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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章（第1页）

“普利策奖获得者赫尔曼·沃克作品集（共9册）（..）”！

第五十四章

一个犹太人的旅程

（摘自埃伦·杰斯特罗的手稿）

圣诞节，一九四二年

卢尔德

早晨醒来时我的脑子里想着奥斯威辛。

四家旅馆里的全体美国人获得唯一一次同去教堂的批准，参加了在大教堂里举行的午夜弥撒。和往常一样，我们由那几位一直跟随我们的、还算比较客气的保安警察陪同着。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几个态度粗暴的德国士兵。自从上星期以来，不论我们是散步还是买东西，不论是看病、拔牙还是理发，他们都寸步不离地跟着。这是圣诞节前夕（这里地处高高的比利牛斯山脉，气候非常寒冷，用不着说，不论是在教堂，还是旅馆里的过道走廊，都没有生火保暖），这些大兵为了欢庆耶稣基督的诞辰，本来可以喝它个酩酊大醉，或者在那几个专供这里的征服者寻欢作乐的可怜的法国妓女身上发泄一下兽欲，但是他们对分配到这么一桩苦差事，心中显然十分气恼。娜塔丽不愿去参加弥撒，但是我去了。

我已经很久没参加弥撒了。在这个众人朝拜的圣城，我看到了真正的弥撒，看到了一群虔诚的善男信女。因为这里供着圣龛，前来朝拜的人中有的全身瘫痪，有的瘸腿跛足，有的双目失明，有的残废畸形，有的奄奄一息，他们组成一支令人惨不忍睹的行列，如果有谁真的相信就连一只坠地而亡的麻雀，上帝也有恻隐之心，那么，这些人一定是他有意残酷戏弄的对象，或者是他千虑一失的牺牲品。教堂里寒气逼人，但是弥撒开始以后，教堂里的气氛与我此时心中的凄凉相比，却是温暖如春：圣歌嘹亮，钟声悠扬，敬领圣餐，屈膝跪拜，气氛庄严。既然我来这里完全出于自愿，仅仅为了礼貌起见，我本来也应该在需要下跪的时候和他们一起下跪，但是，我这个倔强的犹太人不顾四周向我射来的非难目光，就是不肯下跪。我也没去参加弥撒之后在大使旅社为我们这群人举行的圣诞晚会，虽然有人告诉我，那里有黑市供应的酒任你畅饮，此外还有黑市供应的火鸡和香肠。我回到高卢旅馆，一个口臭难闻、态度粗暴的德国兵一直把我送到我的房门口。于是我睡下，而当我醒来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着奥斯威辛。

我初次和我的犹太教决裂，是在奥斯威辛的犹太法典学堂。那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就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学堂里的学监认为我信奉异端邪说，狠狠打了我一记耳光，把我逐出了讲经堂，我那时在紫色暮霭中在本城广场的雪地里踯蹰，双颊就像针戳一般疼痛，我到现在还能感到当时那阵疼痛，我多年以来从未想过这件事，但是，即使是现在想到此事，我仍认为那是一桩不可容忍的暴行。或许，如果在大一些的城市，比如克拉科夫或者华沙，那儿的犹太法典学堂里的学监就会通情达理，对我的亵渎行为一笑了之。如果真是那样，我的生命航程也许就会完全两样，那一记耳光虽然是一根小树枝，却改变了一股奔腾激流的航道。

这件事情太不公道！不论怎么说，我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就像他们用意第绪语说的那样，“像绸缎一样柔和”。对于犹太教的实质精华，法律方面的那些精细差别，对于一般愚人称之为“钻牛角尖”的伦理方面的细枝末节，我都能说得头头是道，胜过别人一筹。那些论断推理如此严谨优雅，几乎和几何学不相上下，若谁想好好掌握，不但需要一种情趣，而且需要一种求知欲。我正有这种求知欲。我是学习《塔木德》的一个杰出学生，我比那个学监还要聪明，还要敏捷。可能，那个心胸狭隘、头脑顽固、戴着一顶黑帽子、留着一把大胡须的蠢货正巴不得有个机会杀一杀我的锋芒，所以他才在我脸上打了一巴掌，把我逐出讲经堂，送我走上了通往基督十字架的旅程。

我依然记得那一段经文：第一百一十一页，题目是《逾越节的祭礼》。我依然记得它的内容：魔鬼，以及避鬼、斗鬼、驱鬼的法术。我依然记得我挨打的原因，我问道：“但是，莱扎老师，是不是真有魔鬼这种东西呢？”我依然记得，当我被打得晕头转向、两颊火辣辣的躺在地上时，那个大胡子蠢货向我大声咆哮说：“起来！滚出去！可恶的异教徒

！”于是，我踉踉跄跄离开学堂，走进了白雪覆盖着的阴沉凄凉的奥斯威辛。

我那时十五岁。对于我来说，奥斯威辛那时是个很大的城市，克拉科夫的这个宏伟的大都市我以前只去过一次。我们的村子梅得齐斯——沿着维斯瓦河逆流而上，大约走上十英里，就能到达那里——房子全是木板房，街道全是弯弯曲曲的泥泞小道。梅得齐斯的教堂——我们小孩总是像避开麻风病院一样远远避开它——也是一座木板房。奥斯威辛却有平坦的大街，一个大火车站，许多砖石造的建筑，许多玻璃橱窗里灯火通明的商店，几座石头造的教堂。

我对这座城市很不熟悉。在法典学堂，我们过着严格的兵营式生活，除了学堂对面和我们的矮小宿舍以及与老师的家紧相毗邻的几条小街小巷，我们几乎足不出户。但是那天，反抗的怒火把我带出了这几条小街小巷，带进了那座城市。我走遍奥斯威辛，心里翻腾着因受到虐待而产生的愤慨，最后，我终于压抑不住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我的疑惑。

我一点儿也不笨。我懂德文和波兰文，我看报、看小说，同时，正因为我是一个聪明的学习《塔木德》的学生，我的视野能够超越讲经堂看到外部世界。那个世界虽然光怪陆离，充满奇异的危险和罪恶的诱惑，但那毕竟是一个广阔得多的世界，而你在《塔木德》那一行行黑色字体中间，却只能看到一个一成不变的单调狭隘的小天地。那些时时刻刻监督着你的法典教师，他们虽然也颇为睿智，却乏味讨厌，他们喋喋不休地对那部已有一千四百年古老历史的重要典籍做着细致的分析评论，最后只能把青春的才智和精力全部耗费干净。我从十一岁开始，直到挨打的那一刻，心里一直充满着越来越痛苦的矛盾，作为犹太法典学堂的一个学生，我自然憧憬着今后成为一个世界闻名的《塔木德》学的天才学者，但是，与此同时，在我灵魂深处有一个罪恶的声音悄悄地对我说：我在浪费我的时间。

学监的盛怒使我像一条无家可归的野狗一般到处游荡，我一面在雪深齐踝的街上艰难跋涉，一面思考着以上的一切，我走到奥斯威辛一座最大的基督教堂门前，止住了脚步，说也奇怪，我竟忘记了它的名字！离法典学堂最近的那座教堂叫作卡尔瓦利亚，我至今还记得，而那座大教堂是坐落在一个大广场上的另外一幢宏伟得多的大建筑。

我的怒火并未平息，相反，四年时间里淤积起来的反抗情绪此时突然爆发，冲破了出生以来多年灌输所形成的束缚，克服了一颗稚嫩的宗教良心所形成的障碍，我竟然做出了几小时之前还像是自己割断自己手腕一样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溜进了那座教堂。为了御寒，我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因此我和其他信仰基督的孩子看上去并没什么两样——我现在这么猜想。不论怎样，当时正在进行某种仪式，每个人都注视着前方，没人注意到我。

只要我还活着，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当我看到前方墙上——那是犹太教堂放圣龛的地方——一个十字架上缚着的那个耶稣巨型塑像时的震惊：他全身赤裸，鲜血淋淋。我也永远不会忘记异教香火所散发出的那股奇异芬芳，以及两侧墙上那些巨幅的圣人画像。当我想到对于“外部”世界（我当时是如此认为）来说，这就是宗教，这就是通往上帝之路时，我感到愕然。我既骇异又神往，我在那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自那以后，我从未产生过那种陌生的感觉，那种孤独的感觉，我也从未体验过灵魂即将发生无可挽回的彻底变化时的那种茫然之感。

所谓“从未”也就是到昨夜为止。

可能是因为我在这个充满可怕的商业气氛的卢尔德——即使现在正值商业淡季，即使现在正值战时，这种商业气氛依旧弥漫全城，使得一切都显得庸俗难忍——住了几个星期，因而越来越受到了刺激，可能是因为汇集在那座大教堂里的那群可怜的残疾人使我至今难忘，也可能是因为一旦我的反抗情绪有所流露，我和娜塔丽就遇到种种不幸的事情这一点使我郁积在心头的怒气统统爆发，冲决了我精神上善于克制的本能。不论到底是什么缘故，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昨夜当我参加午夜弥撒的时候，尽管十字架上的那个基督如今我已是非常熟悉，尽管我已写了许多关于基督教义的书籍，并且我也曾确实钟情于欧洲的宗教艺术，但在昨天夜里我感到陌生疏远，寂寞孤独，就和我十五岁时在奥斯威辛那座教堂里的感觉完全一样。

我今天早晨醒来时，脑子里想着这件事。我现在一面喝咖啡，一面写下这页日记。咖啡不坏，在法国，即使是在激战期间，即使是在征服者的铁蹄之下，只要有钱，还是什么都能买得到。在卢尔德，即使是黑市价格，也不算十分昂贵，因为现在正值淡季。

自从我们来到卢尔德以后，我就一直没写日记。说实话，我是希望能在回家的轮船上重新提笔写下去的。但是这个希望越来越渺茫，我和我的侄女虽然彼此都不说穿，实际上我们的处境可能要糟糕得多，但愿她的乐观情绪是真的，而不是像我一样故作镇静。有些情况她不了解，总领事做得对，为了避免使她不安，没把我们的困难详细告诉她。但是，他对我十分坦率。

我们遇到的麻烦不是任何人能控制得了的。只几天之差，我们还是不能合法地离开维希法国，这当然是件最可怕的不幸事情。一切都已准备妥帖，那些宝贵的证件都已经拿到了手，但是美国登陆的消息刚一传来，所有的火车时刻表都暂停实施，边界也全部关闭。吉姆·盖瑟为了保护我们，冷静迅速地采取了行动，为我们提供了正式的记者证件，并把发证日期提前，填在一九三九年。凭借着这些证件我们成了《生活》杂志的记者，这家杂志确实也曾发表过我写的两篇有关战时欧洲的文章。

非但如此，他还为我们办了别的一些事情。他们在销毁文件的时候翻出了《生活》杂志寄来的两封请求允许转载一些作家和摄影家的作品的信件。马赛有一个专为难民伪造证件的集团，这个集团手艺高超，由一个知名的天主教神父领导。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中，总领事虽然需要处理许多其他的事情，但他还是通过地下关系，搞到了几封写在《生活》杂志专用信笺上的伪造信，我和娜塔丽也就真的成了《生活》杂志正式聘请的记者。这些证件看上去就和真的一样，那磨损、折叠的痕迹，稍稍有点儿褪了的颜色，就好像真正用了几年一样。

吉姆·盖瑟并不指望这些伪造证件能够长期掩护我们，但是他相信，至少可以应急，直到帮助我们脱险。不过时间一长，危险也就逐渐增加。他原以为我们几天之内或是几周之内就能获释，因为我们毕竟没和维希法国开战，我们仅仅是断绝外交关系而已，因此美国人并非“敌人”，根本不应被“扣留”。然而，我们在卢尔德的这一群人，总共约有一百六十名，却是实实在在被“扣留”在这里。从一开始，我们就一直处在法国警察的严格管制之下，一切行动都必须受到一名穿制服的警官的监视。几天之前，德国秘密警察在我们美国人被隔离的四家旅馆周围布下岗哨，从那以后，我们不但受到法国警察的扣押，而且处在德国人的监督之下。这样一来，法国人不免有种受到耻辱的窘迫之态，于是他们在一些小事上也尽可能地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方便，但是德国人始终寸步不离，不论我们走到哪里，他们总是板着面孔，踏着正步跟在后面，在旅馆的过道走廊里，他们双目凝视，紧紧盯住我们不放，如果有谁一不小心触犯了哪项德国戒律，他们就会厉声发出命令。

过了一些时候，我才渐渐懂得这种长期扣押的真正原因，盖瑟本人起初也不知道。原先被扣留在维希的美国代办，后来也和大使馆全体人员被带到我们这里，他住在另外一家旅馆，连电话通信都被禁止。这位代办名叫塔克，是个能干的人——对我的著作非常钦佩，虽然这一点无关紧要——他只可以每天通过电话和在维希的瑞士代表简短地通一次话。所以我们，尤其是住在高卢旅馆里的人，事实上完全处于和外界隔绝的状态，对于一切情况都毫不了解。

我们受阻的原因后来终于弄清楚了，其实非常简单：在美国的那些应该和我们交换的维希人员几乎无一例外地拒绝回到法国。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德国佬此时已经占领了整个法国。但是这使情况大为复杂化，而德国人也趁机介入，抓住这个有利机会。到目前为止，他们仍是通过他们的维希傀儡进行谈判，但是事情已经很清楚，他们是在利用我们讨价还价。

如果法国人当时爽快地把我们送到只有三十英里远的西班牙边界，我们很可能在一两个星期内便得以脱身。如果那样，倒也能算是对于美国这几年来慷慨赠予这个政府大量粮食和药品的一种理所应当的报偿。但是维希政权的这些人属于人类中令人齿冷的那一类型，他们卑躬屈节，趋炎附势，自命不凡，狡诈多变，虚伪矫饰；他们反动保守，歧视犹太民族；他们既逞强好战，又软弱无能。他们卑劣之甚实在有辱法兰西文化，他们是当年陷害德雷福斯那一批坏蛋的残渣余孽。总之，我们没能脱身。我们现在还在这里，成了德国人为索还他们被关押在国外的形形色色的间谍分子而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不用说，他们将会不择手段地勒索高价。

我醒来的时候脑子里想着奥斯威辛，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我们长期滞留在马赛的门德尔松公寓期间，路过那里的难民络绎不绝——他们一般最多只留宿一两个晚上——因此，我们听到许多关于欧洲犹太人可怕的秘密传闻。根据这些传闻，东方正在发生许多暴行：大规模的枪杀，密封车内的毒气屠杀，凡是被押解到集中营的人要么立即遭到杀害，要么被饥饿或奴役折磨致死。我一直不能确定这些传闻是否可靠，直到现在依然不能，但是有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那个不断重复的地名，那个总是用最恐怖和最惊慌的话语悄声吐露出来的地名，正是奥斯威辛。人们提到这个地名，通常总是用日耳曼语，它那刺耳的发音，我至今记忆犹新。

如果这些传闻没有因苦难造成的恐惧而有所夸大的话，那么奥斯威辛肯定就是一切恐怖的焦点。我的奥斯威辛，我小时候曾在那里上学，我的父亲曾在那里给我买过一辆自行车，我的全家曾有时去那里过安息日，听用意第绪语鼓吹复兴的传教士领唱圣歌。也是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一座基督教堂的内部情景，第一次看到十字架上真人一般大小的基督像。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被遣送到奥斯威辛那个神秘可怕的集中营。那样，我脖子上的套索就会干干脆脆地一下子收紧。但是，我们在这个小星球上的偶然生存，不会按照这样一种富有艺术性的格局进行——这一想法确实给我不少慰藉——况且，我们和奥斯威辛之间远隔着一个大陆，而离西班牙和安全只有三十英里的路程。我依然相信，我们最后一定会回到家里。大难当前，最要紧的事情就是保持希望，提高警惕，准备在必要时击败那些官吏和畜生，这需要勇气。

娜塔丽和她的孩子本来有机会逃走，但是由于她在关键时刻缺乏勇气，结果也陷入困境。我曾以非常激烈的措辞写下一篇日记，记叙拜伦的突然来访，以及它的可悲结局。由于我的关系，娜塔丽和她的孩子如今落在这样一个日益险恶的可悲境遇，我为此感到的内疚更加深了我对娜塔丽的气恼。她一直不许我表露我的内疚，她总是打断我的话，说她是个大人，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对我毫无怨恨之意。

现在，我们处于德国人的监督和控制之下已有一个星期了。我虽然依旧认为，娜塔丽本该趁着那次机会跟随拜伦一道离开，但是与此同时，我又更加能够理解为什么她不愿那样做。没有合法的证件，万一落入那些狼心狗肺的家伙手中，那将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对待他们的看押对象，任何警察都必须多少摆出一副严肃、敌视、冷酷的面孔，既然要执行命令，他们就不得不抑制住同情之心。过去两年之中，凡是与我打过交道的意大利警察或是法国警察——就此而言，还有一些美国领事——通通毫无可爱之处。

但是这些德国人不一样。命令并不仅仅指导他们的行动，命令好似完全占据了他们的灵魂，不论他们的面孔或是他们的眼睛，都已容不下哪怕是一丝一毫的人情理性。他们是牧主，我们是牲畜；或者，他们是蚁兵，我们是蚜虫。命令切断了我们之间的一切关系，一切。这真令人骇异。确实，他们那种冷酷空虚的表情叫我毛骨悚然。我知道，上层人物里有那么一两个“正派人”（盖瑟的说法），但是我这次并未碰上。我以前也曾结识过一些德国的“正派人”，而在这里，你只能看到条顿人的另一副容颜。

娜塔丽应该跟着拜伦去冒一次险。像他那样机智勇敢的年轻人实在少见，再说他还有特别外交证件，只消猛然一下冲过火焰，也就万事大吉。如果她还是昔日的娜塔丽，或许她会这么做，但现在她为了孩子畏缩起来。吉姆·盖瑟依然坚持（只不过，随着时日的消逝，他的自信也逐渐减弱），他对她的劝告是对的，最后的结局还是会不成问题的。我觉得他现在也开始怀疑起来。昨天夜里，在我们深一脚浅一脚踏着雪地去参加午夜弥撒的路上，我和他又把这件事情谈了一遍。他坚持说，德国人因为要在这场交易中尽可能不使他们的间谍暴露身份，所以不论现在还是以后，不论是谁的证件，他们都不会过于仔细地检查。娜塔丽、路易斯，还有我，不过是三个有热气的活人，或许能换到十五名德国佬。能这样，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不会再另生枝节。

他认为，重要的是我应该把身份隐瞒到底。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是和级别较低的法国人和德国人打交道，几年之内，他们之中谁也不会看什么书，更不用说我的书。他说证明我记者身份的证件不会发生问题，那些警察谁也没发现我是什么“名流”，或者是什么重要人物，也没发现我是犹太人。考虑到这一点，他打消了有人提出的要我给旅馆里的人做一次讲座的建议。为了消磨时间，合众社的一名记者正在高卢旅馆张罗一组演讲，他给我的题目是耶稣——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是几天前的事，要不是吉姆·盖瑟否决了这一建议，我很可能会同意的。

但是，自从我经历了那次午夜弥撒以后，我是无论如何——即使回到美国以后，即使有人出大价钱——也不会再以耶稣为题来做宣讲了。我的内心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至于这是一种什么变化，我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最近几个星期，即使是关于马丁·路德的题材，我也越来越难以下笔。昨天夜里，我心中的这一变化刚刚露出端倪，我仍需要集中精力才能理出一个头绪。最近几天，我可能会在这本日记中追溯一下自从在奥斯威辛第一次看到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直到后来在波士顿曾经一度皈依基督教，这八年间我所走过的道路。在我写到这里的时候，娜塔丽抱着路易斯从她的卧室走了出来，两人都穿得厚厚实实，准备出去开始她早晨的散步。打开房门，那个阴沉的德国影子对着我们怒目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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