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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第1页）

卡斯特罗的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又有聪明的揉合。在历经400多年的殖民和半殖民统治之后（我们却不该忘了：古巴白人自己又是古巴黑人和华人的殖民者），古巴人有了一个自己的总统，他能对苏联说不，更能对美国说不。一个极权政府若让人民相信它同时是民族主义者时，政权就容易巩固。

卡斯特罗不愚笨。在1997年的哈瓦那，房屋残破不堪，马路坑坑洞洞;人们花五六个小时等候公车上下班;垃圾堆散发出恶臭，垃圾车没有汽油，不能来按时清理;教授每月工资只能买16瓶牛奶。在这样困窘无望的时候，大街小巷看不见鸡蛋青菜，只看见无数个革命博物馆，无数个革命先烈的石膏像，无数本革命书籍、无数革命像与画册、革命纪念章、纪念碑、纪念公园、纪念建筑、纪念标语海报……

观光客来到哈瓦那，发觉这个城市什么都没有，除了革命。但是革命能吃吗?卡斯特罗当然知道革命不能吃，但是为了不让饿肚子的人上街闹事，他必须随时随地提醒古巴人欠着他的革命债。

古巴不同于东欧，还有一个原因：东欧有西欧的榜样，而古巴只有拉丁美洲。西欧的民主和富庶一直是东欧现实的&ot;另一个可能&ot;

（alternative）。古巴的&ot;另一个可能&ot;却是拉丁美洲几十个贫富严重不均，政治斗争血腥的所谓&ot;民主&ot;国家。智利可以做样板吗?那儿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ot;失踪&ot;。萨尔瓦多可以做模范吗?那儿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被谋害。拉美甚至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像古巴一样提供全民保健。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古巴的婴儿死亡率降到15，可以与先进国家相比。拉美的&ot;民主&ot;对古巴人所呈现的是一个比古巴更糟的可能。1952年出生的古巴小说家pene

vazaezdiaz说：

&ot;我们想效法的是西班牙式的民主演变：照顾社会的市场经济、多党政治、充分人权。但是啊，西班牙模式成功因为那是西班牙，不是危地马拉、尼加拉瓜、智利、巴拿马或是古巴。如果西班牙的冈萨雷斯是在萨尔

瓦多搞运动的话，他的下场一定是在万人坟里一枪毙死;死在他身边肯定是他的同志，生殖器被切下来塞进嘴里!波兰的瓦文萨到了危地马拉会怎么样?工会主席吗?不，秃鹫的肉粮!&ot;

恐惧拉丁美洲的&ot;民主&ot;梦魇，恐惧流亡海外古巴法西斯派的反攻复辟，恐惧超强美国的殖民势力，使得古巴的反对者犹豫不已;他们知道卡斯特罗的政权毫无希望，但是卡斯特罗之外的选择，只可能更坏，更惨。

卡斯特罗也不断地告诉人民古巴小岛外到处都是敌人：拉美的血腥独裁、流亡的法西斯、随时要吞噬古巴的美国。美国在1996年加倍严酷的禁运更强化了卡斯特罗的修辞。于是，古巴人就生活在双重恐吓中：

美国人说，如果不除去卡斯特罗，古巴人的生活将更困难。卡斯特罗说，如果不与我合作，美国人马上要来奴役你。

最糟的是，两个恐吓都是真的，两个后果都是可怕的。

强人政权，他只要能成功地让人民相信海峡对岸的大国比他自己更可怕，就可以安稳地掌权，一切人民的权利都可以因为那个敌人而合理地压缩。这是典型的以恐吓威胁治国。但是当古巴人真正有一天连一块面包都没有的时候，恐吓威胁大概也没用了吧?!

199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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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唐人街

黄昏唐人街

如果不是活不下去了

如果不是活不下去了，中国农民不会离乡背井、蹈入烟海吧?1840年，林则徐在广东海滩上焚烧鸦片;60个官员指挥着500个苦力，烧了23天才烧完。

当白烟滚滚遮了天空时，中国的官员还不知道中国已经进入剧变的时代，乡下不识字的农民却在以身家性命做最后的赌注：他们早已在剧变中。农村经济的破产迫使成千上万的农民往外逃生，开启了半个世纪的&ot;契约华工&ot;流亡史。

正是欧洲帝国殖民主义全盛的时候。白人在强取豪夺而来的土地上深耕密植，需要大量的苦力，四处招买。活不下去了的中国农民或者自愿或者被掠被迫，与&ot;蛇头&ot;签订了卖身契约。人，像猪一样地买来卖去，于是称为&ot;猪仔&ot;。1855年，澳门有五家&ot;猪仔馆&ot;专门贩卖人口;20年后，增加到300多家。新加坡的&ot;猪仔馆&ot;甚至是政府批准的。一有需要&ot;猪仔&ot;的消息传来，人口贩子立即进人大陆农村或买或骗或绑架，最后塞上轮船，驶进大海，19世纪中到20世纪初半个世纪中，有700多万中国人被卖到海外。

即使是在帝国主义横行的19世纪中叶，这也不是件理所当然的事。英国已经在1808年立法禁止人口贩卖;英国船舰在加勒比海上巡逻，抓到人口贩子时，马上予以绞刑。西班牙于1817年，美国在1865年南北战争后，都废除了人口的买卖。也就是说，那成千上万的澳门、香港、广州、汕头被卖出的中国农民登上的都是走私船。

人，被锁在舱底。在大海的颠簸中，像猪一样挤塞到最密的程度，不能动弹。挡得住饥渴的人也挡不住疾病，病死的人就被抽出，抛向大海。在1850年到1856年的短短几年里，共有12艘船驶往拉丁美洲，共载了3931人。中途被打死、病死的，将近1000人。

1847年7月29日，第一艘这样的&ot;猪仔船&ot;在哈瓦那靠了岸。是条小船，上来了206人;当然，在航行的海上炼狱中已经死了100个人。这200多个中国苦力上身赤裸，背上全印着一个&ot;c&ot;宇，代表&ot;古巴&ot;。他们一上船就被打上记号，像猪牛被烙印一样。

岸上，白人买主焦急地等着。这个时候，古巴是全世界最富的殖民地，糖业鼎盛。绵延至天际的甘蔗田等着苦力的工作。华人被剥光了衣服，检查身体。身体健康的，一个人头卖10块比索，由买主领走。

逐渐地，这些出生在广东乡下的农民了解了他面临的未来。从12月到5月间，他必须一星期七天、一天十三、四个小时地在甘蔗田里做苦工。每月工资4个比索‐‐但他得先偿还庞大的路费。头两年，他因此没有工资。他的卖身契是14年。如果试图逃走，他可以被吊死。

&ot;猪仔船&ot;一艘一艘驶进哈瓦那的港口。1861年，哈瓦那有35万华人。在35万华人中，只有57个女性。14年前第一批入港的华工在这一年解除了契约，得到了自由。他们便像全世界各地流散的华人一样经营小生意：餐馆、洗衣店、杂货买卖。当生活有了一点点着落，就写信回家，把留在家乡的儿子或兄弟侄儿招来帮忙。

在1868至1878年的古巴独立战争中，许多自由华人加入了&ot;古独派&ot;的军队，和西班牙殖民政府作战。最有名的是tenientetankredo（华文名字已不可考）。他受重伤，被西班牙政府军逮捕。西班牙军人称他为&ot;苦力&ot;要放走他时，他从军装口袋中取出文件，证明自己是&ot;古巴解放军&ot;的高级军官，不是一个无名的中国苦力，&ot;射吧!&ot;他说。

100年后，在卡斯特罗所竖起的革命纪念碑上还有两行小字：&ot;在华裔古巴人中，没有一个革命的叛徒，没有一个革命的逃兵。&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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