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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自由的日子忆重庆六一大逮捕（第2页）

这几位难友中有一个是谢立璟。

特务不敢对这些正义的骂声有任何回答，却制造了另一个笑剧。突然，一声令下，所有卫兵全部卧倒，如临大敌，子弹上膛，一触即发。原来他们昨天误抓了一位精神失常的学生来，不让他大小便，他便大喊大叫。十几间屋子的难友挤到窗口，只见一个特务拿起扁担要打他。

“不许打！”

“不许打！”

“不许打！”

一阵愤怒的吼声终于使特务慑服。他放下扁担，但口中还在骂人。一个校官走出来，一副息事宁人的态度，连说：“没有事，没有事。”并下令卫兵解除戒备。

看样子，我们不会很快被释放。为了计算日子，我在墙壁上画正字。半夜，特务叫走了几人。

6月3日一早，大家为昨晚叫走人的事议论纷纷。有的说其中两人不是进步学生，而是三青团员；抓他们来，是为刺探情报的。有位难友问卫兵，卫兵说：“可能是案情重，要转移地方。”

有一个身材矮小的少校军官，到屋子来找大家谈话。他自己介绍姓刁，是刁科长。他带一个小板凳，做出很随和的样子。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不闹一下不是英雄。年纪大了还要闹，就是狗熊！”他用这两句话开头，然后说他年轻的时候也“闹”过，还到共产党的地区去过，说得口吐白沫，“但是，到了那儿才知道，一点不好，还得回来。我劝你们——”

似乎没有人听他讲话。

有几个新闻记者把他当成“活宝”，弄得他很尴尬。一位被诬“自认不讳”的难友，趁此责问他：“报纸上说我们‘自认不讳’，我什么时候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承认扰乱社会治安？”

“这个我不知道，我是来劝大家的！”此人自讨没趣，只得找个借口溜了。

这一天大概在发动“政治攻势”。下午，一个少将军官来“视察”，前呼后拥，官气十足。他转了一圈以后，大声武气地斥责看守的官兵：“怎么把大家关起来？不要这样嘛！让大家出来散散步，透透气嘛。”谁都知道他在演戏，不过，看守官兵不得不让大家出来“自由活动”，也有人互相串门。我发现作家方然也关在这儿，离我那间房子很近。那军官刚走，他们又把大家关进屋，不许出入。

他们演了一天戏。到半夜又听见十轮卡车的怪声。谢立璟被转移了。我若有所失，感到孤独。

第四天，大家有些沉闷。可能都在考虑自己的前景。邓托夫天生比较乐观，一有机会总要和难友们闲聊几句：

“怎样取名字，事关重大。我叫托夫，人家说像苏联人的名字。我曾经想改名叫陀佛，但又怕发生宗教战争，脱不倒手！”

大家都笑了，但这是短暂的。不知谁提出：他们夜晚叫人走，怎样才能分辨出是转移还是释放？有人说：“我看，叫你走时，要不要你带毯子。”言外之意，不叫带毯子可能是被释放，相反则是转移。

天一黑，大家都在等十轮卡车的怪声。

十轮卡车终于来了。几个宪兵先到我们屋子叫人。第二个叫我的名字：“李致，走！”

“带不带毯子？”我问。

宪兵回答：“把毯子带上嘛。”

我被带上十轮卡车，车架盖上很厚的油布。车上还有人，但什么都看不见。我估计可能知道我在成都参加学生运动的情况了，会有更麻烦的事。

到了一个地方，我被叫下车，带着毛毯。还下来一人，是汪文风。十轮卡车载着别的难友，开向别的地方。我们两人被带进楼上礼堂，里面有不少长椅子。宪兵说：“你们就在椅子上睡吧！”还说明天早上有人审讯我们。当时，我毕竟年轻，天大的事明天再说，倒在椅子上就睡着了。

6月5日，我们在礼堂等了一个上午也没有人来审讯。不知葫芦里装了什么药，无聊之至。中午，一个宪兵来叫我的名字，说：“你没事了，门口有人接你。”

我走到大门，我四爸巴金的好朋友、原华西协和高中校长吴先忧在那儿等我。我叫了一声：“吴伯伯！”他笑了一笑，说：“以后要小心，你自己搭公共汽车回民国路去吧。你大姐正担心哩！”

我告别吴伯伯，乘公共汽车回到文化生活出版社。大姐见到我，自然很高兴。原来我被捕当天，王竹即来向她讲了情况。王竹和大姐告诉我，“六一”以后，重庆市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校师生）严厉谴责市政府，开展了各种抗议和声援活动。大姐多方设法营救我，包括找吴伯伯。吴伯伯正筹办重庆南林学院，与重庆上层人物有一定接触。他是一个教育家，信仰无政府主义，曾多次保护和营救过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这是我学生时代所遭遇的一段曲折，它让我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坚定了要推翻黑暗统治的决心。同时，也让我第一次尝到失去自由的滋味。那一次被捕的难友，有的较快被释放，有的被关进监狱，有的在解放前夕牺牲在渣滓洞。

国民党反动派原以为通过这次大逮捕，可以把学生运动镇压下去。但正如鲁迅所说，石在，火种不会绝灭！1949年，重庆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并在“四二一”举行了反饥饿、反迫害大游行。就在这一天，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天险。

世间上有许多巧合的事。1954~1955年，我在共青团重庆市委担任少年儿童部部长，参与筹建重庆市少年宫。少年宫的地址在中山二路的“渝舍”。当时“六一”已被定为国际儿童节。八年前的这天我被关在这里，现在恰好在这里为新中国的少年儿童建立校外活动场地。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谁能想到呢？更没有想到的是，“十年浩劫”中，竟把这段历史“翻”出来。我所在机关的某些“造反派”想借此把我打成“叛徒”。斗争会上，一个自称老干部的“造反派”，真把我打翻在地。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来外调，强迫我证实曾“自认不讳”的难友“叛变革命”。我说：“这是敌人的陷害。”他们却说我“包庇坏人”。当时，我真不明白这些“造反派”为什么要与国民党特务一个鼻孔出气呢？为我在四十年代被关了四天半，造反派斗了我几个月。此系后话，将来再说。

1994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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