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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章（第2页）

一、历史背景

自一九四一年以来，德国政府一直在从事一项杀害欧洲犹太人的全面行动。赤裸裸的事实远远超出人类以往所有的经验，以致没有现存的社会机构对付得了当前的情况。

因为战争的关系，德国成为国际上的亡命之徒，而只有德国人民可以过问它的作为。由于实施了警察国家的恐怖政策，纳粹政权已经迫使它的人民驯良地屈从于它的野蛮行径。然而，可悲的事实是，自从希特勒执政以后，群众对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政策的反抗一直停留在最低限度上。

大屠杀的根源在于德国人那种广泛而深远的文化倾向，一种铤而走险的浪漫的民族主义，是对西方人道自由主义的极端反动。这个思想体系美化了尚武的德国“文化”那种野蛮的自我吹嘘，即使在没有公然宣扬恶毒的反犹主义的时候，它也已经包含了这种思想。这是一个复杂而难以捉摸的问题。哲学家克罗齐认为，这种野蛮的倾向可以上溯到罗马时代的一件往事，即阿米尼乌斯在条顿堡林山取得的胜利，这次胜利使德国的各个部落不再受到罗马法律与生活方式的有益影响。不管根源是什么，阿道夫·希特勒的兴起和得到拥戴表明这种倾向的持续不衰。

二、盟国的困境

百慕大会议之所以要举行，是因为大屠杀的秘密已经外泄。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联合国各会员国政府公开地联合提出警告说，罪人将受到惩罚。这种官方的揭发在美国和英国引起公众要求采取行动的强烈愿望。

不幸的是，阿道夫·希特勒在他对待犹太人的策略上击中西方自由主义的唯一致命弱点。

除了犹太人以外，采取行动的呼声来自新闻界、教会、进步的政治家、知识分子等，但其他所有的势力全都是冷若冰河的沉默和无动于衷，它们阻挠了一切行动。

犹太人寄希望于英国的是开放巴勒斯坦，让他们得以不受限制地移民，这是旨在减轻纳粹压力的显而易见的一步。但英国外交部认为，在战争的目前阶段，它不能冒阿拉伯人反对的风险。对美国来说，一个同样是明摆着的行动是通过紧急法案，接纳受到希特勒威胁的受害者。但我们的极端的限制性法律乃是国会的意志，而国会是反对改变我国的“种族结构”的。

如果盟国的自由主义是政府奉行的政策，而不是介乎理想与神话之间的某种东西，这种行动是可以进行的。但事实是，阿道夫·希特勒已使盟国处于困境。

因此便召开了百慕大会议。开幕时大吹大擂，被说成盟国针对纳粹暴行所做的反应。会议产生了一种采取行动的姿态，以安抚要求采取行动的人，而事实是无所作为，顺从现行政策。这是嘲弄。那些从事外交活动的奴仆心怀鬼胎，故作姿态，他们的大言不惭、吹牛撒谎、腐败透顶都是与此互为表里的。

在这一切里，最大的罪行莫过于在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罪行面前可悲地无所作为。

那就是问题的核心。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纳粹屠杀犹太人还不过是报章上牵强附会的报道，重大的战事新闻使这些报道不为人知。德国人这种行动是如此野蛮，如此难以理解，又如此远远不同于人们已习以为常的有点儿厌恶犹太人的感情，以致公众舆论干脆不予理睬。在战争的烽火中，这是轻而易举的。

三、会议

这次会议商定的宗旨是“解决政治难民问题”。在议程项目中极力避免使用“犹太人”这个字眼，而且，唯一可以讨论的“政治难民”是那些已在中立国的难民，也就是那些生命已有保障的人！这些议事规则是保密的，还没有片言只语泄漏到报刊上去。

有朝一日，会议记录将暴露在世人面前。这些记录终将表明，这一切都是枯燥无味、弄虚作假的东西，是外交上虚与委蛇、装模作样、不知所云的使人反感的行径。每一次扩大议程项目范围的尝试都受到挫折，每次有关采取具体行动的建议——即使是为了减轻中立国家里难民麇集造成的压力——都遭到阻挠：没有资金或没有船只；或没有地方可以容纳；或这些人带来太多的安全问题，因为他们中间可能混有间谍或搞破坏活动的人；或者有关行动可能“干扰战争努力”。

玩来玩去都是一套推卸责任的把戏。美国人主张把北非和近东作为收容难民的地方，英国人坚持开放西半球。最后，他们友善地对消极的结论达成协议。为了制造采取行动的错觉，他们同意使奄奄一息的难民委员会恢复活动，这个委员会是一九三八年同样以失败告终的埃维昂会议建立的。

对那些不得不参与这种几乎是赤裸裸的卑鄙勾当的代表进行谴责是容易的，他们只不过是傀儡，他们执行他们政府的政策，最终还是体现他们国家的公众意志。

四、必须进一步采取措施

在这次会议带来灾难性后果之后，还有什么工作可做呢？

在最好的情况下，可以做的也着实不多。德国人嗜杀成性，欧洲犹太人多数在他们手中，只有盟国的胜利可以挫败他们的阴谋。但如果我们愿意尽己所能做一些事情，我们还是能够免除在这些纳粹罪行中的共谋罪责。现在的情况是，百慕大会议已将美国政府变成屠杀行为的无动于衷的旁观者。

距离现在大约还有十六个月，总统竞选将要举行。到那时，欧洲犹太人全部惨死在屠刀之下可能已是既成事实。美国人民那时将有一年半的时间去扭转他们对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怖行为感觉迟钝的状态。证据将大量涌现。可以想象，那时入侵欧洲已经实现，一些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也将被占领。美国公众是讲人道的人民，尽管今天他们不愿意“接纳所有那些犹太人”，但到一九四四年年终，他们将寻找为此应当承担责任的人，因为他们竟然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些责任将不可厚非地落在今日的掌权者身上。

这份备忘录的作者深知总统是一位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他愿意向犹太人伸出援助的手。但在这次规模巨大的全球战争中，这个问题远不是一个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既然有所作为的余地不大，而且这个问题又是如此使人望而生畏，谁还能怪罗斯福先生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他事务上呢？

要求开放巴勒斯坦或者修改移民法的鼓动看起来都是没有希望的。支付高昂的集体赎金的计划，以及轰炸集中营这一类非军事目标的建议都是与主要的作战方针格格不入的。不过，某些事情是可以做的，而且必须做到。

五、短期步骤

罗斯福总统能够立即做得最紧急的、最能取得成效的一件事是免除国务院，尤其是免除布雷肯里奇·朗先生处理整个难民问题的权限。

朗先生现在负责处理这个问题，他简直就是灾难的化身。这个不幸的怀疑主义者，在形势的逼迫下，正处于危险的境地。他决心尽量少做事，同时阻止其他任何人干更多的事。他不遗余力地试图证明他是正确的，而且是一贯正确的，没有其他任何人能成为犹太人的一个更知心的朋友。在内心里，他似乎还认为有关纳粹暴行的传闻多半是犹太人旨在规避移民法的一种巧妙的手法。

国务院的工作人员被反复灌输这个观点，有太多的人具有和他一样的僵化的限制主义信念。国务院的士气以及它执行人道主义使命的能力都是很低的。必须建立一个行政机构，它受权探索拯救犹太人的任何可能的途径，并迅速采取行动。对现行签证规定进行合乎常情的调整便可以立即挽救一大批有条件根据现有限额进入美国的犹太人，他们不会构成财政上的负担，犹太人的社团将能提供几乎是任何数字的救济金。

拉丁美洲的限制主义是以我们自己的限制主义为基础的。新机构一旦向拉丁美洲各国表明美国的态度已经改变，那些国家中有一些是会跟随我们脚步的。

新机构应立即把尽量多的难民撤离四个中立的欧洲避难所——瑞士、瑞典、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减轻他们的重担，并把它们现在的“救生艇已满”的态度改变为欢迎那些还有机会到达它们边境的犹太逃亡者。

新机构应设法说服国会领袖临时接纳大概两万名难民。如果世界上有其他十个国家能以我们为榜样，这个行动将形成一个响亮的明确的信号，向屠夫们自己以及尚未把它们的犹太籍国民交给德国人的各附属国政府表明，盟国是说话算数的。

因为随着战局的推移，大屠杀终将降低速度，最后停止，屠夫和他们的帮凶迟早要胆寒。这个转折点可能在百分之九十九的犹太人都已死去或者出走的时刻到来，也可能在百分之六十或七十的犹太人都已死去或者出走的时刻到来，大概不可能有一个更低的数字了。但即使做到那么一步，也可以算是一件历史大事了。

莱斯里·斯鲁特

威廉·塔特尔给总统发出信后没接到对方的收函通知，他也一直不知道总统是否已经收到他的信。就历史事实而言，在百慕大会议的真相暴露后，公众反应在一九四三年逐渐高涨，后来达到舆论哗然的程度。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二日，白宫的一项行政命令免除了国务院处理难民问题的权限。根据这项命令，成立了一个战争难民委员会，这是一个受权处理“纳粹灭绝所有犹太人的计划”的行政机构。一个强有力的美国抢救行动的新政策开始实施了。在那个时候，飓风已经肆虐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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