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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侠（第2页）

二、汉末及三国时期游侠

1。群雄之侠

东汉末年，皇室昏庸吏治腐败，天下割据群雄并立。游侠之风作为自我立强的手段，在桓、灵二帝时，达到高潮。

有武威段颍，“少便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长乃折节好古学”（《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颍列传》），后官至太尉；有陇西董卓，“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三国志·魏志六·董卓传》）、“以健侠知名”（《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有汝南袁绍，“公族豪侠”（《后汉书·卷六十八·许邵传》）、“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又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皆为奔走之友”（《后汉书·卷七十四·袁绍列传》注引《英雄记》）；其弟袁术也“以侠气闻”（《三国志·魏志六·袁术传》）。群雄中的游侠者，不乏这些世家贵胄，公族子弟。

而后天下大乱之时，游侠中也不乏名者。东平张邈，“少以侠闻，振穷救急，倾家无爱，士多归之。太祖、袁绍皆与邈友。”（《三国志·魏志七·张邈传》）；泰山王匡“轻财好施，以任侠闻”（《三国志·魏志一·武帝纪》注引《英雄记》）。此二人皆为当时游侠中的佼佼，“振穷救急”“轻财好施”，更是彰显了当世游侠“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的特点。

而开三国基业的曹操、刘备、孙坚三人，亦与游侠关联颇深，详见后文，此处不再赘述。

由此可见不论是位极人臣的段颍、董卓，抑或声明显赫的张邈、王匡，再如雄踞一方的二袁及三国开国之祖，都与游侠颇有关联，充分说明了在当时，任侠少年已经普遍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处世手段和号召方式，甚至成为在乱世中立足的奠基和根本。

2。曹魏之侠

曹魏继承汉统，雄踞中原，历代多有侠风，加之魏武帝曹操本人在年少时，“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三国志·魏志一·武帝纪》），是而侠风甚重。

曹魏集团内著名“侠士”列举如下：

江夏李通，“以侠闻于江、汝之间。与其郡人陈恭共起兵于朗陵，众多归之。”（《三国志·魏志·李通传》）。

谯国许褚，“诸从褚侠客，皆以为虎士。”4（《三国志·魏志·许褚传》）。

陈留典韦，“形貌魁梧，旅力过人，有志节任侠。”（《三国志·魏志·典韦传》）。

沛国史涣，“字公刘，少任侠，有雄气。太祖初起，以客从。”（《三国志·魏志·夏侯惇传》注引《魏书》）。

太祖从弟曹仁，“少好弓马弋猎。后豪杰并起，仁亦阴结少年，得千余人，周旅淮、泗之间。”（《三国志·魏志·曹仁传》）。

而在天下初定之后，又有谯郡嵇康，“尚奇任侠”5（《三国志·魏志·王粲传》）；琅邪诸葛诞“倾帑藏振施以结众心，厚养亲附及扬州轻侠者数千人为死士”（《三国志·魏志·诸葛诞传》）。

由此可见，自立国之初至其将近灭亡，曹魏集团中始终能找到“侠”的踪迹，虽然其间意义不尽相同，但曹魏游侠的发展却在沉淀中渐渐明晰。

或许较之汉末“任侠”而处世结交，在魏国的发展中，“侠”的含义又积淀了新的内涵。它更多的开始指向一种对功业理想的追求或是潇洒处世的态度，从而渐渐转变为一种文化符号。曹植《白马篇》有言，“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憧憬的是沙场建功，保家卫国的理想，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无畏精神；而曹丕《善哉行》中所说，“策我良马，被我轻裘。载驰载驱，聊以忘忧”，则多少体现了一种逍遥世外的纵情态度，放旷于世，潇洒自然。

文人雅士以“侠”为自己精神追求的目标，借以抒发理想和弘扬人性，“侠”的意义开始和当时的文坛气度建安风骨紧密相连。

3。蜀汉之侠

蜀地偏径，远离中原，少经动荡，是而侠风不兴，故蜀汉出名的游侠极少。但与曹魏相同的是，其开国之祖刘备，却是“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三国志·蜀志·先主传》）。

所以尽管蜀汉游侠极罕，却终究还是能多少窥得几位“侠者”的影子。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有载，颍川徐庶，“少好任侠击剑，中平末，尝为人报仇，白垩突面，被发而走，为吏所得，问其姓字，闭口不言吏乃于车上立柱维磔之，击鼓以令于市廛，莫敢识者，而其党伍共篡解之，得脱。于是感激，弃其刀戟，列疏巾单衣，折节学问”。这段记载了徐庶年少时为侠的文字，其间还真颇有点战国游侠的风骨气节。这恐怕是汉末三国时代最接近最初“游侠”意义的存在。

另一个有迹可循的人是吴班，他是吴壹的族弟“以豪侠称，官位常与（吴）壹相亚。”（《季汉辅臣赞·赞吴子远》）。虽然这里的“豪侠”和我们所谓的“游侠”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别，在此却不妨录入，以免蜀汉侠士过为尴尬。

蜀汉因地处偏僻，与中原文化相交甚少，是以侠风不兴，但先主立国却仍旧与游侠阶层息息相关。

4。东吴之侠

三国历史相似的惊人，曹操刘备两位当世豪杰年少时都曾任侠轻狂，身为东吴开国之祖的孙坚想来也不例外，“历佐三县，所在有称，吏民亲附。乡里知旧，好事少年，往来者常数百人，坚接抚待养，有若子弟焉”（《三国志·吴志·孙破虏讨逆传》注引《江表传》），而正是这些侠义少年，后来成为了孙坚起家最初的基本力量。

东吴游侠不少，风格却与中原游侠略有不同，多以仁义好施为中心，如鲁肃著名的指斛相赠，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后来鲁肃“见术无纲纪，不足与立事，乃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余人，南到居巢就瑜”（《三国志·吴志·鲁肃传》），同行的除了老弱，更有“轻侠少年”百余人。由此便可见得江南侠风之盛。

当然除却那些富贵人家的“好施之侠”，东吴也不乏更接近传统意义上的侠士，如巴郡甘宁，“少有气力，好游侠，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群聚相随，挟持弓驽，负毦带铃，民闻铃声，即知是宁。”（《三国志·吴志·甘年传》）。直至成为东吴大将，甘宁好侠之气不改，“虽粗猛好杀，然开爽有计略，轻财敬士，能厚养健儿，健儿亦乐为用命。”（《三国志·吴志·甘宁传》）。想来当年甘兴霸百骑劫营之时，用的便是这群“健儿”，是以能以百余人退却曹魏数万大军6。

有意思的是，那位被甘宁一箭射杀的东吴猛将凌操，也是有名的侠士，《三国志·吴志·凌统传》记载“操轻侠有胆气，孙策初兴，每从征伐，常冠军履锋”。而其子凌统，亦“亲贤接士，轻财重义，有国士之风。”（《三国志·吴志·凌统传》）。

东吴为古山越之地，虽也地处偏僻，但较之于蜀地，民风剽悍，是以侠风盛于西蜀，然东吴之侠，多处于前期孙坚、孙策开疆拓土之时，所谓少年江东，便汇聚各种少年轻侠。而至孙权建国，侠少渐少，直至之后天下归晋，东吴政权内都再鲜有游侠踪迹。

二、汉末及三国游侠发展小议

纵观汉末三国，游侠逐渐向豪强化靠拢，成为区域集团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随着魏晋门阀观念的加深而不断发展；而纵观魏蜀吴三国，东吴游侠之风盛于西蜀，曹魏又盛于东吴，曹魏游侠发展的导向则直接引导了后世游侠发展进程，使得传统游侠的含义，在汉末三国时期有了极大的发展和改观，趋于基本定型。从传统的“刺客之侠”“复仇之侠”或是“豪强之侠”开始转变为一种文化符号，用以寄托理想抒发壮志，而这一转变直至隋唐时期才得以完成。是以就算在盛唐之下的轻侠之风，亦会有着建安风骨的剪影。建安风骨渐而成为后世“侠义”的重要组分。

汉末三国时期，作为中国古代游侠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而在这段数百年的纷繁历史中，游侠的身影也处处可见，他们创造甚至导向了历史，在整个汉末三国的历史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非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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