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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三章（第2页）

我又说了一遍。

“高声叫，狗屎堆！拼你的老命叫！要不我就再踢你，你这个犹太臭猪，踢到你大声叫出来为止！”

“我是一堆卑鄙龌龊的犹太老屎蛋！”

“把他的眼镜给他，”艾希曼好像没事人一样说，“好，站起来。”

我挣扎着站起来的时候，有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胳膊肘，扶我稳住身子。有人给我把眼镜戴上。这时，我才一下看清楚了爱泼斯坦的脸，在那张苍白的脸上，在那双迷惘的棕色眼睛里，结的是两千年犹太历史的疤痕。

“坐下，杰斯特罗博士。”艾希曼说。他坐在办公桌后边抽着烟，神闲气定，像个银行经理似的。“现在，我们切实地来谈谈。”

布格尔在他身旁坐下，扬扬得意地咧开嘴笑着。

这以后发生的事，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因为我当时头昏眼花，痛得要命。艾希曼说话的腔调仍然是公事公办的样子，可是又带有一点儿揶揄意味。他说的话几乎和这顿毒打一样叫人心烦意乱。党卫军知道我在教授《塔木德》，而关于犹太人的科目是禁止教授的，所以我可以被送进小堡垒的可怕的牢房，很少有人能从那里生还。更叫人震惊的是，他透露说，娜塔丽参加了讽刺元首的下流地下演出，因此可以将她逮捕并立即处决。娜塔丽始终没和我谈过这件事，我只知道她给孩子们表演木偶戏。

显然，艾希曼告诉我这些事情，是为了加深布格尔的野蛮殴打给我的教训。那就是，我们作为美国人的权利，或者说，作为西方文明人的权利，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已经越过了界线。由于我们犯下的罪，我们已经无权要求恢复在巴登-巴登的身份了，而且我们随时随刻都有生命危险。他以一种特别尖刻的坦率态度又加上一句：“其实我们倒并不在意你们犹太人怎样自寻乐趣！”他要我继续教下去，并且还说，如果娜塔丽不再演那种讽刺剧的话，那对我们两个人来说只会更难办，因为我不可以把她离开党卫军总部后发生的事告诉她。我不可以向任何人吐露半句。要是我吐露了，他肯定会知道的，那就太糟糕了。他说爱泼斯坦会跟我交代一下我就任长老的手续，然后他傲慢地挥了挥手，吩咐我离开。我几乎无法从椅子上站起来，爱泼斯坦只好扶着我一拐一拐地走出去。在我们身后，我们可以听见那两个德国人说笑话，纵声大笑。

我们一块儿离开了党卫军总部，爱泼斯坦始终一句话也没说。走过围墙那儿卫兵面前时，我强迫自己像平时那样走。我发现，如果我挺直身子，大踏步走，反而痛得不那么厉害。爱泼斯坦把我带到理发店，让我理了发，修剪了胡子。我们又走到委员会会议室，一个摄影师正在那儿预备给集合在一起的长老们拍新闻照片。有一个记者，一个穿了一件皮大衣的相当漂亮的年轻德国女人，正在问问题、记笔记。我和长老们一块儿摆好姿势，另外又单独照了一张照片。记者跟我，还跟其他人谈话。我相信，这两个一定是真正的新闻记者，他们一定会带着一篇很有说服力的报道离开——一篇连他们自己也会相信的、有关管理犹太乐园的犹太委员会的报道。这个委员会是一群神情安详、衣冠楚楚的出色人物，其中还包括《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的作者，著名的埃伦·杰斯特罗博士。

这样公开利用我的姓名和让我露面，就摆明了我和娜塔丽已经无法通过外交途径获得援救了。就算这篇报道是供欧洲人阅读的，美国方面肯定也会慢慢听说到它。我给特莱西恩施塔特增添的这一点儿光彩，似乎已经超过了国务院为了我们这件事所能给德国人增添的麻烦。公文的往返可以一拖几年，在这种徒劳无益的进程收到任何成效之前，我们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

在我下笔写到抵消种种惊恐、痛苦和屈辱的那件事——我堂弟班瑞尔的死里逃生以前，我还想就上面这件事写下几句话。

我活了六十五年，基本没受到过什么粗暴的体罚。实际上，我记得的最近一个例子，还是我在奥斯威辛的犹太教法典学校读书时莱扎拉比打我的那下。那一次，莱扎拉比可以说是一下把我的犹太人身份打掉了，而这次一个党卫军军官又把我踢了回去。我回到房间后所做的事，除了对我自己外，对任何人也许都没什么意义。自从离开锡耶纳的时候起，我一直带着一个隐藏得很好、专备急用的小钱包，里面藏着钻石，以及我少年时代改信天主教的文件的照片。感谢上帝，因为我们算是“知名人士”，所以还没被搜过身。我把这些折叠得破旧的、日期为一九〇〇年的文件取了出来，撕得粉碎。今天早上，大约五十年以来我第一次戴上了经文护符匣

，这是从隔壁一个虔诚的老人那儿借来的。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在我余下的年月里，我打算一直戴下去。

这是不是重新皈依了古老的犹太上帝呢？且不去管它。我教授《塔木德》，当然并不是为了这个，我是不知不觉教起来的。图书馆里的年轻人问我一些问题，提问题的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小组，我发现自己也喜欢这套高雅的逻辑老把戏，于是慢慢便成了常规。当我把经文护符匣，里面装着《摩西五经》的陈旧、污黑的皮盒子缚在额上和手臂上的时候，它们对我并没什么智力上或是精神上的振奋作用。事实上，虽然我是独自一人，我还是觉得自己装腔作势，傻里傻气。但是我还是要这么做。这样我便答复了艾希曼。至于那个古老的犹太上帝，他和我都有账要算，要是我得说明我的背教行为，他就得说明一下特莱西恩施塔特。耶利米、约伯和《哀歌》都教导说，我们犹太人将奋起应付大难，所以要戴经文护符匣。就让它这样下去吧。

这正好说明了人的天性——至少说明了我个人的愚蠢，因为多少年来我一直不肯相信关于纳粹残酷迫害犹太人的报道，甚至不愿相信我亲眼看到的事，可是现在我确信最可怕的报道全是真实无讹的。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有什么比我跟艾希曼和布格尔的这次会面更有说服力呢？

说起来，我在这儿已经看到过德国人不少的残暴行为了。我看到过一名党卫军士兵用棍子把一个老妇人打得跪倒在雪地里，只不过是因为她在叫卖香烟头的时候被他逮住了。我听说过孩子们因为偷了食物，在小堡垒里被活活吊死。还有就是那次人口普查。三个星期前，党卫军把犹太区的全体居民押到田野里，在凛冽的寒风中把我们点了一遍又一遍，时间长达十二小时，而且在那个下雨的夜晚竟让四万多人露天站着。在那一大群饥寒交迫的人中，传播着谣言，他们将在黑暗中用机枪把我们全部打死。于是许多人朝着城门蜂拥奔逃。娜塔丽和我避开了人流，平安归来，可是我们听说第二天早上田野里满是被踏死的老人和孩子雨打雪盖的尸体。

然而，这一切都没使我看清事实。我和艾希曼的会面，却使我看清了。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想，这是由于那个最古老的心理上的事实：一个人实际上无法感觉到另一个人的苦难。更坏的是，我在我的一生中至少有一次面对这个更加赤裸裸的事实：旁人的苦难反而会使自己感到庆幸，感到宽慰，因为他自己逃过了这种苦难。

艾希曼不是一个低三下四的警察畜生，他也不是一个平庸的官僚，尽管要扮演这么一个角色时，他会扮演得十分出色。这个讲求实效的柏林官员跟那个夸夸其谈的疯子希特勒比起来，是一个更为可怕的人物。这种人物经常出没在二十世纪，他们促成了两次战争。他是一个有理性、有识见、生气勃勃，甚至和蔼可亲的家伙。他是我们中的一员，是西方的一个文明人。然而转瞬之间，他可以下令对一个身体衰弱的老人干出可怕的暴行来，自己还冷静地袖手旁观。再一转眼，他又可以重新变得彬彬有礼，像欧洲人那样，一点儿也不觉得这么做是反复无常，甚至对于那个无法理解人性这一表现的受害者的狼狈相，还报以讥讽的冷笑。像希特勒一样，他也是个奥地利人。像他一样，在这个可怕的世纪里，他也是典型的德国人。

这个不容易懂的真理我总算弄明白了。然而无论如何，我到死都不愿意谴责整个民族。在这件事上，我们犹太人已经受够了。我会想起那个历史学家卡尔·弗里施，他从海德堡到耶鲁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德国人，一个极有幽默感的温和、开明、知识渊博的人。我会想起二十年代里柏林艺术和思潮蓬勃的惊人发展。我还会想起赫格斯海默一家人，我在慕尼黑的时候在他们家住了六个月，他们是第一流的好人——这点我可以发誓——在一个政治上反犹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他们一点儿没有反犹的色彩。这样的德国人还是有的，而且不在少数，一定就是他们创造了德国的美，以及德国的艺术、哲学和科学。这些才是所谓“德国文化”，是远在它成为一个被诅咒的、恐怖的名词之前，就被创造出来的。

我不理解德国人。阿提拉

、亚拉里克

、成吉思汗、帖木儿

在狂热的开疆拓土中消灭了所有反抗他们的人。在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人屠杀了亚美尼亚人，可是亚美尼亚人当时投靠了敌人沙皇俄罗斯，而且这是在小亚细亚半岛发生的。

德国人是基督教欧洲的一部分。犹太人曾经热情地信奉和丰富了德国的文化、艺术和科学。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犹太人对德皇的盲目忠诚是有案可查的。不，这样的事是空前的。我们陷进了一个神秘的、巨大的历史进程，一个新纪元行将诞生时的难熬痛苦之中。正如一神教和基督教初生时那样，我们注定待在这场大变动的中心，首当其冲地遭受磨难。

我一生中在学术上持有的不可知论的人道主义观点确实非常好。我写的有关基督教的书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的。但是总的来说，我还是在奔波中度过了一生。现在，我才转过身站定了。我是一个犹太人。有句市井俚语说得好：“那个人所需要的，就是朝他屁股上猛踢一脚。”这句话好像说中了我一生的经历。

班瑞尔·杰斯特罗在布拉格。

我所知道的几乎就只有这一点儿：他从一个集中营逃脱之后，就在那儿搞地下工作。他通过一个把布拉格和特莱西恩施塔特连接起来的共产党联络网，捎了口信给我。为了证明确实是他本人，他用了一句希伯来短语，这句短语到了非犹太人的口中几乎无法辨别出（捷克宪兵队就是主要的联络员）。然而，我还是猜出了它的意思：

hazakve’emats

，就是：“要坚强，要有勇气。”

我这个堂弟，这个有钢铁般意志、善于随机应变的人，居然还活着，就在附近，并且还知道我被囚禁在这儿，这真是令人吃惊。但是德国人在欧洲制造了一场大动乱，在这片混乱中，一切都不足为奇。我已经有五十年没见到班瑞尔了，不过娜塔丽对他的描摹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他可能帮不了我们什么忙。我的健康状况已经经不起一次逃跑的尝试了，即使有这种机会的话。娜塔丽身边带着孩子，也不能去冒这种风险。那么，还有什么好说呢？我所抱的希望和陷在这里的所有犹太人的希望一样：就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很快会在法国登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将在东西两方的夹击下彻底崩溃，这样我们就能够及时得到解救。

然而，班瑞尔在布拉格还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好事。四年以前，娜塔丽在华沙即将陷落时最后一次瞧见他。从那以后，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过的该是一种多么像《奥德修纪》

式的生活啊！我能够幸存下来一定是一个奇迹。他离我们这么近，这又是另一个奇迹。这样的事情给了我希望，事实上，使我“坚强”，使我“有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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