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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走入巴金心灵的人（第2页）

四

幕幕往事，似影子一样伴随着老人。

巴金常常回忆起多次与李致相聚交谈的愉悦，回忆起1987年回到他向往已久的故乡——成都，度过愉快的十七天。在那里，他见到了很多亲朋好友，情绪很好，很高兴。唯一没有尽兴的遗憾是与李致交谈得不多。李致当时既要安排好四爸的活动，又要保证他休息好，没有见缝插针地与四爸聚谈。

李致调到省委宣传部后，成了“大忙人”，很少有出差去上海的机会，巴金期盼与李致相聚的愿望常常落空。1989年7月，住在上海华东医院的巴金耐不住了，写信给李致说：“八九月我回家，会感到寂寞。你有机会来上海，找我谈谈，你可以理解我心上燃烧的火，它有时也会发光，一旦错过就完了。”李致很激动，他多么希望有更多与四爸交谈的机会，但离不开，条件不允许。于是，他以调侃的方式掩饰自己的歉意，在信上开玩笑说他想去上海，但飞机票太贵，以后只有多吃咸菜，省下钱买飞机票去看四爸。巴金回信风趣地说：“要是我不回四川，我就请你来上海，买飞机票，实报实销，不用吃咸菜。”一来一往，亲切、有趣。

五

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使巴金体力日衰，他患帕金森病，有严重的语言障碍。在说话很困难的情况下，一天，李致的女婿汪致政去看望他，他突然开口说：“前几年，李致他不来，现在晚了，我说话困难了。”惋惜思念之情，溢于言表。李致又何尝不思念四爸呢！四爸是他行动的楷模。四爸的言传身教，让他受益无穷，四爸信仰人生在于奉献的信条，也像五十年前，教他的“说真话”“做好人”一样，深深地根植于他脑海里，影响了他的一生，成了他克服困难的精神支柱，帮助他挺过了“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敢于在造反派的拳头面前高呼口号反抗对他的污蔑。更令他欣慰的，是对那些来向他外调的造反派的软硬兼施，他从容以对，没有说一句违心不该说的话、写过一份与事实不符的材料。因此造反派说他态度恶劣，顽固不化，是团中央机关最后一批解放的干部。同李致一起关在“牛棚”里的一位团中央负责人曾伸出大拇指称赞李致是一条硬汉。诚然，说真话不仅是李致一贯坚持的处世原则，也是他要求每个家庭成员必须遵守的家规。无论儿子女儿，或是外孙孙女，不管谁犯了错误，只要说真话，就会得到谅解减轻处罚或免于处罚。

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文化背景的熏陶，李致从小就爱好文学，自1945年十五岁开始，在成都、重庆、自贡的大型报刊上发表过诗歌、散文、小说等文艺作品一百多篇。解放后，由于频繁的政治运动和紧张的公务，停止了写作。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逐渐宽松的政治环境，使李致得以用新的角度审视数十年来的风雨人生，他感慨良多，思潮如涌，长期积累的感情感受，以随笔散文的形式，如陈酿的老酒，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三联书店2004年出版的《我的四爸巴金》，一年内就印了两次。全国文联主席周巍峙，看了李致的近作，借用清代著名学者张问陶“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练工纯始自然”两句诗评价了李致的散文。

李致从小读巴金的书，接受他的教育，深受巴金在上海办文化出版社时“积累中国文化，培养新人”的影响，担任四川人民出版总社总编辑时，力排众议，坚持“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出版方针。但他从不打着巴金的旗号，借用巴金的声誉结识名人名家，去拉稿子，也从不做巴金代言人，代表巴金发表意见和看法。他以出版社总编辑的身份，广泛联系作家，亲自组稿，组织出版了很多很有保留价值，很有品位的名家名作，又由于出书速度快，质量高，装帧精美而誉满全国，李致也因此成了入选中宣部编辑出版的《出版家列传》中的人物。

李致不断向名家组稿，在和他们交往的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与曹禺、李健吾、沙汀、艾芜等著名作家成了知心朋友，还写了不少有关这些名家的回忆文章，这无疑对研究这些名家，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史，是一份可贵的资料，连李致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是他又一份意外的贡献。

六

是啊，除了叔侄亲情，巴金和李致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心灵上的信赖。一向不愿意麻烦人请人帮忙的巴金，曾经提出过，当他体力不支，不能坚持工作的时候，希望李致退下来，帮助整理他的日记、书信、佚文，代替他编好全集的最后部分。没想到，不久，李致被选为四川省政协秘书长，巴金的愿望落空了。李致窘迫得不知如何面对四爸才好。慈父般的巴金，非常理解李致的处境，鼓励他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努力做出成绩。还幽默地说根据他的表现，要给他打分呢！李致是与巴金联系最多、关系最密切的人之一。巴金说他一生中给两个人送书最多，其中一个就是李致；给两个人写信最多，其中一个也是李致。不包括“文革”被抄走、至今没有找回来的五十封信，李致现存巴金给他的二百五十多封信，信里渗透着关爱和殷切的希望。更让李致感动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他介绍四川省电视台去上海拍摄专题节目《奔腾的激流——作家巴金》。虽然，事先与电视台商量好，不让巴金劳累，每天拍摄不要超过一小时，然而巴金毕竟年事已高，感到劳累。一天下午，巴金不幸在书房里摔坏了腿。李致多次道歉说这与自己考虑不周有关。巴金反而宽慰他：“我摔跤，与你无关，不要你负责，是我自己不小心！”多么宽厚多么慈祥的老人啊！

巴金对李致的呵护和体谅，甚至引起了李致的二姐李国炜的“妒忌”，她开玩笑写信给巴金说他偏爱李致。巴金回了封有趣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国炜：

两封信都收到，没有早写回信，因为写字困难，我身体比八七年返川时差多了。托李舒爱人带回日本漆盒一个，是日本一位作家送我的。那是二十七八年前的礼物，虽然成了旧盒子，但我和那位作家的友情至今未断，现在把它作为纪念品送给你，也是很有意义的，从这一点看，我又不像偏爱李致了。这是我的回答，我想你也许不能接受，那么再虚心地反思，我承认我对李致的确有所偏爱，我们见面交谈的机会不少，而他又会讲话、出主意，经常说服我，打动我，没有办法，只有请你原谅了。

还有，李舒日内回家，托他带去漆盘三套，这是送给你们三姊妹的礼物，一样的东西，不会不公平。

祝好！

芾甘

7月6日

虽是开玩笑的家庭趣事趣话，李致却感受到了四爸的挚爱和深情，又深感愧疚。为了弥补与四爸见面、交谈机会渐少的遗憾，在四爸患有帕金森病，两手发抖、不能写信、有严重的语言障碍的情况下，李致坚持同四爸通电话。怕四爸因为说不出话而焦急，李致要他只听不说，让千里之外的四爸享受到叔侄交谈的天伦之乐。当听到从话筒里传来四爸平稳、轻松愉快呼吸的声音，李致似乎得到了某种补偿，一丝欣慰之情流入心间。在李致的心目中，四爸是一方净土，走近他，接近他，心灵得到净化，情感得到升华。日积月累的感情、感受在涌动，在迸发。李致拿起笔，接连写出了二十多篇情文并茂、脍炙人口的随笔散文。如《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心留巴金家》《两个“最后一息”》《巴金的心》《不作盗名欺世的骗子》《白发》《春蚕》等，把一个虚怀若谷、坦荡无私、平易近人、有血有肉、普通人的巴金，一个坚守“做人信条是奉献，不是索取”的巴金推到读者的面前，没有大话，没有不实之词，完全是活生生的事实。这正是广大读者最想了解，最感兴趣的。那些渴望了解巴金作品、作品后面的巴金、日常生活中的巴金的读者，不禁惊喜起来：啊！巴金原来是这样子的。进一步拉近了读者和巴金的距离。

这些不以宣传为目的，没有刻意要表现的主题，完全是感情的自然流淌。一位颇有影响的文艺评论家称赞李致深刻地揭示了巴金的内心世界，是走入巴金心灵的人。巴金曾在不同的场合，说过李致是理解他比较多的人。2004年11月，多次采访过巴金的新华社记者赵兰英在一篇文章中说：“在李致心里，四爸巴金胜过亲生父亲。时常苦恼不被人理解的巴金也多次说李致是比较了解他的。”诚然，巴金和李致除了有无法分开的血缘亲情，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共同信仰和风雨同舟时的一致。在那暗无天日的年代，“四人帮”不仅给巴金安上了“反动学术权威”“吸血鬼”等几项罪名，张春桥还恶狠狠地说，没枪毙巴金就是落实政策。有人说，这下巴金永远没有翻身的日子了。李致没想这些，他更多的是担心四爸的安危和健康，他想方设法与巴金取得联系后，冒着政治风险，悄悄地来到了四爸身边。感情丰富的巴金，是何等感动啊！这大概是巴金向李致敞开心扉的思想基础，也是李致走入巴金心灵的桥梁吧！

在李致看来，他远没有透彻地理解四爸那像海一样宽广和深邃的心胸。他知道的四爸，不过是冰山的一角。真正理解、承传四爸“人生是奉献，不是索取；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精神，需要不断地学习和不断地提高思想境界。四爸永远是他学习的榜样，是他人生行进的航向。

2005年5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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