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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喜迎横财神（第2页）

金枝走上来：“还是我去吧，我跟妙常一起去买来。”

李慢侯不太在乎这些，点了点头：“也好。兴许我一会儿就忘记了。”

说完就要出门，这时候听到两厢传来不和谐的声音，心里明了。

却故意恶作剧一般的高喊：“张三、李四，我出门了。你们仔细些，提防进了贼人！”

说完心里带着一股恶作剧得逞后的爽快，轻快的走出翠楼。

金枝瞧着丈夫高兴，自己也高兴，回头看着一副无辜神态，仿佛不知道两厢发出奇怪声音为何物，正好奇倾听的张妙常，不由来气。

“这两骚狐媚子！不要脸！”

骂完一把拽过张妙常，快步走出翠楼，仿佛担心那些声息污浊了小女孩的耳朵一样。

李慢侯走在汴河岸边，河里的画舫穿梭，他不知道以前这里有多热闹，感觉现在就热闹出了一种蒸腾的气象，根本就不像是几个月前才经历过一场战争的模样。

汴河挂玉带，两岸红袖招，充斥这里的青楼也七七八八的重开门迎，二楼的姑娘们，一个个花枝招展，门前狎司招呼着客人，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

何止商女不知亡国恨，满街的文士才子也让人看着不舒服。主要是装束，有些挑战李慢侯被后世影视作品灌输的视觉，尽管作为历史学术出身，李慢侯知道影视剧里多牵强附会，可久而久之已经成为习惯。如果满街出现的文人才子，一个个羽扇纶巾，他一点都不意外，可现在一个个头上插朵鲜花，让人看着很刺眼。

宋代男子喜欢带花，李慢侯是知道的，亲眼见到有些扎眼。倒是习以为常的，文人手持折扇的风雅姿态，没有见到。北宋已经出现了折扇，但还不盛行，也不普遍。关于折扇的起源，有种说法就认为起源于宋代，但又有认为起源于日本的。因为日本保有历史最久的一件实物，中国也有一些相关记载，比如日本僧侣嘉因北宋初年觐见宋太宗，献日本桧扇等。

一直到明代，中国跟日本之间的贸易清单中，倭扇都是日本能够输出的为数不多的手工艺品之一。但到了清代，中国生产的扇子，从质量和数量上，都已经远远超过日本。广州一带生产的折扇，用玉雕、楠木、象牙等珍贵材料做骨架，远销欧洲诸国。

李慢侯倾向于折扇这种形式的扇子是日本人发明的，他相信证据和逻辑，证据上，日本人有最早的实物，逻辑上，假如折扇起源于中国传入日本，在古代，日本人基本上不可能有能力向中国转而出口折扇，因为中国数量庞大且技艺高超的工匠，不可能让日本人在一项学自中国的技艺上超越自己，反倒是折扇传进中国后，很快中国工匠的技术就超过了日本。

李慢侯也没有那种偏执的民族情绪，凡事都要争第一，而盲目的不肯相信事实。当然，假如有朝一日中国出土了更早的实物，他肯定也支持起源于中国说。他只是追求真相，日本连文字都是中国传入的，跟日本争某一样物品的发明权，其实没什么意思。

李慢侯反倒是对折扇传入中国后的用途颇有一些兴趣，因为折扇在中国，都是一些文人在用，因此有时候被称作文士扇，可折扇在日本其实开始是艺伎表演的道具。在中国，类似艺伎的青楼歌女们，其实也用扇子，用的是中国本土的团扇，低端的以竹丝为骨，高档的用象牙做骨，蒙以丝绸绢帛，绣上精美图案，同样是一种表演的用具。

李慢侯觉得，这种女性用具被文人带偏的现象，大概反应了一种宋代之后文人精神走向内敛和阴柔现象，这种现象在许多其他行为上都有表现。比如开始欣赏纤柔、女子开始以瘦弱为美，缠脚开始普及等等。

在文明熏陶下，精英阶层开始柔化，这并不是一种退化，不止中国，国外亦然。最早的高跟鞋流行是在法国文化最繁盛时期，路易十四皇帝开始穿高跟鞋。有些专家据此认定，高跟鞋是法国皇帝发明的，这其实是谬误。高跟鞋最早出现在波斯，也是男人穿的，不过不是为了好看，而是波斯的骑兵为了踩踏马镫更稳，而专门制作的马靴。传入欧洲后，就被法国人演绎成了用来取宠的玩意，从激烈的阳刚，转入内敛的柔美。

同时期法国女人崇尚勒死人的细腰，许多人甚至因为束腰太紧而无法进食和呼吸乃至憋死，这也是一种病态审美。

心里胡思乱想着，李慢侯很快就过了蔡京府前得金梁桥，接着很快走进了内城。金兵退走后不就，开封就解除了戒严，在城市管理上，北宋比唐朝要宽松很多，尤其是宋徽宗时期更为宽松，也是这种宽松，带来了发达的商业同时，诞生出繁盛的市井文化。

继续沿着汴河走着，两岸商铺大多开业，青楼十家中开了七八家已经让李慢侯惊叹，但酒楼十家中开了十家，恢复的显然更快，食色，果然食在前，色在后。当然跟青楼遭遇打击更大也有关系，毕竟除了青楼外，其他行业包括酒楼，没有一个被官方直接打击。

李慢侯的目的不是逛青楼，也不是逛酒楼，进了内城，走了一刻钟左右，走到了一座桥前，跟其他桥梁不同，这座桥修的格外气派。用料坚固，全是石料打磨铺设，桥面下还用石柱做拱，桥面平直，十分宽阔，并排可走四辆马车。

此桥人称州桥，官名叫做天汉桥，正对大内御街，皇宫和内城官邸要员出城，都从这座桥南下出南熏门，因此才如此气派。

没有上桥，直接转向南边御街，御街可以说是城内少有的，可以跟汴河两岸相比的繁盛街区。街道两旁的商铺同样紧密，而且更大，更豪奢。因为这里经营的，多跟权贵有关。不但买卖人背后往往有朝中权贵支撑，经营的物品，往往也不是面向普通百姓，而是以权贵为客户。这正是李慢侯来这里的原因。

他瞧着一家商铺，门前两根柱子上，各悬挂着两张竖匾，一张上写着“成造金银首饰”，另一张上写着“酒器俱全”字样，这是一家金银器具铺子。

唐宋时期中国最大的产银地其实在南方，江西德兴银矿，浙江衢州银矿规模都很大。李慢侯从水下打捞起来的财物中，就有不少金银器，普通人家是用不着的，因此只能在金银铺这种铺子里出售。

进了铺子，掌柜的热情招呼，询问需求。可铺子货架上空空荡荡，显然皇帝搜刮金银的时候，这个铺子也未能幸免，能重新开张，就已经不容易了。一听李慢侯不是来购货，而是希望出售一批金银器，掌柜的更加高兴。

汴梁城内的金银，几乎全都被搜刮殆尽，被金兵带去了辽东。这种贵金属，是不可能凭空变出来的，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开封都会面临金银极度短缺的现状，从外地传入需要一个时间，而且也未必能够填补这个空缺，因为作为首都，达官贵人聚集之地，本来天下金银大半都储藏在汴梁城，汴梁城金银空了，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全国金银都空了。

但需求却没有消失，甚至因为某种特殊原因，相反短期内需求是大大增加了的。金银这种贵金属，尽管在北宋也已经开始具备货币的意义，但更多的用途还是实物，作为达官贵人乃至宫廷用具的材料。可是因为战争关系，连皇家宗庙里历代皇帝塑身的金箔都刮下来了，达官贵人家也几乎没有了金银。这就是需求！

对于权贵来说，只要权力还在，购买力就不是问题。因为有的是人想方设法满足他们的需求，根本不需要他们花钱。

这段时间，跟民间逐渐顺着自然规律恢复不同，朝局十分动荡。金兵退走后，随着盛夏到来，出身辽东的金兵全都撤到了北方，黄河以北大量州府直接被他们抛弃，随后打着护送金兵出境名义的宋军迅速接收这些城池，回过头来宣城收复。这些假象，迷惑了北宋朝廷上那些极富浪漫主义精神的文官，让他们错以为金兵不过如此，主战的声音声喧尘上，一个比一个主战，生怕错失了良机。

宋钦宗在这种氛围中，也再次变得极为乐观，不断催促进兵的同时，开始重新重用主战派。借着这股氛围，主战派再次掀起了对主和派的政治排挤。主和派的首脑李邦彦都被他们挤出了京城，贬到了地方做官。

李邦彦可是宰相啊，就这么被罢免。在李邦彦之前，张邦昌也是如此，吴敏同样如此，白时中也是如此，短短几个月间，随着宋钦宗自己在主和主战之间摇摆不定，宰相先后被他撤换了四五个，赶得上他爹宋徽宗执政二十年来换的宰相了，毕竟宋徽宗主要就用了蔡京一个人，执政长达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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