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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追寻鲁迅（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一生追寻鲁迅

杨邦杰先生把鲁迅作品介绍给我

大概是1943年，我在成都市私立高琦初中读书。杨邦杰先生是我们的国文教员。他不善言辞，但喜爱学生，曾和我们一起短足旅行。有一天，我和一位同学到他的寝室玩儿，他很高兴，顺手从书架上取出一本叫《新青年》的杂志，同时说：

“我读一篇文章给你们听——”

他读的是鲁迅的《狂人日记》。从头读到尾，充满了感情。我恍然大悟，原来几千年的历史，都歪歪斜斜地写着“吃人”二字。结尾的“救救孩子！”的呼声，使我热血沸腾，知道了自己的“历史”责任。

以前，我并非不知道鲁迅的名字。前任国文教员曾在课堂上讲过阿Q。阿Q挨了打，说是“儿子打老子”。阿Q摸了小尼姑的头，说“和尚动得，我动不得”？我和同学们一样，听得哈哈大笑。

两种不同的介绍有天壤之别。

巴金在鲁迅像前

逐渐加深对鲁迅的理解

我从此收集鲁迅的著作。没有钱买新书，就在旧书摊上找。鲁迅的著作不厚不贵，经历两三年时间，终于把鲁迅著作的单行本收齐。

当时，年仅十五六岁，不能完全读懂鲁迅著作。我的办法是经常翻阅，能读几篇算几篇，能理解多深算多深。随着年龄增长，阅历加深，对鲁迅的理解逐渐加深。

我上私立华西协合高中读书时，参加了一个社团，叫破晓社。多数成员喜欢读鲁迅的书。我们至少开过两次纪念鲁迅的晚会。一次是请语文教师陈翔鹤先生给我们讲鲁迅精神，陈翔鹤原为沉钟社社员，曾被鲁迅赞许；一次是演出鲁迅的《过客》，我扮演其中的老人。凡开这类会，还会在会场上挂一个破晓社自做的鲁迅的头像。

鲁迅反对吃人的旧社会，揭露国民的劣根性，鼓励人们做反帝反封建的战士，用匕首、投枪对准敌人，韧性战斗，至死不妥协。这是我当时所能理解的鲁迅。

有一个刚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教师，以唯美派的观点，在报上写了一篇叫《文艺家与萧伯纳》的文章，指责鲁迅“尖酸刻薄”。我大为不满，立即写了篇叫《文艺家与囗囗囗》（囗囗囗为那位教师的名字，略）的短文，加以反驳。该文刊在成都的《华西日报》上，自认为理所应当捍卫鲁迅。

母亲送我《鲁迅全集》

我是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成长的。我最喜欢读鲁迅、巴金、曹禺、何其芳、艾青、田间等人的作品。为倾诉自己的感情，写了一百多篇习作，在成都、重庆、自贡的报纸上发表。按现行标准，可以被批准加入省作家协会当个会员。

这些习作，并没有给我增添光彩，反而给我带来灾难。

1955年，老人家发起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把我也“网”进去了，隔离审查半年以上。我读过胡风的文章，但读不懂。解放前与罗洛、方然有过接触。解放后，经常在群众大会上朗诵一首歌诵战士在火线争取入党的诗《入党表》（这首诗鼓舞了很多青年人），其作者胡征正被审查。我陈述自己喜爱新文学的经历，被批为“擦脂抹粉”。这才是老人家说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最后，一位领导义正严词地宣布：经审查，李致虽在组织上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没有关系，但政治上、思想上与胡风“反革命集团”差不多了。冤哉枉矣！

从此，我的思想被搞乱。自认为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夹着那并不存在的“尾巴”做人，生怕“强烈表现自己”，再不敢写作。幸好我仍常读鲁迅的著作。

知子莫如母。在我三十岁生日时，母亲送了我一套精装的《鲁迅全集》。我认真读了《全集》，把不认识的字查出来，一一写在书的“天头”上。这套《全集》，已保存了近半个世纪。

精神支柱

“文革”时，我又被“革命”群众冠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小爬虫”的“桂冠”，在1968年被关进“牛棚”，长达十一个月之久。

“牛棚”的生活很痛苦，我写有《“牛棚”散记》，不再重述。这里，仅摘一节：

为了多汲取一些精神力量，我以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为理由，要求学习《鲁迅全集》。专政小组的人同意了。从此儿子给我送东西时，可以带一本鲁迅的著作来，看完再换。我“天天读”鲁迅的书，真是莫大的幸福。……

我早在十几岁时，就读过《知识即罪恶》这篇杂文，还写过一篇读后感。鲁迅先生写道：“我”梦见自己死去，因为生前求知识，知道“地球是圆的。元质有七十多种。X+Y=Z。经阎罗王审问，被夜叉拱进‘油豆滑跌小地狱’”，接连摔了十二跤。其中一人对“我”说：“这是罚知识的，因为知识是罪恶、赃物……你在阳间的时候，怎么不昏一点？”“我”说：“现在昏起来吧”。那人说：“迟了。”半个世纪前鲁迅先生的噩梦，怎么会在“文革”中重演呢？我也后悔过去写那些劳什子文章，主编什么报刊，为什么不昏一点，然而已经“迟了”。

读《阿Q正传》时，差一点笑出声来。阿Q在被枪毙以前先游街，“他不知道这是在游街，在示众。但即使知道也一样，他不过以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游行要示众罢了”。这一点我实在不如阿Q，以致在进“牛棚”前，一看到老同志被游街示众，心里便愤愤不平。

鲁迅在一篇杂文里说：“乡下人被捉进知县衙门去，打完屁股之后，磕一个头道：‘谢大老爷！’这情形是特异的中国民族所特有的。”回想过去在一些批判或斗争会上，我明明不同意“革命”群众的观点，最后表态时还要“感谢‘革命’群众的帮助”。我与鲁迅所批判的态度，不一样可笑么？

关于“忘却”，鲁迅有不少议论。在一篇杂文里，鲁迅说：“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已而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阿Q挨过假洋鬼子的打，这是他“生平第二件的屈辱”，鲁迅描写说：“幸而拍拍的响了之后，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而且‘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效力，他慢慢地走，将到酒店门口，早已有些高兴了。”这些议论震撼了我的心。我不愿向阿Q学习，决心丢掉“忘却”这一“祖传的宝贝”。

我靠读鲁迅的书，度过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

反思和学习

我一直注意有选择地念鲁迅著作给女儿听。1969年秋，年仅十四岁的女儿，被分配到黑龙江北大荒劳动。1971年，她来河南团中央干校探亲，我答应送她一套精装的《鲁迅全集》，由她自己在北京旧书店购买到。

“文革”开始不久，巴金即被打倒。我们有六年不通音信。我常想起鲁迅说“巴金是一个有热情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坚信巴金是好人。1972年，我设法与巴老恢复通信，第二年趁探亲假的回程，稍稍绕道上海去看望巴老。当火车在轨道上驰骋时，我也在反思自己。在一篇随笔上，有这样的记录：联想到自己，我过去自称是鲁迅的“信徒”，但我并没有学到鲁迅的“硬骨头”精神，明知有些事是错的，也不敢讲真话。从在“牛棚”里读《鲁迅全集》时起，我就决定不再称自己是鲁迅的“信徒”，因为我不够格。

“文革”后期，我调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鉴于鲁迅对自己的影响，我愿意把鲁迅的思想传播给下一代。我组织了破晓社成员的六七个孩子学习鲁迅著作，沿用杨邦杰先生的办法，我挑选鲁迅的作品，一篇篇地念给他们听，并回答他们的问题。每周一次，坚持了一年多。当时，他们听得用心，现在还曾提到这次学习。

我常向巴老要书，要了《鲁迅日记》。我知道巴老一贯敬鲁迅，便从鲁迅的日记中寻找巴金与鲁迅的会面和接触：一、1934年10月6日，鲁迅给巴金饯行“于南京饭店，与保宗同在，全席八人”；二、1935年9月25日，“清河来，并交《狱中记》及《俄社会革命史话》（一）各一本”，记明为巴金所赠；三、1936年2月4日，记明得巴金的信“并《死魂灵百图》校稿”；四、同月8日，记有得巴金信“并校稿”；五、1934年4月26日，记有巴金“赠《短篇小说集》二本”。我在一1967年写信给巴老，得到他的证实。

当我知道“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兴奋不已。因为不知上海的情况，我只好借谈鲁迅告诉巴老：这批人把党和国家弄得不成样子。鲁迅批判过的坏蛋变成所谓“左”派，鲁迅赞扬过的好人却受打击。但历史不容颠倒，他们逃不脱历史的审判。还说，我最恨这帮人歪曲鲁迅。我再一次集中读鲁迅的书，就是为了识破他们。

传递火种

粉碎“四人帮”不久，针对十年禁锢，四川出版了不少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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