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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 21泛（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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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王朝日益消瘦的同时，庆亲王府却日益膨胀肥沃起来。对于张之洞铸钱开源，庆亲王弈劻那种难受的样子，可想而知。在户部一而再，再而三的参劾下，西太后终于下旨湖北停铸银元。由户部银行出面改铸略重一些的新银元。而原先湖北铸的一元银元，全行废除，收回改铸，一切费用，由户部拨给。在唐飞的手里，有几本父亲蔡锡勇留下的笔记。这是大公子蔡璋，即唐飞同父异母的哥哥，按照父亲的遗愿，特意留给唐飞的。他的父亲曾取法美国Lindsley一派速记术，也在研制中国式的速记。

他著有《传音快字》，但唐飞对之认识甚浅。也许是父亲在天之灵的启示，唐飞隐隐约约知道这几本笔记其实一定和银库有关，但唐飞看不懂这天书。不过唐飞注意到，在最初的改铸银币时，由于户部、湖北藩台和银元局三方共同参与，互相监督，收购和改铸进行的有板有眼。不过，自银元局和铜币局合并为武昌造币厂，直属度支部后，银元的改铸就不那么规范了。当然，这和从民间回收这批银元越来越困难也有些关系。也就在这个时候，唐飞兄弟的主动让贤，让我担任了“泛”的首领。唐飞把蔡锡勇的笔记拿了出来，给我、周而成、邓兆麟等人一起研究，终于对这批银元的来龙去脉有了进一步了解

。原来，对张之洞赤胆忠心的蔡锡勇，也许已经预感到庆亲王弈劻一定会指示户部和湖广的地方官员，在张之洞调离武汉后，会对这批财富大动手脚。蔡锡勇的笔记则是详细的有关银元的账冊和银库进出的原始清单。这样一来，谁要再动手脚就很容易从根本上被人查出。唐飞自己则更加仔细观察银库里的点点滴滴。为此我们“泛”的几个最高领导人也经常讨论这件事。终于，老鼠露出了它的尾巴。我们发觉，度支部湖北的童总管和湖北总督瑞澂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随着收回的老银元越来越多，度支部的银库也越来越挤。然而，却再也没人催促老银元的改铸之事了。由于知根知底，我们“泛”已经能琢磨出瑞澂他们一定在酝酿着什么阴谋。

辛亥年八月中秋时，武汉三镇已處於瞬息萬變之际。瑞澂指示铁忠做好应变的准备工作。应变计划中有一项准备工作就是在“楚豫号”战舰上建立一个临时的战辕，以便万一陆地督署失守后，瑞澂可以在战舰上继续指挥。因此，除了在舰上腾出更多空间准备让瑞澂他们居住外，还要准备大量的衣食用品等。除此之外，铁忠还派我负责官钱局，铜币局和藩署等间的联络，做好钱财转移的准备工作。瑞澂终于发话了。他明确提出首先要把度支部的银库的老银元运往“楚豫号”。铁忠命令我开始实行准备核实和打包银元等事项，他特别提醒我，这是瑞大人非常重视的。可以说，湖北情报系统中，我们“泛”占据了半壁江山。如果当时我们要对湖北的革命党人下手的话，那情况就不是日后的那个样子。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重要决策，我们都知道。

1911年，10月，要是我们“泛”出手的话，结果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哪！？对于各类情报，我们有商讨和研究的习惯。每当我们把整理得有条不紊的情报上报时，总会得到瑞大人满意的夸奖。其实，这些情报已经“过滤”过了。我们“泛”的原则是观察社会，不参与政治斗争，但实际操作时总会或多或少有些偏向。总的来说，我们还是比较同情像黎元洪这样的“开明人士”。对黎元洪，我知道的比一般人多得多。早在十年前，我随铁良视察武汉，我就知晓了他。后来，我随铁忠到湖北，新上任的湖广总督瑞澂曾交代了一个绝密的任务，那就是要我们调查黎元洪。

当然，具体经办人就是我。瑞澂虽然并不确知革命党人的详细计划，但他通过我领导的情报系统完全了解他所面临的危急形势。当时的湖北新军总共一万五千人中，革命党人和同情者已发展到四、五千人。瑞澂虽然并不确知革命党人的详细计划，但他通过我领导的情报系统完全了解他所面临的危急形势。当时的湖北新军总共一万五千人中，革命党人和同情者已发展到四、五千人。瑞澂首先在对湖北军队进行整改，他任命铁忠为军事参议长官，参与掌管湖北新军。接着，取消了黎元洪的兼管马、炮、工、轴各队事务和兼辖湖北水师的权利。成立水上巡捕大队和缉捕队，扩充宪兵队为宪兵营，对武汉三镇分块而治。并委任铁忠为督练公所总办，全面调派各部队、各兵种，凌驾于湖北新军之上。

作为铁忠的左膀右臂，我全面负责情报工作，特别是对高级军官的稽查。瑞澂那种极端的做法，都是极个别集团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和色彩的，而且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是我们这个又穷又落后的国家承受不起的。但是，作为对个人品质和性格来讲，我们又很不喜欢黎元洪这类人，他们总在生存是人类最大的权利的信条下，心安理得地活着。趋炎附势也罢、中间骑墙也罢、苟延残喘也罢，看人眼色圆滑地生活着，给历史留下的是一堆堆软体动物的残骸。相反的，我们对于那些党人，特别是那些下层的士兵，对他们个人的那种大无畏的反叛精神，还是很欣赏。

比如邓玉麟，为了搞经费，到处上门勒索，为此，我们派邓兆麟暗示他，我们知道他不是一般的强人，但还是希望他停止在社会上的这类活动，即可以既往不咎，不伤害革命党人，又让整个社会表面和谐一些。又如彭楚藩，自湖北宪兵学校毕业，时由我审核其历史，发觉他曾因加入日知会，涉嫌被逐出炮队。但我同意其加入宪兵，后因勤于职守，被升为宪兵营正目。我其实很注意他，如在辛亥年中秋时，他也顾不得合家团圆，而将妻子女儿打发回老家华容。这就表明了起事在即。有这么件事，我们“泛”就很清楚。武昌首义前夕，共进会活动经费奇缺，适逢该会会长刘公携巨款来汉，党人希望他资助革命，但刘公以托词推辞，党人们无法可施。邓玉麟和党人彭楚藩商量，决定和刘公来硬的。

这时彭楚藩为宪兵营正目，那天，他身穿宪兵制服找到刘公，开门办学就对刘说：“听说你准备北上捐道台？”刘公不悦说道：“买官乃家父之意，我不过借此向家中索款输助革命。”彭楚藩伸手道：“目前新军运动成熟，只是缺乏举事资金，既然如此，请把汇票交给我们！”刘公更加不悦了：“这笔款子，顶好由我自己保管。”彭楚藩唰地站起身，声色俱厉：“共进会已选有管财务的负责人，你却不愿把钱拿出来，难道真要去北京捐道台？那好，这是你的手迹吗？我将持此首告于官。”说着，出示刘公从东京同盟会抄回的革命方略。刘公无奈，只好尽数拿出银票。这个故事意味深长。很能看出邓玉麟和彭楚藩等下层党人的性格，它还说明任何时候，“穷”和“富”都是一对很难调和的矛盾，也许，这才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基本的矛盾。从我们这个角度看，武昌起事成功是必然的，迟早的事；它要是失败或夭折反倒是让人费解的。“事成于思毁于随”！我们得益于老祖宗的教诲，为此，我们“泛”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人算不如天算，起事那天风云突变，特别在义军用大炮轰击总督府后，瑞澂慌忙在总督署围墙上凿了一个大洞，逃上了停泊在江心的“楚豫号”，这时逃命才是第一重要的。很快，藩库、官钱局、铜币局、造币厂等都被义军占领，所有钱财都来不及带走。一天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一切是瑞澂完全始料不及的。那天，我在巡防水师。

我们“泛”在义军攻打藩署时并没有闲着。自从汉口破获了共进会的领导机关后，刘同在被捕不久就招供了，加上宪兵队所获的党人花名册，瑞澂指示按图索骥抓捕革命党人。形势突变，一切都表明双方的最后决战就在眼前。瑞澂否定了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温和派的安抚为主的建议，决定对党人实行坚决镇压。我们“泛”根据湖北敌对双方力量的对比，相信瑞澂对革命党人的残酷镇压，只会加剧自己失败的速度。瑞澂和铁忠给我的任务是安排联络，特别关注把那批财物转移到“楚豫号”上去，这个使命正合我意，这样一来，能让我有权随意安排“泛”系弟兄，让他们自然而然地执行我和唐飞、邓兆麟等人原就精心策划的计划，也为我们在历史突变时，顺利执行我们“泛”的关键一击提供了便利。我们准备了三条船，首先安排家眷们一起上船。那天，当楚望台炮火隆隆时，我们就开始装船准备撤移。在一般人看来，藩署是湖北布政使衙门和藩库的所在地，湖北全省的现金均汇集在那里。因此，起义党人首先向藩署猛攻，布政使连甲是少数顽固抵抗的官员。他们那儿打了一夜，拂晓时才停火。其实，我们的真正目标是唐飞守卫的属于度支部的那个银库，它隐蔽在蛇山后山的山洞里，外人很难知晓。

后山有暗路直通长江边，在他们双方一夜的激烈战斗时间的里，我们已经把所有的老银元等都稳妥地装上了船。当然，最重要的一步是我们并没有按瑞澂的指示把它转驳到“楚豫号”上去。我们“泛”相信，大清朝必亡，我们是决不会做它的殉葬品的。这一天，湖北巡防水师的三条船，满载着胜利果实和“泛”的希望，向湖南驶去。厚积薄发，这一天，我们已经等待了很久，很久。1911年10月10日，那笔瑞大人甚至可能还是北京的庆王爷都垂涎三尺的巨大财宝，并没有按计划被移送到“楚豫号”战舰上，而是被我们转移出湖北。“静如处子，动如脱兔”；我们做到了，所以，我们“泛”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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