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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佬的劳动和生活（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五七佬”的劳动和生活

1969年4月，共青团中央机关被“一锅端”到“五七干校”。

团中央的“五七干校”在河南省潢川县，一个叫黄湖的地方。这里本来是湖，是自然调剂淮河水流生态的洼地。淮河水涨，流进黄湖，可以避免淹没沿河的农田或村庄。“大跃进”时，围湖造田改成农场，后沦为荒地。毛主席号召走“五七”道路，军代表东选西选，选定黄湖为团中央的“五七干校”。有同志怀疑这地方是否合适，军代表说怕什么？改天换地嘛！连这点勇气都没有？

团中央所有干部，在天安门前庄严宣誓，决心走“五七”道路，便敲锣打鼓，先乘汽车后乘火车，去了黄湖干校。

在干校，我大多数时间在大田劳动。农忙时锄地、下种、收割，担抬背赶（赶牛车）。农闲时打土坯、修房子，放过牛群、鸭群，守过防洪水的幸福闸。洪水季节抗洪筑堤，不但挡不住洪水，还把周围生产队的农田也淹了；洪水退了洗谷穗，秋收时割下没有谷粒的光秆。第二年参加了犁地突击队，赶着牛用双轮双铧犁犁地。最后是种瓜、育苗，这些技能我基本学会。

正常的劳动是有益于身心的。为响应“在风口浪尖锻炼”的号召，军代表提出要“自找苦吃”。本来可用牛车拉的，不！得用肩挑；可以两天干的，不！要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挑灯夜战。军代表的革命精神为什么这样高昂？因为他们想在中直机关的干校中争当老二。为啥不争当老大呢？谁都知道老大是“中办”（即中央办公厅）的干校。中办是汪东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领导的，你敢与他争么？他当老大，我当老二，也无限光荣。何况，干活的是“五七”战士，军代表是来改造知识分子的，他们不必身先士卒，只需战前动员，战后表扬，何乐不为？这些，都是我听“革命群众”讲的。好几次，干部辛苦劳动，军代表背着猎枪游逛，不知是为了时刻备战，还是为了改善生活？这是我亲眼看见的。遗憾的是，一位军人打兔子，误伤了生产队的毛驴。似乎不见缝插针多练枪法也不行；否则，真打起仗来，怎么办？

天安门广场前，高举红旗和毛主席像的共青团中央干部

从脑力劳动到体力劳动，从没有干过农活到干好农活，确有一个艰苦的过程。一是体力，时值壮年，可以锻炼。二是技能，我愿意学习。简单的劳动容易学，如肩挑，主要是把扁担放好，两头重量平衡；又如装车，切勿前重后轻或后重前轻。不久，既可拉车赶车，还能左右换肩挑。犁地，是农活高手杨爽教的，依样画葫芦，多次失败，逐步学会。以后去公社帮助整党，社员见我下田犁地，肩挑百斤以上，好生惊奇。

夏收夏种、秋收秋种等农忙时节，劳动强度最大。

大约四时半起床，天没亮就去大田抢收麦子或谷子。天亮后送饭来，一般是馒头和稀粥加咸菜，在地头吃过饭又接着干。十二时回连队午餐，休息一小时多，再到大田干活。长时间弯腰，腰酸背痛，但必须坚持，我也愿意坚持。直到干完活，吃过晚饭，躺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再动了。

突然，伴着口哨声，又是紧急集合！

连长讲话，按校部军代表指示，割完的麦子在晒坝上，如果下雨怎么办？为保卫胜利果实，决定今晚挑灯夜战，用脱粒机把麦粒脱完。他翻开《毛主席语录》一百五十六页，大声地带领大家念：

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李致与向洛新（左一）、杨爽（中）合影

最高指示必须无条件服从。排长分工，谁运送麦秆，谁把麦秆喂进脱粒机，谁把麦粒装进麻袋，谁扫空壳碎末儿。各就各位，开始战斗。

灯光把晒场照得像白天。一些身强力壮的积极分子高声叫喊口号鼓舞革命干劲，气氛似乎十分热烈。我虽然很累，也不愿示弱，咬着牙坚持劳动。我是“当权派”，负责清扫空壳碎末儿，一分钟也不能停，否则会影响整个工作。我头顶草帽，眼戴防风镜，那些小碎渣儿仍然钻入我的眼睛，以致我后来大害一场眼病。

突然，脱粒机停止转动了。

“机器出故障了，大家先休息一会儿。”

我靠在一个麦草堆旁，立刻睡着了。

“吃夜餐，吃夜餐！”有人在叫，还用手推我。我毫不理会，只想睡。直到被人拉起来，才知道机器坏了，无法继续脱粒。回到寝室看表，已是深夜二时半；不，应该说是第二天凌晨二时半。

李致与周倜强（中）、萧祖石（左一）合影

以后听说，这次脱粒机“遇难”是人为的。这样长时间的强劳动，许多“革命群众”也受不住了，一次放进几倍的麦秆，机器被堵住，转不动了。修机器的人也说当晚无法修好，于是收工回去睡觉，皆大欢喜。这就印证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所说，工人的原始反抗是破坏机器。真是生动的一课。

许多劳动是无效的。如下大雨时，水已淹过田坎，还要去大田撒化肥，让化肥白白顺水流走。淋着大雨犁地，犁出的土又会翻回。大水退后去洗被水淹过的谷穗，收成时只有谷壳没有米粒，等等。反正钱是国家的，谁也不心疼，无非是“交学费”，这是当时掩盖失误的常用语。如提意见，还会批评为“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这顶帽子颇为吓人。

干校四周的公社社员，如何看待这批“五七”战士呢？突然从北京来了这么多干部，令他们好生奇怪。没想到这些人还能种田盖房子，效率高。当时的社员吃大锅饭，出工懒散。干校的牛很健壮，放牛娃纷纷牵母牛来配种。当地产甲鱼，不少学员去买，可为社员增加点收入。只是干校沿河筑高堤坝，洪水来了先淹生产队的田地。社员缺柴烧进湖来割草，或赶场路过干校，连队的狗要咬，不大方便。无论种田或盖房，还是女同志下河游泳，常有社员围观。久了，就有一首民谣：“五七佬，五七佬，穿得烂，吃得好，一人一块大手表。”

关于“吃得好”，主要是指后两年。刚去干校的时候，除粮食有保证外，肉类、蔬菜和其他副食品很少，相当艰苦。后来，干校养猪养鸭养鱼，生活大为改善。我所在的二八连，几乎每天有肉，一顿饭发过三个鸭蛋，也常吃鱼。以至于军代表在总结工作时，用“人胖、猪肥、牛长膘”来形容干校的“大好形势”。按林副主席的观点，这种说法太不“突出政治”了，但谁也不敢反对。当地农民生活贫困，在他们看来能吃米面已经是“吃得好”了。有个笑话：1973年“五一节”打牙祭，我和徐葵（原联络部副部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一条一百公斤以上的大肥猪赶到食堂，很多人把肥猪抬上木板，由于没捅到要害，杀了以后还砍了一刀，才流出血来。此事传到信阳、北京，被调侃为徐部长和李总编在干校杀猪，因猪太肥，两人用锯子才把猪头锯下。

1973年，李致回北京探亲

劳动任务虽重，一有空隙上面就安排学习。不过后来的学习有点“异化”，实际成为一种休息。“当权派”逐渐获得“解放”，群众的“派仗”减少，人们对“斗来斗去”有所厌倦。劳动结束后，或跳进跃进河洗澡，或吃个香瓜（当地著名的“王海瓜”），躺在床上休息。针对社员的民谣，在干校流传了另一民谣：“五七佬，五七佬，干完活，洗个澡，躺在床上看‘参考’。”如不太累，洗澡后就游泳。有一次，我和江明、向洛新三人举行横渡跃进河（约三十米）比赛，我荣获季军。

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军代表把阶级教育抓得很紧，常组织干部吃忆苦饭。我不知忆苦饭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难以下咽。紧张劳动一天，晚上只吃忆苦饭，这无异是摧残。我不知军代表及其部下是否也一起吃忆苦饭，只知道每逢节假日，一有返北京的机会，他们总要通过干校驻信阳办事处，采购大量鸡、鸭、鱼、肉、蛋、甲鱼带回他们的家去。这种行为，远甚于“大批判”时所揭发的胡耀邦特殊化的“罪行”，令人瞠目结舌。

李致《辅导员》杂志社的同事

“文化大革命”要打倒刘、邓“旧政权”，强迫干部走“五七”路，是对干部的摧残。但是共产党员岂有怕劳动之理？何况当时正是壮年。关“牛棚”之前，红卫兵“大串联”时，我被派到中央团校做厕所的清洁，已经不怕脏；造反派“内战”时，一周得用四五百斤糨糊贴大字报，我学会蹬平板三轮车去买糨糊。在干校，多数学员学会了农活，锻炼了意志，增强了体质，我也是其中之一。

当然，也留下不少后遗症。

2007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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