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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纷飞生日杂忆（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大雪纷飞

——生日杂忆

生日是人的脚印，它记载着自己的经历。

我出生在1929年的二十四个节气中“大雪”那天。故乡成都在祖国西南，冬天不很冷，少见雪花。不过从有记忆的时候起，我就喜欢生日。每逢生日，母亲一早就给我吃一个放在饭锅里煮熟的“米锅蛋”。蛋拿在手上，有些烫手，慢慢剥去蛋壳，心里乐滋滋的。母亲还会说一些祝福的话，多给我一两个铜圆，似乎有求必应。但我若提出不上学，在家玩一天，母亲绝不同意。有一次叔祖母为我说情：“哎呀！一天不上学，将来就考不起状元了？”母亲不敢当面顶撞她老人家，但我生日那天仍坚持要我提着书包，按时上学。

我的童年时值抗日战争。八岁生日时，四姑妈送了我一个石头做的小骆驼，非常好看，我爱不释手。有人说它是日货，这还了得！我不假思索地便把它摔坏了。由此可见抗日和抵制日货深入人心。

1946年我的十七岁生日是一个转折点。我在中学参加“反内战”的学生运动，成为积极分子。地下党员贾唯英在我生日后几天，约我谈话，送了我一件小礼物，并提出要介绍我入党。我在第三天递交了申请书。我是为实现理想入党的，尽管以后的道路漫长曲折，我没有违背誓言，没有为自己牟取私利。

在学校读书的那些年头，我们主要是参加“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因为办报纸，认识了革命前辈杨伯恺。他支持我们办《破晓半月刊》，在我被学校暗中开除后，又支持我考上西南学院，充分体现了对青年人的爱护。1949年12月，国民党反动派撤离成都前夕，在十二桥屠杀了一批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杨伯恺不幸遇难。以后知道，杨伯恺和这一批烈士牺牲那天，恰好在我生日大雪。从此每到大雪，我便会想起这位我尊敬的革命前辈和烈士。

我喜欢文学艺术，新中国成立时分配工作，我提出当演员。地下党领导人王宇光说，现正缺干部，你到青年团去吧。这样我一直在共青团工作十七年，直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50年代，把十四岁到二十五岁划为青年。我二十五岁生日那天，去一个中等专业学校做报告，返回机关时在车站等公共汽车，思绪万端，写了一首短诗：

很早以前就想到今天

我原以为到了今天就不再是青年

到了今天我才明白

青年并不能单按年龄计算

我要更加努力学习和锻炼

永远保持青年的热情和勇敢

1955年开展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我被隔离审查近半年。二十六岁生日那天，几乎没有一个人与我说话。当时思想很单纯，相信组织会调查清楚，做出正确结论。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时，也认为“在打仗时，难免误伤自己人”。但从此思想被搞乱，如履薄冰，夹着尾巴做人。

我爱读鲁迅的书。1947年前，我已收集到全部鲁迅的小说和杂文，但1950年又被一个朋友捐赠给图书馆。而立之年，我在一家儿童刊物工作。生日前，母亲拿出她的钱，为我买了一部《鲁迅全集》。这部书不仅帮我净化心灵，还帮我度过一生最困难的时候——即“文化大革命”时期关在“牛棚”的日子。

六十年代开始在农村开展“四清”。1963年我被派到简阳县的降溪公社工作。生日那天，我收到妻子、女儿和儿子的贺信。九岁的女儿在信上画了一个圆圈，旁边注明是蛋糕，耀华食品店生产。1965年我又被派到辽宁锦县大业公社工作。生日那天，我同样收到妻子、女儿和儿子的贺信。儿子当时七岁，信由他口述，他母亲笔录。除向我拜生外，特别问我：“你们那里下雪了吗？大极了吧？”啊！东北的雪像鹅毛一样，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让我这个南方人大开眼界。

1966年开始闹“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我被揪出来，靠边站，被夺权。第二年造反派“打内战”，把我放在一边。三十九岁生日那天，我女儿从学校归来，为我打回一扁瓶绍兴酒。我两口把它喝完，醉醺醺地倒在床上，暂时忘了那震耳欲聋的口号：“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

孔老先生说，四十而不惑。我四十却大为困惑。在“牛棚”里写不完的交代和检查，受不完的批判和辱骂，连大小便都得先请示报告。我看不见国家的前途，也看不见自己的前途。生日那天早上，我儿子送来妻子为我织的毛衣。妻子的患难与共之情，温暖了我的心，鼓励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或灾难，都决心坚持下去。

在“五七干校”第一年，即1969年底，我获得“解放”，恢复了党组织生活。第二年，军代表为了表示执行干部政策，让我有一官半职：当了代班长和党小组副组长。当年大雪，我接到在黑龙江北大荒劳动的女儿发来的电报，全文是“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这是年轻人以特有的方式祝贺我的生日。可是“领导”找我谈话，指出我不应该为当代班长而骄傲，弄得我啼笑皆非。更使我沮丧的是，虽已“解放”，并无通信自由，仍属“另册”。

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事。这时我正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奋力解决“书荒”问题。1977年12月20日，巴老来信说：“本月六日我寄了一包书给你，想已收到。以后每年你过生，我总会送你几本书。当然平时我想起来，也会寄点书给你。”那年我四十八岁。书，是我最喜欢的生日礼物。我每年生日，几个姐姐都爱送我书。我十九岁生日那年，大姐送我的《白雪公主》保存至今。

80年代我多次去上海看望巴老。鉴于六十岁要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巴老几次对我说，他六十八岁才进“五七干校”，可干的事还多。我知道他意在鼓励我不要为此中断自己的工作。我平常有准时的习惯，喜欢钟，常把钟放在不同的位置，以提醒自己不要迟到。1989年，我的女儿和儿子为了祝贺我六十岁生日，提前各送我一个钟。我知道民间有不给老人送钟的习惯，因为“钟”与“终”的发音相同，怕老人不高兴“送终”这个词儿。我从不迷信，很乐意接受了他们送的钟。

1989年我六十岁生日那天上午，是在上海与巴老一起度过的，我们坐在客室外走廊的藤椅上，沐浴着冬日的阳光，做了长时间的交谈。巴老向我重申了他的看法：“要有信仰，人类社会一定会进步，好人也会为此而奋斗！”他对四川的出版工作仍充满感情，并为我离开出版社感到遗憾。这是我唯一和巴老在一起过的生日，我永远不会忘记。

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我儿子去美国读研究生并获博士学位，后在波特兰大学任教。女儿则以访问学者身份去加拿大进修。1992年，我和老伴去美国探亲，住了半年多时间，能有机会看一看另一个社会。生日那天早上被老伴叫醒。原来昨晚下了大雪，窗外所有松树全部银装素裹，真像童话世界。孙女珊珊的学校因雪大放假，我们冒着大雪在室外拍照，堆雪人，打雪仗，玩得很高兴。晚餐吃了鸡鱼虾，喝了啤酒和香槟。这种变化，过去做梦也想不到。若干年来，做梦也多是阶级斗争。

我一生在共青团工作时间最长，共十七年（未计“文化大革命”时间）。1999年我七十岁生日时，原在四川工作过的一些老团干部，联合送我一张贺卡。下面是诗人杜谷代表大家写的一首诗：

峥嵘岁月七十年，

于今头白身未闲。

夜读三更人神健，

日书千言力尚犍。

往事梦萦情脉脉，

故交魂牵意绵绵。

升沉不忘青春侣，

翰墨相亲因夙缘。

我离耄耋之年尚有八载，但早在七年前就从马识途老人那儿预支了礼物。马老是我们地下工作时期的老领导，又是我们的老师。他是作家，又是书法家。他长于把隶书和篆字结合起来并加自己的创新。1994年巴老九十华诞之际，马老写了一副对联赠送巴老。几次试笔，其中之一写的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马老觉得有点“落套”没有采用，但我觉得字写得很好，非常喜爱。我请马老将此联赐我以作纪念，马老题款时写下“预为致公八十寿”，在场友人不禁失笑。而今年年加岁，如无意外能争取活到八十岁，取得“阶段性”的成果。我没有“欢度晚年”的计划，只想在身体条件允许下，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到了八十岁，我一定将对联高挂墙上，以不负马老的期望。

“大雪呀纷飞呀，为我洗征尘。”我很喜欢《长征组歌》中的这句唱词。由于大雪与我的生日吻合，我似乎也有些豪气。想想我一生所遇的坎坷，似乎大部分时间是在纷飞的大雪中度过，这大雪对我却是寒冷和灾难。好在我未在困难中停止前进，终于迎来春天，真有豪爽之气了。

2001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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