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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群体领袖及其说服的手法（第1页）

（1）群体的领袖

了解了群体的精神结构，也就明白什么力量能对他们的头脑产生影响。接下来要讨论的是，这些力量如何发挥作用，是什么人有效地把这些力量转变成了实际的行为。

有群体的地方，就有领袖，不管组成群体的是人还是动物，也不管他们为什么聚在一起，只要他们组成了群体，就会弄出一个头领来，并且本能地让自己处在他的统治之下，这个头领就是领袖。有的头领只不过是个小头目或煽风点火的人，即使如此，他的作用也非常重要。

他的意志帮助群体形成意见，再将意见汇成一致，可以说，他是核心，他是各色人等形成组织的第一要素。他为群众组成派别铺平了道路，假如没有这个人，一群人如同失去了头羊的羊群，变得六神无主不知所措。他让精神力量在群体中产生影响，然后把它有效地转变成了实践的力量，尽管这种力量可能意味着破坏、杀戮甚至是毁灭。

现在，就让我们展开新一轮的研究，看一看这个对群体至关重要的人，究竟是如何产生，又有着怎样的特征以及他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领袖最初不过也是被领导者中的一员，混杂在芸芸众生之间，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本人也会被一些观念迷惑，成为这些观念的使徒。他对这些观念十分痴迷，除此之外，其他事情都无足重轻了。对他来说，一切与他信念相反的意见，不是谬论就是迷信，他坠入了对信念的极端狂热中。群体偏偏最喜欢接受极端的情绪，当他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拥戴时，也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领袖的地位，正是热爱偏激的群体造就了他们的领袖。

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政府首脑罗伯斯庇尔在学习了一些哲学知识后，被卢梭的哲学观念迷得神魂颠倒。他一心要把祖国打造成一个纯洁无瑕的乌托邦，狂热的使命感使他容忍不了任何与现实的妥协以及任何道德上的污点。无论谁阻碍了他的崇高目标，除了死亡没有其他选择，而他用的手段残忍得连宗教法庭都自愧不如。

我们习惯把风光的领袖看成思想家，事实上，他更有可能是个实干家。他们并没有头脑敏锐、深谋远虑的天赋，他们也不可能有这些品质——这会让人优柔寡断，犹疑不决。倒是在那些神经有毛病的、好兴奋的、半癫狂的人，即快成为疯子的人中间，尤其容易产生领袖。信仰令他们意志极其坚定，感情极其狂热——这无疑是最受大众欢迎的。芸芸众生服从意志坚强的人，他们更知道如何迫使群体接受自己的看法。聚集成群的人会完全丧失自己的意志，本能地转向一个具备他们没有的品质的人。

不管领袖们坚持的观念或追求的目标多么荒诞，只要领袖们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就能使任何理性思维对他们都不起作用。别人的轻藐和保留态度只会让他们更加兴奋。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利益和家庭，甚至自己的生命。他们身上的自我保护本能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他们孜孜追求的唯一回报，竟是以身殉职。聚集成群的人完全丧失了自我的意识，成为受本能支配的低能智弱机体，于是毫不迟疑地臣服于领袖——他有着大众没有的夸张品质。

每一个民族都不缺乏领袖，但并非所有领袖都是狂热的疯子。

在各群体的领袖之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狂信者，他们也没有被那种强烈信念所激励。这些领袖巧言令色，一味追求私利，善于用取悦于无耻的本能来说服众人。我们可以把他们归到野心家的队伍中去。野心家可以利用他们的手腕，在群体中产生巨大的影响，但这只能奏效于一时。因为他们只是受野心和私欲的驱使，他们无法做到无视理性。

凡是能够打动群众灵魂的人，无不有着狂热的信仰。

1096年，十字军在众多领袖的领导下向圣地进军，在所有的宗教领导者之中，最显赫的是一个叫“隐士彼得”的人。他又老又矮、肤色黝黑，不吃面包也不吃肉，只吃鱼，并且赤脚行走，衣衫褴褛。这样一个外表卑微的人，却能用几句话就激励别人。几年之前，他曾经试图到耶路撒冷朝圣，但受到了土耳其人的虐待，在他回到欧洲之后，就成了收复圣地的顽固分子，心急如焚地想要报仇。

带着德国农民焚烧教会法典的路德，在一次回家的路上遇到了猛烈的暴风雨，当时雷声轰鸣，闪电撕破长空，他被雷电击倒了。这让他感到惊恐万分，苦苦哀求神灵饶命，并起誓愿意进入修道院来报答神的恩泽。从此，这个人把一生都献给了同教会的斗争。

1496年，意大利信仰“上帝之城”的萨伏那洛拉多次煽动信徒闹事，教皇试图用一顶红衣主教的红帽子来制服萨伏那洛拉，这个人傲慢地回答说，他只希望是一顶“用血染红的”帽子。

第二年，这位宗教领袖疯狂煽动佛罗伦萨的民众革命，将美第奇家族颠覆，随后在德拉西尼奥列广场上，烧毁了他厌恶的东西，包括但丁的著作，奥维德、薄伽丘、彼特拉克的诗歌，古希腊哲学家的书籍，西塞罗的历史作品，以及大量珍贵的绘画作品、雕塑，即使乐器也没能幸免。在火焰腾腾之时，他带领群众高唱拉丁文圣歌，以表示对上帝的虔诚。

他们和法国大革命中的大人物一样，都在自己先被各种信条搞得想入非非之后，再让别人也想入非非。只有这样才能在信众的灵魂里唤起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这就是信仰。

在人类所能支配的一切力量中，信仰的力量最为惊人，一个人有了信仰，他就强大了十倍。信仰，能让一个人完全受梦想奴役，能让一个仁慈的人变得冷酷无情。能让最吝啬的守财奴倾家荡产，也能让温良的民众干出杀人放火的残暴勾当来。

无论信仰是宗教的、政治的，还是社会的，也无论这信仰的对象是一本书、一个人还是一种观念，要想让信仰建立并形成蛊惑人心的狂潮，就离不开人群中那位伟大领袖的作用。

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一直是那些籍籍无名的信徒引发的，除了自己认可的信仰外，他们什么也不知道。无论是传遍全球的伟大宗教，还是从一个半球扩张到另一半球的帝国，它们的成功，靠的不是学者或哲学家的帮助，更不是怀疑论者的帮助，而是信徒对信念执着而狂热的感情。

1618年5月23日，布拉格的骚乱群众冲进了王宫，把几个皇家官吏从王宫的窗口扔了出去，正是这次“掷出窗外事件”，引发了一场长达30年的战争，让德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在上述事件中，我们关注的是那些为数甚少的伟大领袖人物，他们构成了一个连续体的顶峰。其上是些权势显赫的主子，下面则是一些出力的人，在烟雾缭绕的小酒馆里，他们不停地向自己同志的耳朵里灌输着只言片语，慢慢地使其入迷。对于那些话的含意，他们自己也很少理解，但是根据他们的说法，只要将其付诸行动，一定会将一切希望和梦想实现。

无论在哪个社会领域，也无论是身份高贵还是低贱，只要一脱离孤独状态，立刻便处于某个领袖的影响之下。大多数人尤其是百姓中的大多数人，除了自己的行业之外，对任何问题都没有清楚合理的想法。领袖的作用就是为他们引路。当然，定期出版物也能起到这些作用，虽然往往效果不佳，它最大的用处就是制造有利于群众领袖的舆论，向他们提供现成的套话，使他们不必再为编造演说词操心。

大众的领袖有着非常专制的权威，这种专制性正是他们令大众服从的条件。我们在近年来的罢工运动中发现，领袖的权威无须任何后盾就能轻易使工人阶级中最暴戾的人俯首帖耳。领袖规定工时和工资比例，发出罢工命令。至于罢工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全凭他们号令。

由于我们政府的软弱与妥协，使得自己越来越没有力量。一些领袖和鼓动家正日益倾向于攫取政府的位置，用自己的权威和信条，逐步取代国家的威信与法规。这些的暴政带来的结果是，群众在服从他们时，要比服从政府温顺得多。如果因为某种变故，领袖从舞台上消失，群众就会回到当初群龙无首、不堪一击的状态。

在一次巴黎公共马车雇员的罢工中，政府尝试了各种办法也没能平息骚乱，但当两个指挥罢工的领袖一被抓起来后，这场罢工便立刻结束了。领袖之所以会拥有如此高的权威，是因为群体的奴性心态。在群体的灵魂中占上风的，并不是对自由的要求，而是人骨子里的奴性！不管谁自称是他们的主子，他们都会本能地表示臣服。

这些首领和煽动家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领袖往往充满活力，这一类领袖通常一身蛮勇，在突然决定的暴动、带领群众冒死犯难、让新兵一夜之间变成英雄这些事情中，他们大显风采。

内伊元帅就是这类人，连拿破仑都由衷地钦佩他。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里，他奉命指挥左翼对抗威灵顿公爵率领的英军，当时他的手下只有五万名毫无经验的新兵。这位元帅对新兵念念有词，祈求士兵们奋勇作战，最终却以失败告终。

在意大利的统一战争中，加里波第也属于这种人物，他虽一无所长，却是个精力充沛的冒险家，他带领一小撮由渔夫、水手、矿工、木匠组成的乌合之众，就能够拿下古老的那不勒斯王国，尽管它拥有着一支纪律严明、装备精良的军队。

尽管这类领袖的活力是一种应予重视的力量，但却不能持久，很难延续到使他发挥作用的兴奋事件之后。这些英雄回到日常生活中时，却会暴露出最惊人的性格弱点。虽然他们能够领导别人，却不能在最简单的环境下思考和支配自己的行为。

这样的领袖，在某些条件下也受人领导并不断地受到刺激，总是有某个人或观念在指引着他们，有明确划定的行动路线可供他们遵循，不然他们就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和第一类领袖相比，第二类领袖的意志力更持久。尽管不那么光彩夺目，但他们的影响力却要大得多。这些人当中，常常可以找到各种宗教和伟业的真正奠基人。比如圣保罗、哥伦布和雷赛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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