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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同志侧记（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培根同志侧记

上世纪50年代，我在共青团重庆市委工作。1957年底调共青团四川省委《红领巾》杂志社任职。离开重庆时，尽管我婉拒，仍有多人至火车站相送。乘火车抵达成都，无一人来接，来到机关宿舍也没人帮忙，颇感冷落。我叫刚满四岁的小女儿站在门口看守行李，自己忙着搬运。不一会儿，一位男同志牵着我女儿的手上楼，他说：“你女儿站在门口哭，我把她牵上来了。”他便是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李培根同志，听说我来了，特意来看我，我的心顿觉温暖。

我在团省委工作六年。前三年在《红领巾》杂志社，后三年调任学校部兼任少年部部长。培根同志没有直接分管这几个部门，我与他的接触不太多。当然，同在一个机关，也有一些了解。

培根同志是老革命，1938年入党，长期从事地下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在共青团系统工作。他一贯作风民主，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大家都叫他“培根同志”，没有人叫他“李书记”。工作上有不同意见，可以对他畅所欲言；我在请他签发文件时，就与他有过争论；只要有道理，他都能接受。在团省委常委会上，我曾听他讲，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的作风很民主，喜欢争论和听取不同意见。有一次，耀邦同志出差到辽宁，随行人员就一个问题与他发生激烈争论。中共辽宁省委有同志很奇怪，怎么能随便与耀邦同志争论呢？培根同志说，耀邦同志喜欢这样，不喜欢只会迎合上级，唯唯诺诺，不敢发表意见的干部。当时，我就感到培根同志在这方面受了耀邦同志的影响。

李培根（左）会见台湾作家琼瑶（中）

50年代后期，反右斗争以后，“三面红旗”对国民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接着又是反右倾机会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当时的中共四川省委的主要领导，以更“左”的态度来执行上面的指示。在这种大形势下，培根同志不能不照办，但他不整人害人，不添油加醋。反右期间，培根同志在中央党校学习，回来后得知团省委机关共有十六个人被划为右派和反党分子，深感惋惜，叹着气对人说：“已经报上去，晚了。”把团省委副书记贺惠君错划为右派分子，是省委“一把手”做出决定并坚持的。后来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正如金成林（共青团四川省委常委）事后所说，培根同志照章办事，“磨磨蹭蹭，火力不足”，团省委没有定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总的说来，处理这类问题，培根同志比较通情达理和实事求是。特别是平反冤假错案，他积极认真，赔礼道歉，落实政策。遇到阻力时，还到外地去说服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人。此系后话。

我个人就有这种感受。1955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我在重庆受到隔离审查。我态度端正，最后结论也无问题。我到《红领巾》杂志社时，杂志社的前几位主要领导刚被打成反党集团或右派分子，人心涣散。这可能也就是我到来时无人相接的原因吧。刊物半月一期，是硬任务。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出好每期杂志上，让分管政工的副总编辑负责机关内部工作。就凭这一点，某同志向团省委领导反映，说我对“肃反”有不满情绪。培根同志找我谈话，劝导我消除不满情绪。我除了说明实际情况，还强调说“肃反”结束后，共青团重庆市委把我从少年儿童部部长调任大学部部长，1956年又派我作为中国学生代表团成员，赴捷克首都布拉格参加第四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不管从哪方面来说，我都没有不满情绪。我言之有理有据，培根同志完全相信。1958年，我又作为中国青少年报刊工作者代表团成员访问了苏联。

在团省委领导下，《红领巾》着重宣传好人好事。一九五九年，我们采访了少年英雄刘文学的事迹。培根同志为刊物写了《让刘文学永远活在我们心里》。发行一百二十万份，是平常发行量的十七倍，团省委发出文件，号召全省少年儿童“学习刘文学，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得到全国各地的响应。胡耀邦同志为刘文学的墓碑题了词。培根同志很高兴，半开玩笑地说：“好倒好！就是这一期的《红领巾》，把团省委（包括《四川青年报》）一年分配的纸张，全都用完了！”当时各机关的用纸量是按计划分配的。

培根同志十分健谈，他学识渊博，记忆力强。有人形容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开玩笑说他是“李半天”，一讲话就讲半天。只要他到北京开会，或出差外地回来，无论中央精神，沿途见闻，名胜古迹，楹联匾对，新鲜事物或古怪传奇，总是讲得津津乐道，听者也很感兴趣。1962年，因外事活动，我和培根同志一起爬峨眉山，前后三天，听他讲了许多趣闻，减少了我爬山的疲劳并提高了游兴。当然，培根同志讲话常有刹不住车的时候。如果上午开团省委常委会开到下午一时还不散会，大家便怂恿我去找培根的夫人戴克宇大姐，戴大姐“体恤民情”，立马（这是培根同志常用的语词）到会议室外呼叫：“李培根！你不吃饭，人家要吃饭嘛！”会议立马“胜利”结束，皆大欢喜。

培根同志爱讲话，但十分谨慎。他曾说：“有人说自己犯错误，是讲话多了。这不对！关键是讲话的内容。看你讲的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培根同志也很幽默。大跃进大炼钢铁时，他到农村发现男劳力都被调去炼钢，丰收的稻谷全由妇女收割。他引用群众的话说：现在不是人民公社，是人民“母”社。据说“文革”时，有人以此揭发培根同志攻击“三面红旗”，冤哉枉也！

李培根夫妇

1964年，我调共青团中央工作，去了北京。1966年爆发“文革”。1973年，我调回成都。培根同志先去了涪陵地委，后又到省体委和省委统战部工作。有一次，培根同志去了新加坡，我去听他讲见闻。他详细地讲述了新加坡如何解决老百姓住房问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培根同志后在省政治协商会议任常务副主席。1988年，我当选省政协六届秘书长，又在培根同志领导下工作。时间不长，我发现了培根同志的诸多优点，如平易近人、学识渊博、健谈、有人情味等，很适宜做统战工作。无论国内国外，各党各派，各行各业，三教九流，培根同志都能与对方找到共同语言，使之兴趣盎然，为之折服。我多次陪同他接待台湾朋友，有与鲁迅论战过的文人胡秋原（已逝世），有写言情小说的女作家琼瑶，只要不搞“台独”，培根同志都热情接待，与其建立友好关系。

川剧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培根同志十分重视振兴川剧的工作。台湾川剧团来成都演出，他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并与之合影。鉴于全国政协有京剧室，昆曲室，在培根同志的倡导下，省政协成立了川剧室，吸收了省市知名的川剧人参加。那一段时间，每到政协委员活动日，总能听见川剧锣鼓声和演唱声。

机关有同志埋怨政协的会太多，培根同志调侃说：“我们机关叫政治协商‘会议’，没有哪个机关叫‘会议’吧？我们是靠‘会议’协商来解决问题的，会议自然多一些。”

在政协工作期间，我向培根同志学到了很多东西。

培根同志一贯顾全大局、廉洁奉公、勤勤恳恳、不计名利、不讲排场、不请客送礼，这是大家公认的。离休以后，他做了很多关心下一代的工作，并把志趣放在写诗填词上。我以前不知道培根同志有此雅兴。十多年前，我得到戴大姐寄给我的培根同志填写的诗词。培根同志八十华诞后，又收到《李培根诗词集》。由于我喜欢阅读，戴大姐不断把培根同志的新作寄给我。其中有四首是写给我的，内容都是鼓励我写作，我很感激。

转眼就是培根同志的九十华诞，戴大姐拟出版《李培根诗词续集》，希望我为《续集》写篇短文。我感到为难。我从小喜欢“五四”新文学，对古诗词知之甚少，只能说喜欢阅读，不敢妄加评论。我本与金成林谈妥，由他著文，因为《李培根诗词集》是他写的《编辑前言》。不幸他于几天前驾鹤西去，这个“重担”必然落在我的头上。好在金成林写的《编辑前言》谈了很好的见解，我没有其他高见。我只想说，诗言志，培根同志的诗词，是他的心声，反映了他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情感，更反映了他这位老革命宽广的心怀。

培根同志开始向百岁进军，期待能不断拜读到他的新作。

2011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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