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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四章（第2页）

六月二十三日天刚蒙蒙亮，娜塔丽就起身，穿好衣服，准备接待红十字会人员的访问。她那间卧室及得上欧洲一家上好旅馆的房间：淡黄色木制的家具、一块东方小地毯、花哨的绘有花朵的糊墙纸、扶手椅、灯罩甚至还有好几瓶鲜花，都是前一天晚上园艺工人送来的。杰斯特罗家的这间房间在参观访问中是一个停留地。这个著名的作家将领着来宾们参观他的房间，请来宾们喝法国白兰地，陪着他们到犹太会堂和犹太图书馆。因此，娜塔丽在匆匆出去以前，先把屋里拾掇干净，就好像要供军事当局检阅那样。幼儿园里也还有不少事情要做。拉姆在最后一分钟吩咐把家具重新安排一下，并且在墙上再多贴一点儿剪下的动物画片。

太阳刚升起。妇女们已经到了外面街上，她们在黄澄澄的倾斜的阳光里趴在地上擦洗便道。这些从拥挤不堪的阁楼上出来的衣衫破旧、骨瘦如柴的人，散发出一股恶臭，污染了清早的和风。她们把活儿干好后，就得躲开，洒了香水的美人穿着花哨的服装走出来。娜塔丽的感觉已经十分迟钝，根本觉察不出“美化运动”的这种讽刺意味了。这一个月里，一个反复出现的噩梦使她经常睡不好——海因德尔揪着路易斯的两条腿晃晃荡荡，将他的脑袋撞在水泥地上。到这时候，孩子脑浆迸裂、鲜血直冒的景象对她来说已经跟她回忆中党卫军的那个地下室一样真实，而且多少更为熟悉，因为那次短促的惊恐是在一阵模糊不清的震动中来临和消失的，而这个可怕的幻象她却见到过二十多次了。真的，娜塔丽已经成了一个失魂落魄的人，脑子里简直不正常。只有一件事还能使她打起精神，那就是把路易斯送出犹太区。

传递班瑞尔信息的那个捷克警察说，这次尝试是安排在红十字会人员访问后的那一周里。路易斯得先生病，接着送进医院就不见了。她从此不能再看见他，只会听说路易斯患斑疹伤寒已经死了。接下来，她就只能希望将来有一天会听说他很安全。这就像送他去急诊开刀一样，不管风险多么大，但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一辆手推小车停在丹麦人的营房外边。花匠正从车上把满是花朵儿的玫瑰花树卸下来，搬进大院，栽种在草地上挖的窟窿眼儿里。娜塔丽走过时，浓郁的玫瑰花香使空气芬芳馥郁。她很清楚，丹麦犹太人正进行着一件很特别的事，但那跟她并无关系。她所关心的就是，毫无差错地度过这一天，不要惹恼拉姆危害到路易斯。幼儿园是规定的参观路线中最后一个停留地，是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照理说，丹麦犹太人在这天十分重要。他们是三万五千名犹太人中寥寥的四百五十人，不过却是很特殊的四百五十人。

丹麦犹太人的经历是惊人的。除了这少数人以外，其他所有人都自由和安全地到了中立的瑞典。丹麦政府得到风声，知道德国占领军即将围捕犹太人，于是暗地里让居民警惕起来。一夜之间，丹麦志愿人员用小船临时凑成的一支船队，使六千名左右的犹太人渡过一道狭窄的海峡，将他们送到了热情好客、中立的瑞典。因此，只有这一小群人被德国人逮住，送到特莱西恩施塔特。

从那以后，丹麦红十字会就一直要求来探望犹太乐园中的丹麦犹太公民，丹麦外交部也一再提出强有力的要求。说也奇怪，德国人面对着这个小国（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为犹太人所表现出的这种史无前例的坚持正义的勇气一直犹豫不决，并没枪毙几个丹麦人，只是把这个讨厌的要求压制下去。他们虽然屡次推迟访问的时间，事实上却是屈服了。

四个人组成了这个访问团，他们在历史中虽然默默无闻，他们的姓名却还是有案可查的。

弗朗茨·瓦斯，为特莱西恩施塔特事宜一直敦促柏林方面做出决定的丹麦外交官。

尤尔·亨宁森博士，丹麦红十字会成员。

M.勒塞尔博士，柏林国际红十字会德国办事处成员。

埃伯哈德·冯·塔登，德国职业外交官。塔登在外交部办理犹太人事务。艾希曼把犹太人送到死路上去；塔登把他们从他们享有公民权的国家里发掘出来，然后转交给艾希曼。

访问从中午开始，持续了八小时。工程浩大、花了六个月来推行的整个“美化运动”，就是为了使这两个丹麦人和这两个德国人在这八小时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结果证明这是很值得的。瓦斯和红十字会那个成员写的报告还保存着。报告中充满对特莱西恩施塔特极其令人满意的情况的认可。有一个人总结：“较为近似一个理想的郊区社会，而不像一个集中营。”

为什么不是这样呢？

这四位来宾跟着一长列柏林和布拉格来的纳粹高级官员，按照时刻表顺利地走过了拉姆安排的路线。他们的到来唤起了一个接一个十分迷人的景象——妩媚的农场姑娘边唱着歌，边掮着草耙走向菜田，大堆大堆的新鲜芳香的蔬菜在伙食铺门口卸了下来，犹太人快乐地排队等候购买，一个穿长袍的八十人合唱队纵声唱出一首激动人心的赞美歌，而正当来宾们到达运动场上时，一次足球射门博得了兴高采烈的观众的热烈欢呼。

医院的外表和气息全跟天堂里一样清新，床单雪白，病人都舒适、愉快，对治疗和伙食总用赞不绝口这样的回答来答复来宾提出的所有问题。不论来宾们走到哪儿——屠宰场、洗衣铺、银行、犹太人的行政部门、邮政局、知名人士居住的底层公寓、丹麦人的营房——他们总看到整洁明净、丰衣足食的可喜景象。丹麦犹太人互相争着向瓦斯和亨宁森保证，他们的生活很好，享受了丰厚的待遇。

户外的景象全那么宜人！街上，装潢古雅的招牌看起来非常美观。衣着考究的犹太人在阳光下悠闲地散步，这样的散步没有几个欧洲人能够在严峻的战时条件下做到。咖啡馆里的文娱节目是第一流的，奶油糕点是美味可口的。至于咖啡，冯·塔登先生评论说：“比在柏林可以喝到的还要好！”

最后，幼儿园给人留下一个多么美好的印象啊！负责的那个苗条、俏丽的犹太女郎，那位名作家的侄女，在工作中显得那么快乐，对提出的问题总是那么迅速地就做出肯定的答复！显而易见，她跟拉姆司令官和海因德尔督察的关系极其友好。这是这次访问的一个骗人的尾声：健康、美丽的孩子们荡秋千，滑滑梯，站成一圈跳舞，在池子里泼水，乘坐旋转木马，他们在落日的余晖里在游乐场的青草上投下了滑稽、颀长的影子，他们的笑声像轻音乐似的悦耳动听。年轻美貌的保姆照管着孩子们，不过她们中没有一个及得上那个穿蓝绸衣裳的负责人一半漂亮或一半高兴。经司令官许可以后，柏林红十字会的那个成员拍了一些照片，包括一张娜塔丽抱着她儿子的。她的儿子是一个活泼淘气的小娃娃，笑起来真叫人喜爱。勃塞尔先生心头突然涌起了一阵好感，告诉她一定寄一张照片给她在美国的家属。

战后，当丹麦议会提出质问，要弗朗茨·瓦斯解释他何以受到德国人的欺骗时，他回答说，他一点儿也没受骗。他看得出，这次访问是事先安排好的。他递上一份赞扬的报告，为的是保证丹麦犹太人可以继续受到较好的待遇，食品包裹可以继续送到他们的手里。这就是他的使命，而不是揭发德国人的奸诈。虽然如此，瓦斯向议会承认，这次访问使他放下了不少心。鉴于红十字会手中已经掌握着的有关德国集中营的可怕报道，他先前有点儿担心，生怕看到满街都躺着死人，伊斯兰教徒在污秽与死亡的气氛中趔趔趄趄。尽管德国人装假作伪，却并没有出现那样的景象。

全世界一直感到纳闷儿，国际红十字会——以及就这件事而言，梵蒂冈——虽然在大战期间的确知道那场秘密的大屠杀，却始终缄口不言。勉强可以接受的解释总是弗朗茨·瓦斯的那一篇：控诉德国人犯下在战时无法证明的罪行，只会使落在德国人手中依旧活着的犹太人境况更糟。红十字会和梵蒂冈对德国人的罪行知道得很清楚。也许，他们颇有道理，虽然接下来的问题是：“境况还会变得怎样更为糟糕呢？”

盛大的“美化运动”的成功，使柏林的上级动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不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拍摄一部影片，显示犹太人在纳粹统治下生活得多么美好，从而使盟国就屠杀营和毒气室等日益加强的恶毒宣传变成虚伪的谎话呢？于是他们立即下达了命令，准备拍摄一部这样的影片，片名是《元首授予犹太人一座城市》。指定参加剧本编写委员会的，有埃伦·杰斯特罗博士，而幼儿园将作为重要的特写镜头加以摄制。

以下摘自《作为军事领袖的希特勒》：

七月二十日——暗杀希特勒的阴谋

……战况汇报会议在一座木造的营房里举行，因为俄军在前线迫近拉斯滕堡，那个坚固的混凝土地堡司令部正在进一步加固，以防空袭。这一下救了希特勒的性命，倘使在地堡里，我们就全会被那次局部爆炸消灭干净。

炸弹爆炸之前，会议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个令人厌烦的场面。豪辛格正在阴郁地喃喃谈着东线的情况。希特勒俯身对着桌上的地图，戴起厚眼镜凝视着。我站在他的身旁，待在那群参谋人员当中。这时只听见一声破裂的轰响，房间里满是黄烟。我发觉自己十分痛苦地躺在地板上，喉咙里不自觉地发出呻吟声。我以为我们遭到了飞机的轰炸。我的第一念头就是，要逃命，不要被活活烧死，因为这时火焰噼啪作响，有一大股燃烧的气味。我虽然一条腿被炸断，在浓烟和幽暗中绊倒在好几个摔倒的人的身体上，还是挣扎着到了外边。四周的呻吟和尖声号叫是可怕的。到了外边地上，我瘫坐下来。我看见希特勒倚在一个人的胳膊上从浓烟里逃出来，他脸上有血，头发被灰泥胶凝着直竖起来。从划破的黑裤子外面，我可以看到他的光腿。那两条纺锤形的白腿，那两只圆滚滚的膝盖，一时使他看起来像一个可怜的普通人，不像那个凶狠残忍的军事统帅。

近年来，出现了许多称颂那些阴谋分子的作品。我本人无法为那些人感伤，这与我几乎遭到杀害这一层毫不相干。冯·施陶芬贝格通过了森严的门禁和“狼穴”的安保检查，把那只装满炸药的公事皮包放到桌下，这当然是勇敢、机智的，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已经是一个肢体残缺的废人，在北非瞎了一只眼，断了一只右手，左手还缺了两根手指，这是众所周知的。他为什么不全部牺牲掉呢？诚然，他是那次阴谋的主谋，但是整个阴谋目的就是要杀死希特勒。唯一十拿九稳的办法就是，走到他前面，手里拿着伪装起来的炸弹，使它一下爆炸。看来，他的模糊的基督教理想主义并不包括殉难在内。造化弄人，无论如何他也只多活了几小时，因为同天晚上，他就在柏林被逮捕并处决了。

武装部队中的这些阴谋分子我几乎全都认识。他们中的有些人使我大为震惊。有些人加入进去我是可以猜到的，因为他们早期也来试探过我。我驳斥了来试探的人，就此没人再来找过我。暗杀掉国家元首来结束战争——不论对我们内部队员来说元首非常明显的缺点是些什么——这种概念据我认为是大逆不道、违背我们军官的誓言和乖谬至极的。今天，我依旧如此认为。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武装部队还深入敌境，他们的人数多达九百万，尽管领导乖僻反常，仗还是打得十分出色。祖国虽然遭到猛烈的空袭，却依然完整无缺。德国的政治中心不论好歹，就是德国人民和希特勒之间的紧密联系。暗杀掉他会造成局势混乱。希姆莱、戈林和戈培尔仍然控制着全部国家机器，他们准会发动一场意想不到的报复性大屠杀。每一个德国人的武器都会指向他的同胞。我们的没有领袖的军队就会崩溃。军事情况虽然很糟，却并不需要这样一个解决办法，实际上这根本不是解决办法：使我们自己陷入无政府状态，把布尔什维克野蛮人请进来，抢劫掠夺，一直闹到莱茵河畔！

事实上，七月二十日的炸弹爆炸事件，促成了第二次国会纵火案。它给了希特勒他所需要的一个借口，把活着的反对派人士斩尽杀绝。这次至少死了五千人，大多数是清白无罪的。总参谋部的人员和独立的、优秀的知识分子——政治家、劳工领袖、传教士、教授和残存的古老的德国贵族——几乎剪除殆尽。我的看法是，七月二十日事件也许反而使战争延长了。我们当时正处在八月灾难的边沿，那也许会迫使纳粹党人自行摆脱希特勒，有秩序地投降。与此相反，七月二十日事件使德国震动，于是全国团结到了元首的周围。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九个月可怕的日子以后他开枪打死自己时为止。在德国人民中，并没人支持那次笨拙的暗杀尝试。阴谋分子遭到人们的咒骂，希特勒再一次变得趾高气扬。

我至今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在“狼穴”的医务室里，希特勒就坐在离我不到十英尺的地方跟戈林谈话，大夫正在治疗他震破的耳鼓。“现在，这些家伙正在我要他们待的地方被我逮住啦，”他这么说，或者大意是如此，“现在，我可以采取行动了。”他知道这次暗杀的失败反而使他的政权得以苟延残喘。

为希特勒辩护的人们说，他们并没看到他下令拍摄的处决将领们的那些影片，但是放映的时候，我就坐在他的旁边。他当时的痴笑和议论比较适合看卓别林的一部喜剧，而不适合看我的老战友们那种可怕的、变了样的神情，他们的脖子上套着琴弦绞索，赤身裸体地正经历着临死前的痛苦。从那以后，我根本无法再尊敬他了。今天回想起这件事时，我也无法尊敬他遗留下的形象。

对我来说，七月二十日事件完全是大祸临头。从那以后，我走起路一直跛得厉害，右耳完全聋了，而且经常一阵阵头晕目眩，人会摔倒。还有，这断送了我离开最高统帅部的机会。我同七月二十日事件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出身于一个保守的地主家庭，所以很有可能成为希特勒荒谬绝伦的猜疑的牺牲者，被他处决。不过，或许我的负伤使我的清白无罪不讲自明。再不然，也许秘密警察知道，我并无嫌疑。不管怎样，我又成了那个“好阿尔明”，跟那帮“别人”全不一样，除了莫德尔和古德里安以外，几乎比其他任何将领都更受到希特勒的礼遇。这样一来，我被迫亲眼看到他的一步步没落，直到在柏林地堡中的那个惨痛的结局，每天忍气吞声地听着他对我的同行和我的阶级发出最下流的恶骂。

英译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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