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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引路人怀念贾唯英（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我的引路人

——怀念贾唯英

贾唯英同志病重七十天，在成都的朋友极为关注。我每周打一两次电话到重庆，向王宇光同志询问病情。7月1日中午，老王打电话给我说：“贾唯英在上午九时逝世！”尽管早有思想准备，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我还是很震惊，久久说不出话来。

一

我与贾唯英同志相识，已经四十九年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反动派不尊重民意，拒不成立联合政府，一心想消灭解放区和民主势力。许多青年学生从高兴到失望，苦闷彷徨；同时上下求索，追求真理。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贾唯英同志的。

当时，我和好友陈先泽在成都华西协和高中读书。经先泽在华西大学的四姐先华介绍，我参加了以燕京大学、华西大学两校学生为主的“未名团契”。团契本是基督教的群众组织，系团结契合友爱之意。贾唯英同志是“未名”的主要成员，她广交朋友，以火样的热情、博大的胸怀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在她的影响下，“未名”广泛地开展谈心、讨论时事、读进步书籍、唱歌、游戏、郊游等许多为青年人喜爱的活动。很自然，一旦大家提高觉悟，便更加关心政治，积极投入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学生运动。

贾唯英同志比我们大，对我和先泽十分爱护。我们从认识她那一天起，就叫她贾姐姐。“未名团契”只有先泽和我是中学生，在会上我们还不大发言，更不敢参与争论。但散会以后，特别是在从陕西街（燕大所在地）回华西坝的途中，我和先泽总是走在贾姐姐身边，向她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听她阐述热情洋溢的尖锐深刻的观点。当时没有人民南路，回华西坝得从南大街经过南门大桥。夜深人静，河水撞击着石桥，发出巨大的响声。贾姐姐的谈话在我心中引起的震动，也像大桥下的流水，有力地叩打着我的心扉。

我无法一一列举贾姐姐所给予我们的帮助。“未名”组织阅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我们小组在华大图书馆外的草坪展开讨论，贾姐姐耐心回答各种问题。每当学生运动爆发，贾姐姐总是找我和先泽谈心，共商如何团结同学，开展斗争。1945年冬天，贾姐姐带我和先泽到成都市女中与寒假留校的学生联欢，先泽唱了优美动听的歌曲，我朗诵了一首慷慨激昂的诗歌。贾姐姐鼓励我们在中学生中成立“破晓社”，帮助我们创办《破晓半月刊》，还要我们打破小圈子，吸收更多的朋友加入。

贾唯英（右二）、王宇光（左一）、洪德铭记（右一）和李致（左二）上世纪80年代初在成都合影

一个星期天，“未名”组织看美国影片《魂断蓝桥》。贾姐姐一人买了两张票。先华四姐悄悄地告诉我们：“贾唯英的‘光’要来。”“光”是指王宇光同志，金陵大学学生，贾姐姐的男朋友。我们看见“光”风度翩翩，一表人才，都为贾姐姐高兴。他们在1946年春天结婚。为了必要的掩护，两个无神论者，在北打金街教堂按基督教仪式举行了婚礼。然后“未名”的成员和他们的亲友又到四道街王宇光同志家里去向他们祝贺。在充满喜悦的气氛中，加拿大友好人士文幼章提着茶壶，用地道的四川话喊：“洋茶房来了！”

1946年12月，我刚过了十七岁生日，贾姐姐约我到她家里。自从贾姐姐结了婚，他们“新房”便是我们常来的地方。这一次贾姐姐先祝贺我的生日，送了我一把红色的“玻璃梳子”（即塑料梳子）。然后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她准备介绍我入党，问我是否愿意。我学过《新民主主义论》，在学校推销过赵超构的《延安1月》，参加过两年的学生运动，我早就憧憬有这么一天，就是不知道党组织在哪儿。原来我们尊敬和热爱的贾姐姐就是共产党员。我激动不已，立即表示愿意，不到两天就把申请书交给了贾姐姐。

不久，因为参加反对美军暴行发动罢考，我被学校暗中开除。1947年初，我考上重庆的西南学院。经贾姐姐同意，我去了重庆。稍后，贾姐姐因白色恐怖离开成都。以后三年，我虽然没有见到贾姐姐，但她的身影无时不在我心中，鼓励我不断前进。

二

1949年底，我才在成都再次见到贾姐姐。

贾姐姐和马识途、王宇光、彭塞同志一起，在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前，会见了地下党一些同志。贾姐姐穿一身军装，显得特别精神。千言万语，无从说起。热情的握手，爽朗的笑声，表达了我们相互能理解的感情。

解放军入城以后，立即着手分配工作。老王和贾姐姐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愿意去演戏，做演员。老王说：“现在很差干部，当什么演员，你到青年团去。”这样，我就到了青年团成都市工委，在共青团系统工作十七年，“文革”时作为胡耀邦的“修正主义的苗子”，被“扫地出门”。

贾姐姐在川西妇联工作的时间很短，不久即和老王一起调到重庆青年团西南工委。1950年5月我去重庆，先在团市工委，后到团沙磁区工委工作。当时工作很忙，但在一个系统工作，我们毕竟有见面的时候。

贾姐姐在共青团西南工委任宣传部部长，十分重视对青年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她分管共青团西南工委的机关刊物《西南青年》。刊物办得生动活泼，为广大青年所喜爱。大约在1950年底，刊物集中宣传在剿匪斗争中壮烈牺牲的青年团员丁佑君，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就是被丁佑君的英雄事迹所感动的读者之一。当时，树人中学的初中学生要求我给他们讲故事，我把有关丁佑君的材料集中起来，并倾注了自己的感情，讲给他们听。他们被英雄的事迹深深打动，在听的过程中，有的放声痛哭，有的高呼口号。这个消息很快传开，许多大、中学的团组织来请我讲《党的好女儿丁佑君》。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有的同志却批评我“出风头”，弄得我左右为难。贾姐姐知道这件事后，亲自去李子坝一个学校，听我给学生做报告。我在讲台上看见贾姐姐坐在学生当中，联想起1945年她带我和先泽到成都市女中联欢，一点不感到拘束。我讲完之后，贾姐姐加以肯定，并提了改进意见，使我受到鼓舞，更加积极热情地宣传丁佑君的英雄事迹，先后向大、中学生做了一百多次报告。

贾姐姐在1953年任团西南工委副书记，大区撤销后到《重庆日报》工作。我在1955年调团重庆市委工作。因为都住在市中区，我和贾姐姐、老王接触增多。1956年春，为祝贺他们结婚十周年，我和我爱人丁秀涓到贾姐姐家吃晚饭，畅叙友情。1956年我作为中国学生代表团成员，到捷克的首都布拉格参加第四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途经苏联并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观，回国后我向贾姐姐讲了国外见闻，她听得很有兴致，并问了我很多问题。

1957年夏，风云突变，使许多人蒙受冤屈。贾姐姐在这场灾难中未能幸免，被错划为右派。我和贾姐姐相识十多年，这位十七岁入党，到过延安、上过陕北公学，长期经历白色恐怖的共产党员，怎么会反党呢？以后才知道，无非是因为她热爱党的事业，敢讲真话罢了。这真是时代的悲剧！

对贾姐姐的遭遇，我不敢公开讲什么，但却在心里写下几句话：

像太阳从东方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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