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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记文革中去上海看望巴金（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

——记“文革”中去上海看望巴金

夜读作家徐开垒著的《巴金传》（续卷），其中《患难见真情》一节，提到有关我的一些记叙。先摘其一段：

这一年10月底，巴金的大哥李尧枚的儿子李致给巴金来了信，给巴金带来了成都老家对萧珊去世后巴金处境的关心。在一年以前，李致就曾从北京返回设在河南的干校时，悄悄地绕道上海来武康路看过巴金。当时他与巴金同睡在一张床铺上，曾给他转述过一些老朋友对巴金的怀念。但由于受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虽同睡在一张床上也不敢深谈。在这次来信之前，李致就曾有信给小林。那时萧珊住院动了手术，小林曾把李致来信的事告诉她，但萧珊已不能说话了，她只点了点头，就闭上眼睛休息。这次李致来信，是萧珊去世后给巴金的第一封信。它给巴金带来安慰。

读完之后，二十三年前的一些事，又重新出现在我眼前。

“十年浩劫”开始的时候，我在共青团中央《辅导员》杂志任总编辑。很快，团中央所有报刊的总编辑，一个个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出来，包括我在内。我先靠边站，继之进“牛棚”，然后又到干校“劳动改造”。

20世纪50年代巴金在上海

过去许多“运动”，往往从文艺界开刀，这次更不例外。看见北京文艺界许多著名人士被“揪”出来，我必然担心四爸巴金的处境。特别是几年前我就知道姚文元在策动批判巴金，后被周总理制止。1966年6月，亚非作家会议在北京召开，巴金是中国作家代表团副团长。但与此同时，造反派在揭发我的大字报上，已提出要我交代与“反动学术权威”巴金的关系。当时我还没有完全被看管，我先从全国作协那儿知道四爸的住地，然后打电话给他。电话通了，只说了几句一般的话，彼此都显得很拘谨。过去四爸到北京，总要打电话给我，我也一定会去看他。而这次我没提出去看他，他也没有叫我去。不过，听到了他的声音，我感到温暖。六年后我才知道，四爸当时已经预感到“大祸临头”了。

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四爸的消息，但我认定他在劫难逃。果然在1967年5月10日，报纸刊登了一篇名叫《大树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文章，批判巴金“是最典型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过着寄生虫、吸血鬼的生活，写的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可以想得到，四爸会遇到多么大的灾难，我真担心他能否承受得了。机关造反派趁机对我施加压力。说我过去写的材料是“假揭发，真包庇”，必须真正揭发巴金的“罪行”。其实，我和巴金接触（不包括童年时期）的次数不多，我如实地一一写出。造反派说我“态度恶劣”，但除拍桌大骂以外，也无可奈何。不过，他们责令我把巴金给我的信全部交出。我清理了一下，有四十多封信，是四爸在1956年到1966年十年间写的，光明正大，没有见不得人的地方。我理直气壮地把信交给造反派，以为他们看了之后会退给我。没想到，交给这些人的信之后便石沉大海，到现在为止谁也不知道它们的下落。

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我自己的思想也乱了。我认为巴金的世界观是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既然我从小喜欢巴金的作品，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有必要重新阅读一次。第一本读《家》，这是他的代表作。接连两三个晚上，我读到深夜，在鸣凤跳湖和瑞珏逝世时，伤伤心心地哭了。因为哭出声，把爱人惊醒，她以为我出了什么事，连问我：“哭什么？”

1968年4月22日，我被关进“牛棚”。除受批判和劳动之外，只许学《毛选》。我通读了四遍《毛选》，但还有很多时间，坐在那儿实在难受。我以检查文艺思想为理由，要求读《鲁迅全集》。出乎意外，我的要求被批准。我儿子按时送东西的时候，给我分卷送来《鲁迅全集》。这一下日子好过多了，我天天读鲁迅的书。在“牛棚”，我思念四爸。每当我翻开《且介亭杂文续编》，读到鲁迅说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这一句话，真是思绪万千。我明白了那些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家”打着鲁迅的旗帜，实际在玩“颠倒人妖，混淆是非”的把戏。

1969年，到了河南省潢川县“五七”干校。有一天，公布晚上将放电影《英雄儿女》。我看过根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十分感人。如果是放这部电影，是否意味着四爸的处境有所变化呢？吃完晚饭，全连人排队到校部前的空坝。一路上，众人有说有笑，我却埋着头不言不语，一心期待我的愿望能实现。电影一开放，果然是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我当然感到高兴；但“根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这几个字却被删去，使我大失所望。这个谜若干年后才解开：影片是周总理叫放映的，删去“根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则是“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下令的。

巴金，我的四爸，我真想念你，担心你！

已经记不清我是怎样下的决心：1972年8月，我给巴金的女儿、我的妹妹小林写了一封信去。历时一个月，才收到小林的回信——原来萧珊妈妈在8月13日逝世。我几次提笔给四爸写信，但坐在桌前，望着稿纸，竟写不出一个字来。直到10月30日，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一口气写了六年来的第一封信。

爹

：

提起笔，千言万语，真不知从哪儿说起，我们有六年没有通信。然而，我这几年比过去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关心你。你对我一定也如此。

到目前为止，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65年你去越南之前；最后一次谈话，是1966年在北京的那一次电话。所有一切，我都不会忘记，它们将永远刻在我心里。

为了避免某些不必要的麻烦，前一段时候我暂时没有给你写信，而且也不知道把信寄到哪儿。今年8月，我写了一封信给小林，算是试投，期望能取得联系。小林有一个月没回信，我担心这个希望也没了。后来，小林的信来了，我一看见信封就高兴，满以为这封信会给我带来一些令人愉快的事。可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它带来的却是妈妈逝世的消息。

妈妈逝世，你当然最难受。我本应该立即写信安慰你。可是，我能向你说什么呢？有什么话能减轻我们的痛苦呢？我实在想不出。就是现在，写到这里，我的眼泪也忍不住往下流。

1964年夏天，我第一次到上海。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第一次看见妈妈，我开始喜欢她。记得那个晚上，大家在屋外乘凉，萧姐

也在场。我向你要《收获》复刊第一期，你答应了。妈妈立即说你“偏心”，说她向你要过几次，你都没有给她。当时，我们是多愉快啊！这大概就是一般人所谓的“天伦之乐”吧！然而，这样的聚会，这一生都不会再有了。

我最好不在这个时候给你写信。因为不仅不能给你安慰，反会引起你的痛苦。不过，我还要问一遍：妈妈去世之前，她看见我给小林的信没有，她说了些什么？我问过小林，她没有回答，但我很想知道。

就这样吧，我不再写下去了。我相信你能理解我的感情。

李致

10月30日

大约十天以后，我收到四爸的信。多么熟悉和亲切的字，我的心激动得快要跳出来了。我小心地把信封剪开，急急忙忙地读下去。

李致：

三十日来信收到（你上次给小林的信我也见到），知道你的近况我放心多了。这些年我也常常想念你和你的几个姐姐。三年前有人来外调，才知道你当时靠过边，但是我又知道你没有历史问题，认为不会受到多大的冲击，我一直不想给你写信，害怕会给你找麻烦，心想等到问题解决了时再通信息。现在你既然来信，我就简单地写这封信谈点近况吧。我1969年参加三秋后，就和本单位革命群众一起留在乡下，以后1970年3月又同到干校。今年6月因蕴珍病重请假回家，7月下旬就留在上海照料她。她去世后我休息了一段时期，9月起就在机关上班（工宣队老师傅和革命群众今年都上来了），每天半天，主要是自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这几个月并没有别的事。但问题尚未解决，仍在靠边。住处也没有改变，只是从楼上搬到楼下而已（楼上房间加了封，绝大部分书刊都在里面）。我身体还好，情绪也不能说坏，蕴珍去世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永远忘不了她，然而我无论如何要好好地活下去，认真地学习。

你问起妈妈去世前看到你的信没有。你的第一封信是8月4日写的，信寄到时，她的病已到危险阶段，刚开了刀，小林在病床前对她讲你有信来。她只是点了点头，那时身体极度衰弱，靠输血维持生命，说话非常吃力，只有两只眼睛十分明亮。我们不知道她那么快就要离开我们，还劝她不要费力讲话，要她闭上眼睛休息。她也不知道这个情况，因此也没有留下什么遗言。想到这一点，我非常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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