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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有利有节怀念洪德铭（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有理、有利、有节

——怀念洪德铭

今年是成都解放六十周年。我时常想起解放前成都地下党市委最后一任书记洪德铭同志。

我在重庆等接党的关系

1946年12月，我在成都由地下党员贾唯英介绍入党。年底因参加抗议美军暴行运动，被学校暗中开除。1947年初，我考上民主同盟在重庆办的西南学院。经贾唯英同意，约好把关系转到重庆地下党。后因贾唯英受敌特追捕，组织关系暂时转不过去。直到1948年底，我在重庆沙坪坝碰见贾唯英的丈夫王宇光（地下党川康特委委员），他答应派人来和我接关系。

突然来了个“老张”

当时，我住在重庆大学校门右边荒坡上的一个叫刘家坟的地方。1949年1月的一个下午，我从外面回来，见门上有一张纸条。留言上说他从成都来找我，我不在，叫我等他，他会再来。落款“老张”。我并不认识老张，估计是接关系的人来了，我兴奋不已。

天黑前，老张来了。

老张个头较高，身穿长袍，脖系围巾，头发梳得整齐，对人十分随和。他先说是我的挚友陈先泽托他来看我的，一下就让我感到十分亲切。接着问了邻居是做什么的，平常关系如何？又随意看了看我所住的屋子，注意到前屋还有一道旁门，并把旁门打开向四周看了一下。

我感到老张的警惕性很高。

老张详细地询问了我的情况

从1945年起，陈先泽和我以及另外四人在成都发起成立了“破晓社”，在贾唯英的领导下，“破晓社”逐渐扩大，在学生运动中起着积极作用。老张对“破晓社”的众多成员都有了解，逐一给我讲了情况。

老张很自然地问起我的情况。

我说，考上西南学院，叔父嫌这个学院“红”了一点，不拿学费给我。我请教务长李文钊写信给在《新华日报》工作的诗人何其芳，请何其芳介绍我去解放区。但我去找何其芳那天，正遇国民党宪兵包围《新华日报》。我只得留下来自学，准备另考学校，以期有个工作阵地。

1999年，洪德铭（右三）和夫人陈可（右二）回成都，与马识途（右四）、陈光泽（右一）、章文伦（左三）、詹大风（左二）、李致（左一）合影

我说，1947年6月1日，国民党在各大城市实行大逮捕（人称“六一”大逮捕），我在四川省教育学院被捕。因无证据，加上原成都华西协中校长、无政府主义者吴先忧具保，关了四天半被释放。我没有自首，也没写过悔过书或任何文字材料。

我说，1948年，我仍继续做学生工作。我组织了一个“大家读书会”，有重庆大学、四川省教育学院、南开中学的十五六个同学参加。我们读进步书刊，朗诵新诗和唱进步歌曲，定期讨论时事，还在一幅大地图上插标志，示意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听到这儿，老张笑了，可能觉得这种做法太容易暴露。也真是，这之前有一天早上，重庆大学训导长侯枫带了若干壮汉，以清理学校家具为名，突袭了我们的住房。幸好前一天晚上，我已把所有书刊藏在望板上，逃过了这一劫。

我说，前不久碰见王宇光，并要求接上党的关系。

难忘的深夜长谈

老张听取了我的有关情况，给我讲了很多：他首先讲了形势和任务。主要是，目前在战场上我们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不久即可解放全中国。为储蓄力量，迎接解放，地下党不需要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免暴露，造成损失。他要我们不断团结和帮助群众认清形势，同情和拥护我党。临解放前，要发动群众护厂（特别要护电厂、自来水厂等与群众生活有关的厂）、护校，防止敌人破坏。为了有利于将来接管城市，要在我们有力量的地方做调查研究，积累资料。等等。

他教了我许多斗争的策略和方法。他说，关键是紧密联系群众，和群众生活在一起，关心和帮助他们。即使是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书呆子，万一敌人来抓你，这个书呆子也会觉得被抓的是好人，同情或保护你。斗争的口号不要提得太高，太高了会吓倒中间群众，一定要使大多数群众（特别是中间群众）能接受。一般可从生活斗争入手，逐步提高到政治斗争。不论在学校的一个系或一个班，要认真逐个分析：我们的人有多少，进步学生有多少，中间学生有多少，国民党和三青团的人有多少，靠近他们的人有多少。一旦开展斗争，能得到多少人拥护，能否取得胜利。斗争中一定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该前进时前进，该后退时后退，才能处于不败之地。

他讲了党内和地下社新的联系方式。为防止敌人破坏和叛徒出卖，同志间采取单线联系。一般不用真名，彼此不知住址，接头的方式要很自然，即使有人在你身边也不知你们在接头。开始接触，就要商定彼此的关系，说得清对方的主要情況，以应付敌人的突击盘问。

他还要我注意一些生活细节。我当时不修边幅，衣着很随便，头发也较乱。他说：“你这个样子，头发是‘俄国囚犯’式的，一看就知道是个进步分子。”我自己也觉得好笑。

以上很多谈话，是我第一次听到，对我的震动很大。当晚，我们同睡一张大床，他睡着了我仍久久不能入眠。过去，贾唯英教我们冲破黑暗，敢于斗争；现在老张教我们团结群众，善于斗争。听老张一席谈话，茅塞顿开，浑身有劲！

第二天早上，老张离开我那儿前，他把头发梳好，又弄好衣服和围巾。以后两次也这样。我发现，他的脚稍有一点跛。后来才知道，那是他参加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受伤致残的。

我的反思

我上高中的时候，也就是抗日战争后期，八舅帮助我弄清了国民党在消极抵抗，共产党在坚决抗日。以后，参加燕京大学和华西大学的“未名团契”，贾唯英组织我们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先泽和我从此便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

未名团契成员

1945年的“一二·一”反内战运动，我们一批同学参加游行。见华西大学和其他学校的学生都举着有校名的横幅，我们也打出“华西协中”的横幅。事后，校方召开全体学生大会，指责我们没经校长同意，不该打学校的横幅。双方争执不下，举手表决，我们只有五十二票，处于少数。我们本应从中吸取教训，学会团结多数同学，但当时我们认识不到这一点。“破晓社”的成员屈彬写一首诗，叫《我们有五十二票》，我们引以为傲，经常朗诵。这首诗鼓舞了我们的士气，这是事实，可惜我仍停留在这个水平。继之而来的“五二〇”反内战运动和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尽管我仍冲锋在前，写传单《告全市中学生书》，演讲，大声高呼口号，但因为脱离群众，能发动的同学不多。抗议美军暴行运动，游行后面临大考，许多同学住校一学期，很想回家过寒假和过年，我们却发动罢考，显然脱离群众。以致我被学校暗中开除，也没有人出来为我讲话。敢于斗争，这是好的；而脱离群众，则是失误，更谈不上善于斗争、讲策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个人生活上不注意小节。正像老张所说，让人一看，就觉得是个“进步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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