有他们的本等服色装束。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命工部制生员巾服的式样，三易其制，始定生员衣冠。这就是生员头戴软巾，腰系垂带，身着襕衫。襕衫始于唐代。唐人马周采用三代时的布深衣，又在其下加上襕及裙，称之为“襕衫”。明代生员的襕衫用玉色绢布制成，宽袖，皂色缘，皂色绦。

根据明代的制度，生员贡举进入国子监以后，服色一无所变，直至殿试并选授官职后，才改穿命服。洪武年间，曾允许监生带遮阳帽，作为长途遮阳之用。这种遮阳帽就是举人圆帽，大体与唐代的席帽、宋代的“重戴”相近，举人、监生往往私自戴此帽，作为自己的本等服色，以便与生员监生相区别。洪熙年间，又将监生的蓝衣改为青袍。

令史、典史在职官系列上属于杂流，也有自己的本等服色。以前，五军都督府提腔、掾史，六部都察院都吏，各道书吏，都已制巾，样式与庶民之巾不同。洪武三十年（1397）下诏，命天下令史、典吏都戴“吏巾”。

妇女尤其是那些诰命夫人的服饰式样，也是井然有序。洪武五年（1372）二月，定文武官员命妇服饰。命妇服饰包括大衣、霞帔，以霞帔上金绣纹饰的不同作为区分命妇的等第。至于民间的妇女，礼服只能用素染色，绝对不能用纹绣。

同年九月，又定命妇礼服式样。命妇礼服为圆衫，用红罗为面料，上绣重雉作为等第。其中一品九等，二品八等，三品七等，四品六等，五品五等，六品四等，七品三等，其余则不用绣雉。

洪武二十四年，又定命服冠服。其中公、侯、伯命妇与一品命妇相同，穿大袖衫，用真红色。二品至五品，纻、丝、绫、罗随意使用。六品至九品，绫、罗、绸、绢随意使用。霞帔褙子，均用深青色缎匹。公、侯及一品、二品命妇，金绣云霞翟纹；三品、四品，金绣云霞孔雀纹；五品，绣云霞鸳鸯纹；六品、七品，绣云霞练雀纹。命妇的首饰，一品命妇冠，用金饰；二品至四品冠，用金饰；五品至六品冠，用抹金银饰；七品至九品，用抹金银饰。当然，不同品级内首饰质料虽相同，然又以件数的多寡加以区分。

确定了命妇与庶民妻子衣服首饰的等级之后，至于那些待字闺中女子的服饰，也有统一的规定。按照宋代的制度，女子年二十而笄，未笄之前，服饰之制，史无明文。洪武五年（1372）规定，闺中女子服饰一概作三小髻，金叉珠头巾，穿窄袖褙子。

明代服饰制度除贵贱有序之外，另外重要的一点就是良贱有别。乐工、优伶、娼妓这些贱民，其服色显然又要低庶民百姓一等。明太祖在南京乾道桥创立一座富乐院。其中男子戴绿巾，腰系红褡膊，足蹬带毛猪皮靴。妓女戴皂色冠，身穿皂色褙子，出入不许穿华丽的衣服。

如前所述，乐工起初是戴青色卍字巾，系红、绿二色帛带。而乐妓则戴明角冠，穿皂色褙子。顾起元的记载与此稍异，说明其间仍稍有变化。到了洪武二十一年，教坊司乐妓就连戴冠穿褙子也在禁止之列。很显然，乐工、优伶、娼妓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对其服饰的限制，无非是以此与庶民相别。

服饰的尺寸大小也有定制。明初所定服饰的尺寸，追求宽大，反对便易短窄，以求遵守古制。其中规定：官员衣服宽窄以身为度。文官衣长自领至裔，离地一寸，袖长过手，复回至肘，袖桩广一尺，袖口九寸。公侯、驸马与文职相同。耆民、儒士、生员衣服尺寸与文职同，只是衣袖稍短，过手复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长离地五寸，袖长过手六寸，袖桩广一尺，袖口五寸。武职衣长离地五寸，袖长过手七寸，袖桩广一尺，袖口仅出拳。军人衣长离地七寸，袖长过手五寸，袖桩广不过一尺，窄不过七寸，袖口仅出拳。

显然，这种对衣服尺寸的规定包含以下两层用意：一是通过衣身、衣袖的长短，袖桩的宽窄，袖口的大小，藉此区分官与民的不同身份。长、宽、大者，为官；短、窄、小者，为民。当然，在民之中，同样也有列于“四民”之中的农、工、商与没有“生理”的游食光棍之别。根据史料的记载可知，晚明那些在街上整日游荡的光棍，他们的穿着打扮大体上是“短衣长裙，高帕细网”。

这种穿着既遵循了一种“民”的等级特点，却又与一般的百姓有别。在中国的服饰文化中，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一直流衍至清末民初，以致时称缙绅为“峨冠博带”，

劳动工人为“短衣帮”。二是藉此区分文武，在服饰上更多地考虑文武的差异。武官、军人的衣服尺寸比文职短小，其用意显然已将实用性因素考虑在内。换言之，文官衣服尺寸追求观瞻，而武官、军人衣服则追求实用。

此外，明太祖朱元璋限定服饰的颜色，藉此确立等级。服饰颜色，历代异尚，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汉尚赤，唐服尚黄。明代继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服色所尚为赤色。官员服色以赤色为尊，甚至在征讨蒙古人时，所用旗帜、战帽、袄裙，全用红色，其原因均是由于明朝“以火德王，色尚赤”之故。

当时还规定，玄、黄、紫三色为皇家专用，而官吏军民的服装，均不许用这三种颜色，违者即属触犯法律。

（二）服饰等级制度的基本特征

按照传统的观念，只要将衣冠制度整齐划一，就可以改变风俗。道理很简单，帝国传统的服饰观念认为，中国与蛮夷的根本区别，在于中国崇尚文物；而人类与禽兽的主要差异，则在于人类有衣冠。明太祖朱元璋所刻意创设的一整套服饰制度，除了变革“胡风”、恢复汉、唐衣冠之制外，其中的服饰底蕴仍然包括传统的等级制与礼教两大特征。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其一，这套服饰制度自始至终贯穿着传统的等级制度，其目的是为了维系贵贱之等，以便良贱有别。

正如明人解缙所言：“其士农工商之人，异其衣冠，使四民不收之人，无容其身。”

可见，所谓“异其衣冠”，也就是等级差别。概言之，一是官、民之别，也即只有官员之家衣服才可以用金绣、锦绮、纻丝、绫罗，而一般庶民百姓就只能穿绸、绢、素纱；庶民百姓之靴不得裁制花样，并用金线装饰；庶民百姓家妇女首饰、钗、镯，不许用金、玉、珠、翠，只能用银。二是农商之别，即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之衣，而商人就只能穿绢、布；农家有一人经商，就不许穿绸、纱。

所谓“四民不收之人”，一是指游民，二是指贱民。等级制的理论基础是“天尊地卑，理势之必然”，而其目的就是为了让百姓居处安分，安于本等服饰，不得僭用。这套服饰制度，尽管自明中期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受到冲击，但直至明末，服饰等级制度仍然在发挥作用。如明末清初人姚廷遴就说，“明季服色，俱有等级”，秀才戴巾，百姓戴帽。如果是一般庶民百姓，即使家里极富，不许戴巾。

这是最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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