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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议会（第1页）

议会是我们研究的有名称的异质性群体之一。虽然议会成员的选举方式因时而异，各国之间也各有不同，不过它们都有着十分相似的特征。在议会中，人们会感到种族的影响削弱了，或强化了群体的共同特征，但不会妨碍群体特征的表现。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美国等这些完全不同的国家，其议会的辩论和投票却惊人地相似，各国的政府面对着同样的困难：即使最简单的问题，这些貌似智商和学识都优于常人的参议员，都难以达成共识。

议会制度是一切现代文明民族的理想，这种制度反映了一种观念：在某个问题上，一大群人要比一小撮人做出的决定会更明智而独立。虽然从心理学上说，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却得到广泛的认可。

在议会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群体的一般特征：头脑简单、多变、易受暗示、感情夸张、以领袖人物为主导等。不过，由于其构成特殊，与一般群体相比，它有一些不同的特征，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些简单的说明。

他们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意见的简单化。在所有党派中，尤其是在拉丁民族的党派中，有一种根据适用于一切情况的简单抽象原则和普遍规律来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倾向，无一例外。虽然原则因党派不同而不同，但仅仅因为个人是群体的一部分这个事实，他们便总是倾向于夸张自己原则的价值，并且非把这原则贯彻到底不可。而这导致的结果是，议会成了各种极端意见的典型代表。

议会的意见特别质朴简单，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的议会就是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的最佳典型。这些议员头脑僵化，里面充满各种含混不清的普遍观念。每当说到他们时，人们无不认为他们经历了一场革命，理由是：他们忙不迭地贯彻自己的死板原则，待人方式十分教条化，逻辑也含混不清。更不会关心事实如何。但谁也没有看到这场革命，一些十分简单的教条引导着他们，他们以为在这些教条的帮助下，自己能够把社会从上到下重新改造一遍。

结果，雅各宾党人使一个高度精致的文明倒退了很多年，其文明程度仅相当于社会进化的早期阶段。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采用的办法与极端质朴的原始人有同样的特点，不过是把改革路上的障碍统统毁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党同伐异，群体无视一切障碍，无论他们是法国大革命期间推翻波旁王朝后掌握实权的吉伦特派、国民公会的激进派议员集团的山岳派还是法国南方热月派，全都被同样的种族精神激励着。

议会中的群体很容易被暗示影响，正如所有群体一样，暗示都来自享有声望的领袖。不过，议会群体所受的暗示有着很明确的界限。在有关地方或地区的一切问题上，每个议会成员都固执己见，任何论证都无法说服他们。例如，在贸易保护、酿酒业特权等与有势力的选民的利益相关的问题上，即使有古希腊著名演说家德摩斯梯尼或古中国苏秦、张仪的天赋，也难以改变一位众议员的投票。这些选民在投票期到来之前就发出了暗示，这些暗示足以压倒来自其他方面的一切阻力，任何取消该建议的反对意见都不会被采纳，他们维护着自己意见的绝对稳定。

一涉及一般性问题——推翻一届内阁、开征一种新税等，这些人就不再有任何固定的意见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时，领袖的建议能够发挥影响作用了。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领袖，他们的势力有时旗鼓相当。虽然方式与普通群体有所不同，但结果却没有太大的不同。一个众议员发现自己被夹在两种对立的建议之间时，难免优柔寡断，迟疑不决。这就是为什么经常看到一个议员在一刻钟之内做出了完全相反的表决，或为某项法案增加一条使其失效的条款，例如，剥夺雇主选择和解雇工人的权利，却又来上一条几乎废除这一措施的修正案。

同样的原因，每届议会都有一些非常稳定的意见和一些十分易变的意见。总的来说，一般性问题数量更多，因此议而不决是议会中司空见惯的现象——之所以议而不决，是因为议员永远担心选民的意见，而选民的建议总是姗姗来迟，这有可能制约领袖的决断力和影响力。

不过，在涉及某个问题时，如果议员们没有强烈的先入之见，在无数的辩论中，处在主导地位的人依然是那些领袖。显而易见，这些领袖是非常必要的。在每个国家的议会中，我们都能看到他们以团体首领的名义活动着，他们是议会的真正统治者。组成群体的人，如果群龙无首，便一事无成，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议会中的表决通常只代表极少数领导者的意见。

领袖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的声望，他们提出的论据，一般不是形成影响力的主要原因，这一点最好的证明是，一旦他们威信扫地，影响力也随之消失。

这些政治领袖的声望只属于他们个人，与头衔或名声无关。关于这个事实，国民议会议员之一西蒙先生在评论1848年国民议会的大人物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具体的例子：

无所不能的路易·拿破仑在威信扫地的两个月后，变成一个完全无足轻重的平民百姓。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是议会成员之一，他登上讲台试图说服议会接受他的某项建议，虽然他机智幽默、口才极佳，但他却无功而返了。虽然人们听他说话，正如听法国政论家费里克斯·皮亚说话一样快乐，但这并没有为他博得多少掌声。“我不喜欢他那些想法”，说到费里克斯·皮亚，沃拉贝勒对我说，“不过他是法国最了不起的作家之一，也是最伟大的演说家。”尽管聪明过人，智力超强，却一点也不受人尊敬。在召开议会之前，他还有些名气，但在议会里，他却籍籍无名。

政治集会对才华横溢者无动于衷，它留心的只是那些与时间地点相宜、有利于党派的滔滔辩才，并不在乎这些雄辩是否对国家有利。若想享有1848年的法国浪漫派抒情诗人阿尔封斯·德·拉马丁与1871年的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路易·阿道夫·梯也尔享有的崇敬，需要有急迫且不可动摇的利益刺激议会群体才成。一旦危险消失，议会立刻就忘记了它得到的恩惠和受到的惊吓。

之所以举上面的例子，是因为它包含着的一些事实可以说明，群体一旦效忠于领袖，不管是党的领袖还是国家的领袖，便立刻失去了自己的个性。服从领袖的群体是处在他的声望的影响之下，并且这种服从不受利益或感激之情的支配。它提供的解释，其中的心理学知识贫乏得很。

由此可见，享有足够声望的领袖几乎掌握着绝对权力。一位著名的众议员，因其声望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很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左右着群体意识。他只做了一个手势，便让内阁倒台了。后来，他因某些金融问题在大选中被击败，此事广为人知。有个记者曾报道过他的影响程度之深：

这位x先生的谬论，让我们为他付出的代价超过普通战争的三倍。

因为他的一个错误决定，法国在马达加斯加的地位长期岌岌可危。因为他的轻信，在南尼日尔，我们被骗走了一个帝国。他的即兴言论，让我们失去了在埃及的话语权。x先生让我们丢失的领土，比拿破仑一世带来的灾难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这种领袖，我们不必过于苛责。不错，他使我们损失惨重，但他的大部分影响力都来自顺应民意，只是这种民意在殖民地事务上，还无法超越过去的水平。领袖很少超前于民意，他做的一切几乎总是在顺应民意，所以也会助长其中的所有错误。

引用上文，为的是讨论领袖进行说服的手段。除了他们的声望之外，还包括一些我们多次提到过的因素。领袖若想巧妙地利用这些手段，就必须做到对群体心理了然于胸，即使理性上认识不完全，至少也要无意识地做到。他还必须知道如何对支持自己的人民说话。他尤其应当了解各种词汇、套话和形象的神奇力量。他还应具备特殊的诡辩之才，用言之凿凿的夸张断言代替烦琐的证据，用生动的形象和十分笼统的论证代替推理。在所有集会中都能看到政客应用这种辩术，连最严肃的英国议会也不例外，英国哲学家亨利·詹姆斯·萨姆那·梅因说：

在下院的争吵中，我们可以不断看到，整个辩论不过是软弱无力的大话和盛怒的个人意见的交锋。这种一般公式对纯粹民主的想象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让一群人接受用惊人之语表达出来的笼统的断言，从来就不是什么难事，即使它从未被证实过，且我们明知永远不可能被证实。

上文中提到的“惊人之语”，不管说得多严重也不算过分。我们多次谈到词语和套话的特殊力量。我们必须选择能够唤起生动形象的措辞。一位议会领袖的演说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

我们的监狱坐落于那片热病肆虐的土地，这艘船将驶向那里。在监狱里，关着名声可疑的政客和目无法纪的杀人犯。这两种人如难兄难弟般臭味相投，于是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结成两个帮派相互利用。

这样唤起的形象极为鲜活，它让演说者的所有对手都觉得，自己正被社会渣滓威胁着。他们的脑海里浮现出这样两幅画：在一片贫病交加的土地上，一艘船正把社会渣滓送到那个地方。倘若让上面提到的议会领导的对手当选，他们就成为定义不明确的可怕政客，被流放到那片热病肆虐的地方。他们体验到的恐惧，与当年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威胁论给国民公会议员的感觉一样。在恐惧的影响下，任何群体都会向演说者投降。

夸大其词、喋喋不休地重复那些不可能兑现的幸福承诺，永远都是利于领袖的。如上文引用过的演说家的断言一样，这类夸张的言论从来没有被强烈地抗议过。为了打击赞助竞争对手的金融家，演说者可以捏造谎言威胁大众。没有哪个国家的人不讨厌恐怖分子，只要演说者说该金融大腕和僧侣一起暗中资助恐怖分子的袭击活动，那么该金融大腕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他的日子恐怕比那些目无法纪的人好不了多少。这种断言永远有着神奇的力量，无论断言内容多么激烈，也无论声明把威胁渲染得多么可怕，于群体来说都不算过分。要想吓唬住听众，没有比这种辩术更有效的办法。假如有在场的人想反驳这些言论，也会担心被大家当作叛徒或对手的同伙而被攻击。

如前文所说，在所有集会中最有效的，就是这种特殊的辩论术。危难时刻，它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了。从这个角度看，法国大革命时期各种集会上的大演说家的讲话，读起来都十分合乎这条规律。他们无一例外地先谴责罪恶，弘扬美德，破口大骂暴君或当权者的残忍，打着不自由宁愿死的旗号鼓动众人。而在场的听众，无一例外地被这些套话打动，每当听到这些演说词，都会给演说者以热烈掌声，直到大家都冷静下来后，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偶尔也会出现智力优秀、受过高等教育的领袖，但这些素质通常对他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倘若他想说明某件事情有多么复杂，希望通过琐碎的解释来促进大众对问题的理解，那么，智力就会使他非常能宽容对手和大众的无知，因此导致的结果是：理性会大大削弱他的强硬与粗暴，但这恰是建立信徒信念必须之因。在任何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人民领袖的头脑之狭隘令人瞠目结舌，但偏偏影响力最大的，也是这些头脑褊狭的人。

一个最好的例子，便是罗伯斯庇尔。他的演说常常自相矛盾，根本令人无法理解，若只看这些演说的发言稿，我们根本不明白，这个大权在握的独裁者何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在他们的攻击和辩护中，采用的观点不过是些小学生的歪理。没有思想，在措辞上也没有变得更让人喜欢，甚至没有切中要害的批判，有的只是令我们生厌的疯狂断言，比如法国教科书的常识和废话、可以糊弄孩子头脑的稀松平常的拉丁文化等，凡读过他们那些枯燥无趣的演讲稿的人，绝不会想看第二遍。即使和蔼可亲的政治家德穆兰，也不免要扼腕长叹：“唉，怎么会有人相信如此荒谬绝伦的言论？”

极端狭隘的头脑一与强烈信念结合在一起，它就会给一个有声望的人带来至高无上的影响力，其影响之大足以让任何人心惊肉跳。若有人想无视各种障碍，拥有坚定无比的意志力，就必须满足这些最起码的条件。而群体是意志最薄弱的生物，他们会本能地在精力旺盛、信仰坚定的人中寻找主子，他们永远需要领袖。

由此可见，演说的成功几乎完全依靠演说者的声望，根本不取决于他的证据或推理是否有力。无论某个演说者因为什么原因失去了声望，他同时也失去了一切影响力，失去他用自己的意志影响选民表决的能力。

若是一个籍籍无名的演说者出场，如果他只有论证，即使演讲稿论证充分，充其量也只能让人听听而已。一位有心理学见识的众议员德索布先生，最近用下面这段话描述了一个缺乏声望的众议员：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演讲稿，神情庄重地走上讲台，煞有介事地摆在自己面前开始发言，很是自信。

在演讲前，他曾吹嘘能够让听众相信他的理论，他的发言能使听众感到振奋。他对那些数字和证据信心十足，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自己的论证。他坚信自己能够说服听众。在他看来，他引用的证据，任何人都无法反驳。他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的同事会很有眼力，认为同事理所当然地认同他的观点，认同他发现的真理。

但他开口后才发现，大厅里很不安静，那些听众，有的窃窃私语，有的大声喧哗，这些噪声令他十分恼怒，却又发作不得。他不明白，这些人为何不能保持安静呢？为何他们不留意他的发言呢？那些议员竟然无视他的发言，只顾自己私下交流，他们在想些什么？更令人气愤的是，竟然有不少众议员离开了自己的座位。

他皱着眉头停了下来，脸上掠过一丝惊惶不安的神情，演讲声也小了下去。在议长的鼓励下，他提高了嗓门，加重了语气，还配合了各种手势，但无济于事，听众的噪声越来越大，大得他连自己的话都听不见了，喧闹声变得难以忍受，他只好停了下来，由于担心沉默会被听众呵斥，只得硬着头皮勉强把自己的发言稿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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