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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曾德林（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缅怀曾德林

曾德林同志是我的老领导，也是我的好朋友、好兄长。他离世已经22年了，但和他交往的那些片断，我却铭记在心。

一

从学生时代起，我就喜欢话剧，特别是曹禺的名著。我爱模仿某些演员，即兴表演剧中的独白；还喜欢朗诵诗歌。50年代初期，我在青年团重庆市沙磁区工委搞学生工作，我的这些特点，受到青年学生的欢迎，会前或会后，常有学生一起高喊：“学校部长来一个！”正因为如此，个别领导认为我爱出风头，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多次发动机关同志批评我。唯有曾德林同志例外：有一次，我在青年团西南工委的晚会上，表演了曹禺《日出》中留学生乔治张的一段台词，老曾立即问我能不能演胡四？胡四这个角色是一个游手好闲的“面首”。我感到老曾思想开放，有文化，熟悉曹禺剧作。

由于地下党中的某些误会，在1950年的年终鉴定时，我受到团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不实事求是的、猛烈的批评和指责。这些误会发生在上级领导之间，与我这个学生党员根本没有关系，我心里很不愉快。我找1938年入党的、团市委组织部部长的老曾汇报思想。他与人为善，为我卸下了包袱，并给了我不少的鼓励。

曾德林夫妇

也是在50年代初期，我在青年团重庆市沙磁工委工作时，被选为区政府委员。区长是一个从老解放区来的同志，人很好，但可能他在部队的时间长了，工作方法比较简单，常常是自己说了算，不大注意民主程序。我向曾德林同志谈到此事。老曾鼓励我写一份情况反映。我写好交上去不久，区委书记张文澄对我说，他已看到这份情况反映，并提醒区长注意。这说明，老曾和张文澄对民主程序的重视。

也是50年代初期，一次在南开中学的广场上，召开公审大会，批斗一名强奸犯。到会群众极为愤慨，包括我在内，高呼“立即枪毙，誓不罢休！”老曾出面耐心解释，主张送法院审判定罪，以法律为准，好不容易才把大家说服。

二

1954年，时任青年团重庆市委书记的曾德林同志，调到青年团中央任学校部部长，到北京工作。

大约在55年，老曾陪同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谢米恰斯内为团长的访华团，到重庆访问。青年团重庆市委派王竹（青工部部长）和我（大学部部长）负责接待。谢米恰斯内突然提出要缩短参观时间，赶回莫斯科参加会议，要我们立即为他买飞机票。我和王竹深夜去民航售票处联系，一两天内都没有飞北京的航班，感到很为难。老曾认为谢米恰斯内的做法很不礼貌，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叫我们不要有负担。他直接对谢米恰斯内说，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还很穷，不是每天都有飞北京的航班。后来谢米恰斯内找苏联驻华大使馆帮他解决了问题。当时，我们国家奉行“一边倒”（即倒向苏联）的政策，很多人在“老大哥”面前唯唯诺诺；老曾实事求是，平等坦率，敢于直接向谢米恰斯内表达意见，不失我方尊严。

我就读的高中是一所教会学校，我与外国人多有接触，比较自然，加上又与老曾一起接待过外宾，1956年社会主义阵营在布拉格召开第四次世界学生代表大会，老曾提议我参加。我以重庆市学联秘书长的身份，参加这次代表大会。代表团在北京集训时，逢越南学生代表团路过北京。团中央联络部一时抽不出人接待，老曾派我陪同越南朋友在北京参观。

中国代表团的大多数成员是学生，初次参加外事活动。有几次吃饭时，外国人来找老曾说话，同桌吃饭的中国学生，全都站立起来。老曾要我告诉他们：以后再有这种情况，不必都站起来；对洋人要不卑不亢，过分礼让反而被人看不起。

会议期间，有几次重要的分组会，其中一次是讨论苏伊士运河问题，老曾指派我做代表参加。时逢9月2日越南国庆节，老曾又派我代表中国学生代表团，出席越南驻捷克大使馆的招待会。第四次世界学生代表大会结束后，老曾和胡启立应邀访问南斯拉夫，老曾又要我带队回国，并在途中参观了苏联的列宁格勒。

我在1955年，刚因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一事受审查，要我参加国际会议和有关活动，使我感到组织上的信任；但我也非常谨小慎微，生怕出错，几次征求老曾对我有什么意见。他不耐烦地说：“哪有那么多意见哦？”他反问我，回国后是否打算在北京停留几天；如果没有住处，可住在他家。

三

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曾德林同志正在重庆出差。他和我一起去重庆大学和西南师范学院，听取大学生的意见。其中有对土改和肃反的一些意见，老曾并不认为是反动言论。继之，全国开展反右运动，团中央机关划了不少右派；老曾主管的学校部，一个右派也没有划，还以向党“交心”和向党“进攻”，是有区别的理由，保护了一位差点被划为右派的同志。

1964年4月，我调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工作。我原以为是老曾推荐的，后来得知不是。老曾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了解少年儿童部有位“打手”，一贯借政治运动中整人，他不会调我去《辅导员》杂志。同年，共青团“九大”以后，《红岩》作者罗广斌来北京，用自己的稿费，请曾在团重庆市委共事过的一些老同志，吃了一顿饭。“文革”中，有大字报“揭发”团中央有个“四川帮”。当时，曾任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曾德林已调教育部工作。教育部的“造反派”，来“压”这批老同志“揭发”老曾。有一天，老曾的夫人罗玉淸，来团中央机关看大字报，我关心地问起老曾的情况。罗玉清说，她看了这些老同志的大字报，都是应付了事的；只有一个人，把自己和老曾私下闲聊的话，上纲上线地作为“罪行”揭发出来。

“文革”中，“造反派”批判“团中央执行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涉及到学校部工作和曾德林同志的，主要有两点。一是说，在“又红文专”问题上，只强调“专”而忽视“红”，证据是老曾说过，“如果只‘红’不‘专’，那就成了大红灯笼，里面是空的”。二是说，1957年提出的“培养青年学生良好的意志性格”，脱离了“政治大方向”。我一直认为团中央学校部强调的这两点，既正确又很重要，根本不是什么修正主义。现在更用不着来辨别是非了。

老曾对巴金一贯尊重，对打倒巴金，十分不满！1973年，我悄悄去上海看望巴老，转达了老曾的愤慨，对巴老是一种安慰。

四

1973上半年，曾德林同志从教育部“五七”干校，调任重庆大学党委书记。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由“四人帮”把持的党中央，却不许群众开追悼会，先是电话通知，后又发正式文件。违背中央禁令，可能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曾德林同志顶着巨大压力，坚持召开追悼会，公开表示自己一人承担全部责任。1月18日，重庆大学为周总理举行了追悼会，老曾宣布大会开始，他带领大家默哀、向总理遗像三鞠躬、致悼词。所有校党委成员，站在他的身后；全校的师生，聚集在他的面前。团结广场一片寂静，只有哀乐和老曾的声音在回荡；还有人们胸前的白花、臂上的黑纱，诉说着对总理的思念。我女儿当时在重庆大学读书，寄了一张她在追悼会上的照片回来。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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