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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有利有节怀念洪德铭（第2页）

当然，这以前我也有一点认识。人们歌颂扑灯蛾，说它为追求光明，一下就扑向灯火，使自己化为火焰，得到永生。我却认为，扑灯蛾盲目而幼稚地牺牲了自己。1948年底，我写过一首散文诗，叫《蛾》，发表在重庆《大公报》由艾芜主编的副刊《半月文艺》上。

川西派遣工作组

这以后，老张又来我这儿住过两夜。

老张告诉我，由于重庆地下党遭到破坏，中央上海分局决定，川康特委从成都派了一些同志来，加上从北平回来的同志，在重庆分区成立工作组。各区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我们这个区叫沙磁区（实际工作包括小龙坎和北碚）工作组，由三人组成：组长，老王（刘康），管大学和全面工作；老杨（张君平），管工运；小陈（李致）管重大先修班和中学工作。老王和老杨都是从北京大学调回的。老张交了两个党员关系给我，一位是苏慰慈，一位是李惠春，都是成都市女中的学生；还交了两个地下社员的关系给我。

老张和我仔细分析了“大家读书会”成员的情况，决定接受丁秀涓入党，由老王办理手续，胡季文、康大钧、印天纵、武仲秋等，先入地下社“民青”（民主青年联合会）。“大家读书会”停止活动，读书会的成员要回自己的学校开展活动。

老张说，原地下党市一级以上领导，奉上海分局命，即将去香港总结工作。尽管我和老张见面次数不多，我对他已有感情，颇为不舍。他握紧我的手，充满信心地说：“天亮见！”

我们沙磁区工作组定期开会，研究工作。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大败，政府腐败透顶，物价高涨，民不聊生，怨声四起。

当年3月，学生发起尊师运动，受到广大教师和学生的支持。规模之大，在我们预料之外。原说不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但群众一起来，党必须引导。从学生义卖、尊师运动发展到“争温饱、争生存”的请愿游行，从各校活动发展到全区、全市行动，发动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学生参加。当市学联决定在4月21日全市大游行时，地下党得知市长杨森要用机枪扫射，决定改全市大游行为分区游行。这样，既保护了学生的积极性，又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不幸，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当时，老张已离开重庆，但他的斗争经验无疑对川西派遣工作组的同志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造反派企图把老洪打成叛徒

“四二一”学生运动后不久，我撤回成都工作。

解放军进入成都的前两天，原地下党领导人先入城与留在成都的各地区、各系统的负责人见面，布置欢迎解放军入城仪式。马识途、王宇光、彭塞、贾唯英都身着军装出现，独缺与我相约“天亮见”的老张，他留在湖北省工作了。我在这时才知道老张叫洪德铭，是成都地下党市委最后一任书记。以后又知道，他1938年入党，1941年在皖南事变中受重伤被俘，1942年8月逃出伤俘集中营。……

新中国成立后，大家都忙于工作，没见面机会。有一次在武昌开会，我听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说，老洪曾在中南团校工作。后又听说，老洪在武汉财经学院工作。

1966年爆发“文革”。1968年，我被关在“牛棚”时，有两人从武汉找我调查洪德铭的情况。这两人一见我就说：“洪德铭是叛徒，你必须划清界限，老实揭发他的罪行。”我已有经验：凡持这种态度的人，必是居心陷害老同志的。我实事求是地讲了洪德铭的情况，他们极不满意，对我大加训斥。我不理会这些，仍照实写了书面材料。“牛棚”的监管人认为我的态度极为“恶劣”。

1969年，团中央的干部进入河南的“五七干校”，我在年底得到“解放”。1971年，我患眼病去汉口治疗。因为惦记着洪德铭，便给他打了个电话。总机一听我找洪德铭，马上问我姓名，住在哪里，为什么要找洪德铭？这种严厉的态度表明洪德铭尚无自由。为了不给洪德铭增添麻烦，我立即把电话挂了。

劫后重逢，贵在知心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那个疯狂的年代。

1979年5月，洪德铭和他的夫人陈可（也是我在学生运动时结识的好友）来成都。我当时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三十年不见，亲切无比。我老伴丁秀涓和老洪虽是第一次见面，也像老朋友似的，无话不谈。正如老洪在6月26日来信所说：“在分别三十年后得到重逢和叙旧的机会，打从心眼里感到高兴和愉快。在蓉两次见面畅谈，又蒙热情款待和赠书，深情厚谊，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来不及给老洪回信，老洪在7月16日又来信说：“秀涓虽是第一次见面，但她的健谈风趣，热情澎湃的神貌，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你的豪放、健谈、深思、热情的性格仍然一如往日，更使我们打从心眼里感到高兴。”其实，老洪这些对我的印象正也是我对他的感受。

我常寄一些书给老洪夫妇，如《在彭总身边》等，但通信不多。老洪1983年8月11日来信也说：“由于今后我们工作较忙，不可能经常写信，但经过三十多年考验，我们的心是永远连在一起的。”即便如此，每年春节，我都接到他和陈可的贺卡，保存至今。

事隔四年，即1983年，老洪再一次到成都。那时，我已调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工作。老洪在当年12月五日的来信中说：“这次来蓉得到叙谈机会，乐何如之。你年富力强，思想解放，在出版社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今后一定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我知道，这是老领导、老朋友像过去一样对我的关怀和期望。

老洪十分珍惜友情。在1994年2月4日给我的信上，他说：“我们的友谊是经过历史考验的。虽然在解放前我们来往时间很短，解放后又基本上没有什么来往，但建立在共同理想和许多老友对你我都有较深了解基础上的友谊，就非一般寻常情况可比了。人之相知，贵在知心，知心朋友之谊绝不会因为写信少、没有写信而发生变化的。所以我们和以前一样，是十分珍惜这种难得的革命情谊的。”他多次邀我和秀涓去武汉他们的家。在1983年的信上就说：“你们如有可能出差过汉，请在家中玩住几天，武汉气候、供应虽不很好，但扫榻以待故人却是一片诚心的。”

每次见面必谈国家大事。言犹未尽，老洪和陈可曾联名写信说：“对于国家、世界大事，老洪看法不少（当然都非高明之见），信上很难评说，见面时当可畅所欲言。对于国内问题，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五十条是有远见的文件，我们衷心拥护，但是如果治不了腐败，不切实推进民主政治（民主对共产党人来说，就好比人需要空气的关系一样，是绝对不能缺少的），前景如何，还是很难预料的，不能不引起我们这些老家伙的忧虑。”这反映了众多“老家伙”的担心。

有一次老洪到成都来，谈到“文革”，我说老洪当年对我讲的群众路线和斗争策略，我受益一生。“文革”后期，我和从北京调到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几位同志，团结了党支部的绝大多数支委，把造反派头头（也是支委）完全孤立起来。还谈到他们学校造反派对他的外调。不久我找到当时用复写纸写的材料底稿，便寄他一看。他回信说：“所赐复印（应为复写）件太宝贵了。从此可见李致铁骨铮铮，一身正气。”他这个评价太高，我只不过遵循了四叔早年对我的教导，“说话要说真话”而已。

1999年，老洪最后一次到成都，时任成都市委书记的陶武先会见了他和陈可，向他们介绍了成都的发展情况。马识途、陈先泽、詹大风、章文伦及我作陪。我们这几个当年做地下工作的同志还一起合影，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从遗嘱看老洪

2009年3月31日，老洪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在海南省三亚市逝世，享年九十岁。

我得陈可发来的《致亲友的信》。老洪在世时留下四条遗嘱：一是请学校取消为他举办庆祝九十岁生日的活动计划；二是捐款十万元人民币给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作为学校的学生奖学基金；三是将遗体捐给祖国的医学事业；四是丧事从简，不发讣告，不举行任何形式的纪念活动。

陈可和家人认真执行了老洪的遗嘱。

老洪是一位坚强的战士，无论遇到什么坎坷，他总是积极向上，把一生献给祖国、献给人民，直至把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我会永远牢记他的高贵品质，牢记他教我如何团结群众，善于斗争，牢记他对我的友情。正如他所说：“我们的心是永远连在一起的。”

2009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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