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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友好怀念戴云（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生前友好”

——怀念戴云

刚乘上去北京的飞机，我的心情一下就沉重起来，眼里也充满泪水。过去我每次去北京，心情总很愉快，常在飞机上设想和朋友们见面的情景。而这次去北京，戴云同志已不在人世，我再也看不到他了。

只有闭上眼睛，让往事来安慰自己。

我1964年调共青团中央工作。团的“九大”以后，戴云任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我和他在一层楼上办公，经常见面，但并无交往。我对他的了解，是“文革”初期，从造反派对他的批判开始的。当时，在康生、江青等人的煽动下，学校的红卫兵和机关的造反派一拥而来砸烂所谓“胡家黑店”，把一个好端端的团中央，搞得乌烟瘴气。要把团中央的主要负责干部打倒，首先就要与部长、处长等干部“划清界限”，站出来揭发。自然，不免有“觉悟高”的，头一天参加书记处的会议，第二天就贴大字报揭发“胡家店黑会内幕”，令造反派高兴不已。戴云担任过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的秘书，被称为“黑高参”，他的态度十分受人关注。在强大的压力下，他也贴出大字报，字大，纸的张数也不少，但里面的事情似乎众所周知。于是，“假揭发，真包庇”的帽子扣在他头上，召开了无数次会议对他进行批判。而戴云，无论怎样压他，都压不出什么油水。尽管口号声很响亮，发言人拍桌子打板凳，戴云站在那儿，不卑躬屈膝，不卖身投靠。从揭发批判中，我知道戴云不仅没有乱揭发，还与李彦（也是宣传部副部长）约定暗号，“企图互通情况”。最令造反派不能容忍的，是戴云居然“假装买菜”，悄悄去看望已被定为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胡耀邦同志。主持会议的人企图一层层地剥掉戴云的“画皮”，而我看到的却是戴云的硬骨头和一颗金子般的心。这大概是那些想打倒他的人所万万没想到的。

患难之交戴云

当时，我们没有条件成为朋友。我早靠边站了，除交代、接受批判、打扫厕所或蹬平板三轮买糨糊外，没有机会接触别的人。在打派仗的高潮之际，军代表进驻机关。1968年4月，戴云和我都被关进“牛棚”。在“牛棚”里，除了“交代罪行”就是“劳动改造”，连什么“早请示，晚汇报”的资格都没有。我们早晚只能“请罪”——甚至在严冬的早晨都得站在室外，头上大雪纷飞，像和尚念经似的各念各的“罪行”，然后朗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后来，又被集中关在一间大屋子里，大家都睡地铺，一百瓦的电灯整夜亮着，以防有人逃跑或自杀。我和戴云在“牛棚”里接触的机会较多，但“专政条例”规定不许交谈。我常看见戴云伏在桌上写材料，走路时低头沉思，把帽檐压得很低。有一次，我从外面劳动归来，发现有几个造反派头头在“牛棚”里大骂戴云，批他态度恶劣，拒不交代要害问题；以后，在墙上又贴出“打倒死保胡耀邦的戴云”的大横标。我在“牛棚”也是顽固分子之一，经常在全体“牛鬼蛇神”面前被严加痛斥。这些情况，我们彼此看在眼里，心中有数，因此互相信任。只要我们碰面（例如上厕所时），常常友好地笑笑；若碰巧只有我们两人一起劳动，忍不住就要谈几句话。强迫劳动当然是不愉快的事，但我们并不怕劳动。特别是戴云，劳动很努力，不怕艰苦，还能照顾体力弱的同志。这对我也是很大的鼓励。我们在“牛棚”的时间长达十一个月之久。好几个朋友，都是在“牛棚”结识的，这真是“疾风知劲草，患难遇知交”，戴云就是其中之一。

我对老戴的进一步认识，是在干校后期。1969年4月下旬，团中央和所属系统，被“一锅端”到河南黄湖“五七干校”。同年底，我们先后被“解放”，恢复党组织生活。老戴的处境比我好一些。我直到1971年才被“结合”，给了“一官半职”，当了代理班长和副党小组长。但“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哪还允许你认真工作？终于，把我“派出去”参加农村整党，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且不担任任何领导职务。这些我都乐意接受。特别使我高兴的是我和老戴被派往一个生产大队（即桃林公社张集大队），他当组长，我这个组员只负责一个生产队的工作。当时，农村中“左”的路线很突出，例如用平调办法建立集体养猪场，社员自留地统一由集体耕种，生产队的经济负担过重，实行大寨式的工分等等。老戴常和我交换意见，我们的看法没有一个不相同。不过，我认为这只是私下交谈，将来怎么办，得遵照县委的规定。不巧我的眼病发了，很严重。老戴主动关心我，支持我出去治疗；先后到信阳、武汉、成都等地就医，才勉强治愈。我常想：如果换一个组长，唱几句高调，要我坚持工作，不知会给我带来多大的痛苦。我治愈眼病回到河南，这期整党已基本结束，我只好去张集大队搬行李。到张集那天，老戴热情地留我和他住在一起。晚上，我们躺在床上做了深夜长谈。谈林彪自我爆炸后的形势，谈干校工作中的问题，谈农村工作。老戴告诉我，他已经和大队支部一起解决了用平调建立集体猪场的问题，群众很高兴。他把在农村中发现的有关问题，向当时中央主管农业的领导华国锋做了反映。我禁不住想：尽管我们的看法相同，而我却没有勇气去纠正和反映这些问题，而这正是老戴可贵的地方。据我所知，后来校方对老戴越级反映情况并不高兴，但大队支部书记和他的关系很好，有一次还带了自己喂养的鸡到干校送他。

经过多种折磨，我的勇气大为减退，而老戴恰好相反。在干校最后一年，我们住得较近，他有机会总要到我寝室谈谈。特别是回北京探亲，他常来我家玩。他是湖南人，很喜欢吃我爱人做的家常川菜，还爱喝两杯泸州大曲。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谈心。他总是胸怀全局，纵论天下大事。他认为当时主要的问题是“左”，不是右；他主张要更多的老干部站出来工作；他指责和驳斥谢静宜、迟群等人的讲话。我们开始担心他谈话不看对象，又听说他在会上和军代表顶过几次，便劝他注意。有一次，我们在朋友郑韵家玩，一起动手准备菜饭，老戴又高谈阔论，涉及许多国家大事，我们都劝他说话要小心。这一次，他表示异议了：“你们劝我几次，我想过了，少说话无非是想保自己。但如果人人都不说话，让他们胡搞，党和国家都变了，把自己保住有什么用？”他这一段话使我很感动：这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这才叫真正的勇敢和反潮流！

1973年我回到四川工作，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什么工作也推不动。直到1975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各条战线才有起色；但江青、张春桥一天到晚唱反调。周总理逝世引起全国人民无限的悲痛和担忧。接着“四人帮”又批“右倾翻案风”，镇压1976年的清明节天安门集会。我陷入极大的苦闷之中，常常想和老戴商量讨论，但又无法通信。碰巧他出差到四川（他已调四机部工作），到我家来了两次。我的寝室不隔音，就到办公室关上门谈心。原在团中央工作的向洛新同志也前来参加。当然，主要是听老戴讲。他讲了总理、小平同志和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斗争，热情地歌颂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群众运动，并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持鲜明的否定态度。畅谈以后，暂时吐了一些闷气，但今后怎么办呢？什么时候才能改变这种混乱的局面呢？我看不到前途，没有信心。老戴却说：“我看长不了，青年一代要起来革命！”现在想来，老戴在北京，受到“四五”运动强烈的感染，所以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

我们党终于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革命，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不久，老戴调中宣部工作，先任宣传局副局长，后任办公厅副主任。我每次去北京出差，我们总要见面谈心。我发现他对两个“凡是”的观点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并批评某些单位不坚决执行中央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定。1978年老戴到四川来了解情况。他那时就反对个人崇拜活动，对眉山的三苏祠和成都的杜甫草堂大量陈列领袖活动照片，提出过意见；不赞成当时风行的敲锣打鼓去迎接领导人题词的做法。尽管有人骂他“打胡乱说”，但毕竟他是正确的，对我们的工作起了促进作用。与粉碎“四人帮”以前无事可做的情况不同，我们都忙起来了，不可能像过去有较多的时间讨论问题。好在我们的心总是相通的……

飞机上的乘务员送来茶水，我的思路中断了。喝完一杯水，好像舒服一点。但继续回忆，却充满痛苦。

谁都说老戴年富力强，思想解放，大有可为。没想到去年9月突然接到原在团中央工作的丁磐石同志的信，说老戴访问罗马尼亚回来后鼻子流血，经检查是癌症，已扩散；戴云知道病情，但很乐观。这真是晴天霹雳！我一下想起过去在“五七干校”时，戴云、李彦、徐葵和我，曾开玩笑约定，以后无论谁先去世，对方都作为当然的“生前友好”。称“生前友好”，既表示了我们的友谊，也是一种调侃。难道老戴竟要离我们而去了？不！也许诊断不准确，也许能治好。好在戴云乐观，这能帮助他战胜疾病。10月我出差去北京，第一件事就想看望老戴。但他刚动过手术，不宜接待看望他的人。我怕以后万一看不到他，还是和磐石、向洛新同志到医院去了。其实那天去看望老戴的人较多。他躺在床上，尽管讲话吃力，但精神不错。老戴的夫人吴素娟同志向大家介绍病情。当素娟讲到为防止扩散，医院采取化学疗法时，戴云立即补充：“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没有转移，一是已经转移。”从这里，我再一次看到他实事求是，不回避矛盾，对疾病采取乐观主义的态度。大家讲了一些安慰的话便告辞了。当人们走出病房，我走到老戴身旁，我们互相紧握着手。我对他说：“我们全家都非常关心你，你很乐观，这很好。”他听着我说，一双大眼睛闪耀着热情、坚毅的光芒。最后我说了一句：“我要回成都去了，下次来看你！”他高兴地不住点头。

回成都以后，我心上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无时不担心老戴的病情，期望他好转。11月17日，得磐石电报：“戴云昨晨病故，唁电可交西长安街五号转。”我不能不接受这个痛苦的现实了，我靠在沙发上，泪水长流。我想起他强壮的身体，有力的握手，坚毅的目光……我十年动乱中结识的一生难得的好友，难道我们就这样永别了？

我不愿意打听老戴病故的细节，只知道李彦赶到老戴身边时号啕大哭。我完全理解他的感情。他和老戴的交往比我长，对老戴的了解也比我深。但不幸的是，我和他竟这样早就成了老戴的“生前友好”，怎能不心碎肠断呢？12月4日，收到素娟寄来《戴云同志的悼词》。第一段是：“戴云同志正当年富力强，可以为党做更多工作的时候，凶恶的癌症突然夺去了他的生命，这使我们每个同志都感到异常的悲痛。”每读到这里，我的眼睛就模糊了，不知分了多少次才把整个悼词读完。

飞机终于停在北京机场。

我取下眼镜，擦干泪水。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没有戴云同志的北京，真是有说不出的悲伤。突然，我想起两句话：有的人活着，但人们并不感到他存在；有的人虽然死了，但人们总感到他在身边。老戴不正是后一种人么？

1981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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