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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我叫了你半个世纪（第2页）

大姐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下放在《四川青年报》，主要是处理群众来信，同时搞一些轻微劳动。可以想象这种冤屈会带给她多大的痛苦！我当时在《红领巾》杂志社工作，与《四川青年报》同在一个大院。听说大姐工作认真，并不消极。我常看见她扫地、倒痰盂，态度不卑不亢。我们还同住在祠堂街三十三号宿舍，但我不敢与她往来。

1958年秋，我随中国青少年报刊工作者代表团去苏联访问，经常听见播放《祖国进行曲》。我们“破晓社”的社歌就是按这个曲子写的词。我免不了想起大姐和另几位受冤屈的老朋友，内心有说不出的感慨。回国后的一个晚上，我偷偷地进了大姐的住处。屋子潮湿阴暗，最多只有十平方米，她正在看书。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叫了声：“大姐！”只记得她说，除了工作，她想学中医。最后我送了她两枚从苏联带回的硬币（戈比）。我想安慰大姐，但这种安慰有什么用？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满足于曾顶住压力，没有乱揭发，敢于实事求是写材料。但后来我知道，大哥余文正在大姐困难时，不怕划不清界限受牵连，帮助大姐的子女，使我深受感动。一高一矮，大哥是巨人，我是矮子。

大姐，我相信你能原谅我，但我必须责备自己。

四

“文革”时我在共青团中央工作，先泽的爱人熊庆娟到北京探亲，到团中央看大字报。她告诉我共青团四川省委有一部分人在为贺惠君翻案。我从心里支持，但也感到难度很大。果然，当我被关在“牛棚”的时候，成都来人外调大姐的情况，那是带着鲜明的倾向来抓问题的。我如实地写了大姐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情况，却受到训斥。十几年后偶然谈起这件事，我把这份材料给大姐看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大姐得到平反，被分配到省旅游局担任副局长。省旅游局局长李止舟，新中国成立初期担任过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是我的老领导和老朋友。我多次听到他称赞贺惠君，说她为人正派，不搞歪门邪道；能独立思考，能力强，敢说话，敢负责；关心人，群众关系好；等等。李公水平高，不轻易称赞人。1987年，我和大姐同是省政协常委，有机会一起参加某些活动。与大姐接触中，我有与李公相同的感受。

经过“十年浩劫”，“破晓社”的朋友每年至少聚会一次。几次重要活动还得到省、市党史研究室的支持。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这一批从十几岁便追求革命的青年，除一个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外，都挺过来了。大家保持着固有的理想，没有人当帮派分子，没有人把金钱放在第一位，更没有人腐化堕落。只要聚在一起，彼此能感受到颗颗赤子之心的跳动，共唱那些当年鼓舞我们前进的歌曲，朗诵那些当年催人奋发的诗歌，互勉保持晚节。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多数成员离退休了，大家又交流保健的体会，以安度晚年。大姐积极参加“破晓社”的聚会，可惜经过多年的折磨，她的健康状况不佳：以前摘掉一个肾，1993年骨折，还有较重的肺气肿。有一次，我推荐王火的长篇小说《战争和人》给她。她很喜欢这部书，看完第一部来换第二部，但走到我所住的大院门口，就喘得连二楼也上不去了。这以后我就主动把书给她送去。尽管如此，大姐的精神状态仍很好。

因为老伴生病，影响了我参加老朋友的一些聚会。好在我和大姐两家宿舍很近，只要可能，我仍挤时间去看看她，哪怕只坐一二十分钟。我们还常在理发室相遇。理发的小杨听见我老叫贺惠君为大姐，就问贺惠君，她是我的大姐还是我老伴的大姐？事后大姐告诉我说：“我回答小杨，我是他们两人的大姐。小杨莫名其妙。”我知道大姐这样回答，是因为我老伴也是“破晓社”成员。说着我们都笑起来。

五

谁也没想到的事陆续发生了。

1994年秋，远在西昌的“破晓社”成员冷离，因心脏病突发猝死。冷离四十年代在华英女中读书。1957年因丈夫屈彬蒙冤，随其下放西昌，在第一中学教书，任劳任怨，受到学生爱戴。我们为她的早逝极感悲痛。

去年1月，正在美国探亲的方家祥（“破晓社”发起人之一），突然赶回成都。这个能吃能喝能睡，看起来气壮如牛的老方，因癌症触及心脏，离开人世。大家没有思想准备，像头上被人用重锤一击！大姐的丈夫詹大风（“破晓社”成员）流着眼泪说：“死亡已经威胁到我们这一代了！”老方的妻子姜志惠更是接受不了，万分痛苦。大姐和许多朋友千方百计安慰她。

一直在重庆工作的三哥王竹因病卧床，成了“植物人”，牵动着大家的心。5月16日他与世长辞。三哥一生疾恶如仇并乐于助人。大家虽估计到有这一天，仍免不了再一次陷入悲痛。

7月我因心肌缺血住院输液，突然获悉詹大风患肺癌，即将入住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开刀。老詹身体一贯很好，长期坚持冬泳，多次被“破晓社”选为“健康儿童”，怎么一下也患重病了？十四日吃过晚饭，我匆匆赶到大风家。几个老朋友正在吃饭，先泽递给了我一杯红葡萄酒。姜志惠说：“你来得正好，老詹明天要住院。”我表示正是为此而来的。饭桌上气氛祥和，像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饭后，大姐和几个朋友玩牌，我安慰老詹：第一发现早，第二病变位置便于切除，第三他的身体素质好。在归途中，我既担心，又佩服大姐和老詹的镇静。这种临危不惧的精神，是坚强的表现，给我上了一课。

几位老朋友在大风动手术后去青城山避暑。17日下午临行前，姜志惠打电话告诉我，大风的手术很成功；她特别嘱咐，他们走后要我多关心大风。我回答她，尽管我住院输液，我会经常用电话与大姐联系。为了了解手术的情况，我与四川医学院著名外科专家萧路加学长通话，从他那儿得知大风术后情况的确较好，才稍微放心。

20日上午，我从医院去大姐家，在路上碰见她看病出来，哮喘不已，举步维艰。我赶忙帮她拿着药，陪着她一步一歇地到了她家。看见她这样累，我原想让她休息，坐一会儿就走。可是她稍坐不久，精神恢复后又热情地和我交谈。从大风的手术谈到我们这一批人的健康，从当年参加“破晓社”谈到反“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及史无前例的“文革”，从改革开放的成果谈到领导干部的作风以至反腐倡廉。我们许多年没有这样单独谈心了。大姐的观点还是那么鲜明和尖锐，声音还是那样有力量。这种心灵的交流，使我感到非常舒畅。我仿佛回到了五十年前，坐在四道街八号她家的客厅里，互相打开心扉汲取营养。

告辞时我对大姐说：“他们去青城山了，有事多用电话联系。”她说：“你放心，不会有什么事儿。你们有事儿也打电话给我。”

25日，我上午在医院输液回家，我女儿说四姑妈来电话，说贺阿姨昨天摔跤，股骨颈摔断，呼吸困难，已送川医监护室。我立即与四姐李国莹相约，下午三时半（在此之前不许探视病人）到了医院监护室。大姐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身上插了很多管子。我真不忍心看她遭受这样的痛苦，也不能久留在那儿影响她的治疗。我们去看了大风，他只知道大姐摔了跤，尚不知详情。没有多说，我和四姐乘电梯下楼。我们都不知说什么。隔了一阵，四姐告诉我，大姐对她说了一句：“我不行了。”这时突然下雨，无法行走。我们站在外厅，风吹得有点刺骨。难道这7月雨像“6月雪”，它在替大姐倾诉什么？

第二天晚十时，接到四姐电话，大姐九时半逝世！

当晚我分别打电话给晓芸、焕仪和其珉。我先后服了五粒安定也安静不下来。五十多年的友情，我记得清清楚楚。14日的晚餐成了我和大姐的最后一次晚餐，20日的谈心也成了我和大姐的最后一次谈心。铭心刻骨，终生难忘！第二天天刚亮，我就给西昌的罗介夫、兰州的方信嘉打电话。像昨晚一样，在电话上我听见了兄妹们的啜泣。

六时半赶到川医，与大风抱头痛哭。

六

大姐和几位兄妹先后突然走了，把无尽的痛苦留给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无法走出这个阴影。然而，冷静一想，应该说他们留下很多东西，最重要的是留下了这代人的思想品质和人格力量。

1999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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