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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一个年仅九岁的小女孩为之沉醉。

我记得当我深陷故事的时候我父母突然走了进来，他们发现我在偷看他们认为根本不是我那个年纪该看的东西，而且还是一些“仅供批判”的“参考资料”，说不定还有“毒草”之嫌，他们马上喝止了我。剩下的部分是我趁他们外出的时候偷偷摸摸提心吊胆地看完的。我趴在床沿上，耳朵警觉地倾听着外面的脚步声，一有风吹草动，便赶紧把那些杂志塞回到床底下。除了邓友梅我还记住了这样一些名字：王蒙、李国文、从维熙、刘绍棠、宗璞、陆文夫、方之、公刘、流沙河等等，他们都是非常有名也非常有才华的作家。在70年代末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本书，名叫《重放的鲜花》，里面收录了这些曾被打成“右派”的著名作家的作品，其中每一篇小说都曾经遭受过批判。那时优秀的作家，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有良知的作家都历尽艰辛，他们除了在艺术上苦心孤诣呕心沥血，还需要承受来自现实生活中的冲击、排挤、非难甚至是蹂躏，这是他们为文学付出的另一份更为沉重和沉痛的代价。

读到了小说中的爱情就像尝到了美味一样，我对文学便情有独钟。但那时候可读的书很少，可供孩子阅读的书就更少了。在我三四年级的时候，“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我们这些小学生也和全国人民一起投身到这个运动当中。我们人人都知道“儒家”和“法家”，知道“儒家”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主张“克己复礼”，他们搞“复辟”，开历史的倒车；而“法家”是进步的力量，秦始皇统一六国，商鞅变法，是引导历史前进的。所有这些都是作为批判材料灌输给我们的，没有任何的形象性，连里面的一些故事也都是干巴巴的。在我的记忆之中，批判材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也是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枯燥乏味。而当时我们比较容易接触到的也是比较值得一读的文学作品就是附在批判材料后面被当作“毒草”的那些文字。

就在我四年级的暑假，我和邻居的几个孩子无所事事地在校园里游荡，有一位图书馆老师看见了我们，她叫我们进去，把我们领到书架前，让我们随便挑书看，还答应我们可以用家长的借书证把书借回家去看。后来熟了，什么证也不需要了，整个一座图书馆都向我们开放。那个夏天，我和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都是在书堆里度过的。

在图书馆里我认识了女孩小虹，她家就住在我家前面。小虹和我站在同一个书架前挑书，我们拿的好几本书都是相同的。我们相视一笑，非常自然地说起了话。我们从架子上的那些书说起，说到了许多我们都看过的书。我们惊奇地发现我们竟有相差无几的阅读经验，还有那么多共同的看法。我们越说越投机，立刻就成了好朋友。

随后我们发现了我们之间更多的相同之处。我们同一年出生，在同一所学校上学，读同一个年级，等再开学我们都将是五年级学生。她父母和我父亲是同事，她爸爸也被打成过“五一六”，放出来之后和我爸爸一样脾气很坏，也时常打她。我们都有不在父母身边长大的经历，所以我们的性格也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么多的相同，令我们两个惺惺相惜。到新学期来临，我们每天一起结伴上学，课间还经常相互探望。一年之后我们上了同一所中学，成了同班同学，更加形影不离。

我们两个都是班上成绩拔尖的学生，聪明伶俐，表现突出。在我看来小虹比我还要活泼开朗，她很有文艺天才，能歌善舞，还会自编自演。我们常常在学校的汇演上联袂登台，我们的节目总能得奖，为班级赢得荣誉。我们的班主任赵老师是一个非常爱好文艺的人，他会拉手风琴，会唱民间小调，还会把一些老歌改得极富新意，他常在中午和下午放学以后教挑选出来的学生们唱歌跳舞，我和小虹都是他的得意门生，我们看得出他对我们很偏爱。赵老师教我们政治课，那时的政治课不是念念报纸，就是讲讲冠冕堂皇的大道理，说来说去都是“假、大、空”那一套的违心话。赵老师是一个善良而务实的人，他明白一周两次的政治课对我们没什么用，实际上是浪费时间，所以他经常找机会让我和小虹不上他的课。他让我们去办公室写发言稿，排练节目，或者随便找一个借口就放我们的假，让我们享受两节课的自由自在的时光。

因为有大把大把的闲暇时光，我和小虹总是变着法子想出一些玩的新招。刚上初中不久，有一天我们两个忽发奇想，想合作写一本小说，战争题材，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或者解放战争时期，应该是《鸡毛信》《小兵张嘎》那个路子。我们你一言我一语，非常兴奋地勾画了一个轮廓，但如何落笔却把我们难住了。

我们缺乏对那个时代生活最起码的了解，连主人公住什么样的房子吃什么样的饭菜穿什么样的衣服都不知道，更不知道如何打仗，如何与敌人周旋，以及如何克敌制胜，除非都去抄袭别人。我们除了写过一些不说真话的作文和几篇依样画葫芦的批判稿之外，也没有更多的写作经验。况且我们有不少字还不会写呢，有些词汇倒是在书里见到过，不过也吃不准是什么意思。如果都要一个一个地去查字典，那我们就不是写小说而是学生字了。这可真难死我们了，我们实在拿不出这个耐心来。我和小虹终于发现写一本书对我们还是难度太大了点，我和她就像两只想从这座大山爬到对面那座大山上去的小蚂蚁，中间阻隔重重，道路迢迢，实在是无法一步跨越。这件事的确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容易，也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好玩，于是我们明智地放弃了。

不过我们因此而燃起的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并没有很快消退，我和小虹借了更多的小说来读，大都是很厚的大部头。除了很少的一部分文学经典，我们读得最多的是当时的一些新书，内容多半是关于上山下乡的，写知识青年在农村广阔天地里“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这也是当时我们非常向往的生活。上山下乡是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们中学毕业以后即将面临的生活前景，在当时看来，这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一件事。上山下乡源起于1953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55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指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此语成为上山下乡运动的最著名的口号。当时最有名的知识青年有邢燕子、金训华，还有高考时交白卷的张铁生。

我从一份资料里看到，1975年全国共有236万城镇青年下乡。这一年我小学毕业，为了将来的出路，开始学习画画。当时的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能有个“一技之长”，这个“一技之长”可以是画画、唱歌、弹琴、下棋、打球等等，掌握了一技之长有可能避免下放，或者即使到了农村，也可以有机会做点比农业劳动更轻松些的事情。那时候比我们略大几岁的中学毕业生成批成批去了农村，起先还敲锣打鼓，披红戴花，后来这似乎成了一件极平常极普通的事情，再没有人大肆渲染。

根据当时的土政策，每个家庭只能留一个孩子在父母身边，其余的都要下放到农村去。有些头脑灵活的人先将大孩子留在城里，到小些的孩子面临下乡时再另做打算。也有人家为把留城的机会留给最疼爱的老小而让前面的孩子先下了乡，没想到后来政策变了，不由后悔不迭。这样的悲喜剧在许许多多家庭上演，骨肉亲情里掺杂着世态炎凉。到1980年5月，胡耀邦同志等明确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同年8月，城镇就业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1981年10月国务院知青办起草了《二十五年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11月中央决定劳动部门统管知青工作，以解决知青的遗留问题。至此，历时25年的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落下了帷幕。

而在我们读到的那些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小说里，知识青年们的生活被描写得浪漫而富有诗意。从黑龙江到江西到云南，从山西、陕西、内蒙古到新疆，地域十分辽阔宽广，而且都是离我们非常遥远的地方。知青们的生活背景和生活经历也完全不同于我们，他们的生活远比我们要艰苦得多也火热得多。在他们的生活里总是充满着激烈的阶级斗争，随时随地都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些书读多了，我和小虹渐渐无师自通地概括出了这类小说的套路：村支书是好人，出身好，行为正，关键时刻总是站出来保护知识青年，代表了正义的力量；生产队长有点儿小毛病、小缺点，一般都自私自利，只考虑自己和家族的利益，或者只重视农活，脑子里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紧，属于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的略有缺陷的领导，不过经历了一件件的事情，擦亮了眼睛，最后终于也完全转变了过来；生产队或者大队会计常常是坏人，贪污、投机倒把、陷害他人，有一些还是潜伏特务，家里藏着变天账，时刻想着反攻倒算。他们对社会主义新社会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和知识青年以及所有新生事物都过不去。在知识青年当中，总有一个是最突出的，他或者她根正苗红，吃苦耐劳，事事冲在前头，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是全书的第一号人物，是一个完美或者接近完美的正面典型。这个人不论男女，在知青当中很有号召力，是一个领袖般的人物，也是全书着墨最多的形象。此外还有一两个城里的娇小姐，她们养尊处优，清高脆弱，爱享受，吃不起苦，有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是落后分子的代表，不过到最后通过大家的帮助和现实生活的磨炼也能克服自身的毛病，和集体融为一体。如果这个落后分子是男青年的话，他很可能会被阶级敌人利用，做出一些偷鸡摸狗损公肥私的事情，当然到最后也一样会幡然悔悟，和大家共同进步。

在这样的一份人物总谱之下，故事也是大同小异。最大的不同是这些小说的地域，这是最让我们感兴趣的地方。东北古木参天的崇山峻岭，内蒙古辽阔的大草原，山西悠扬的信天游，陕西的黄土地和冬暖夏凉的窑洞，云南蝴蝶泉边的旖旎风情，新疆天山脚下少数民族的动人歌舞……都令我们遐思无限。因为地域的不同，书里记载的食物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松子、猴头、干酪、酸奶子、奶渣、奶豆腐、酥油茶、马奶酒、马肉干、手抓肉、烤全羊、窝头、饸饹、馍馍、红薯饼、烤鱼、馕，等等，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些名词在我和小虹的眼前闪闪发光，勾引得我们两颐生津。到后来因为读得太多而且书里的内容也太雷同了，我们把这本书和那本书读串了，书里的情节混淆了起来，弄不清楚哪些人物经历的是哪些故事，常常会为此争得面红耳赤。最后我们牢牢记住的只是书里那些好吃的东西。

我整个中学时代的生活都是和小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熟悉她亮晶晶的棕色瞳仁，天生的微卷的头发，可爱的明媚的笑容，能估算出她考试的分数，甚至知道她下一句会说出什么话，我就像知道自己一样地清楚她。有时候脸对脸看着她，听着她说话，在某些瞬间，我会以为她的脸就是我的脸，她就是我。每一天不管上学还是不上学，我们都会见面，都会在一起，直到夜里才分开。我们在分手的时候总是约好下一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虽说即使不约第二天在教室或者其他许多地方也会不期而遇。我们有许多我们之间的语言，外人是很难听懂的，而且我们也不想让别人听懂。我们彼此青睐，惺惺相惜，分享一个又一个小秘密，无话不说，真可以用“亲密无间”来形容。我们穿式样相同的衣服，个子一般儿高，长相也越来越相像，就像一个模子里压出来的两个饼。有些和我们接触不深的老师只知道我们是某某和某某某，却从来分不清我们谁是某某谁是某某某。有的陌生人会在头一眼看到我们的时候以为是孪生姐妹。除了小虹我从来没有和另外一个女孩共度过那样多的时间和交往得那样深入。在我们形影相随的时期，我们就像广告词里说的那样“我的眼里只有你”。

我和小虹的友情就像一种幼稚的未成形的爱情，也像爱情一样自私和带着盲目的排他性。其实在我们周围有许多非常不错的女同学，她们聪明、漂亮、温柔，而且对我们十分友好，也愿意我们和她们一起玩。但只要我和小虹在一起，她们都不来接近我们，自觉地给我们让出空间。当我们偶尔分开，她们会主动地来告诉我或小虹另一个在哪里，如果我们不表现得急于找到对方，她们就会和我或她玩到一起，同样是很快乐很忘情。但当我们之中另一个出现，她们就会像黎明时分的星辰一样自动隐退，剩下的还是我和小虹，只有我和她。和我们俩的友情相比，所有的友情似乎都黯然失色。

我们如此相似，又如此相投，彼此都觉得惊讶和欣喜。我们的相互影响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没有“自我”，只有一个共同的“我们”。我们自认为有一样的优点和缺点，我们对事物的态度十分一致，我们还有许多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记忆，为此我们沾沾自喜。

在上学的日子里，我们最喜欢最盼望的是“学农”。每学期我们有两次“农忙假”，夏季大约在六月份，秋季大约在十月份，时间并不十分确定，每次十天左右。除了寒暑假，对学生来说农忙假是最松闲自在的时光，因为可以不读书不考试。尽管从我们进校门的第一天起学校就苦口婆心地告诫我们学生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任务就是学习，可我们还是希望有机会不学习。农忙假就是这样的一个好机会和好借口。而且在那时候这也算是“开门办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必须确保，不能以教学进程等等原因去挤掉它。还有就是有些老师家在农村，他们也的确需要用这段时间回家去抢收抢种。

那时候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提倡的是“又红又专”，这个“红”指的就是思想品质好，热爱劳动，不怕脏、不怕累等等，农忙假自然是一次很好的检验。在我的记忆里农忙假颇讲究“形式感”——开始前都有一个全校范围的动员，师生们还要写“决心书”、开班会、出黑板报，以示对这个活动的重视和热爱。到农忙假正式开始的那一天，一大清早大家比平时更早地到学校集合，每个人斜背着一个书包和一个军用水壶，两条带子在胸前呈×状交叉，书包里都带着一个铝饭盒，里面装着当天的午饭，军用水壶里灌满了凉开水。师生们都穿着破旧的衣裤，有些人的衣裤上甚至还有很大的补丁，这是当时最标准的装束。大家做出一副准备到乡下吃大苦流大汗的姿态，往操场上一站，师生们个个灰不溜秋的，明显地比往日暗淡了不少。

实际上贫下中农对我们还是挺照顾的，真正需要体力的重活和苦活，还有需要技艺的农活是不会派给我们做的。我们在农村常做的都是些相对比较轻的农活，比如间苗、除草、捉虫、施肥、摘棉花、割麦子、拾麦穗等等。

我和小虹最喜欢摘棉花和拾麦穗，这两样除了是“收获”，还是我们认为的有美感的农活。清早的棉花地里露水很重，很容易就沾湿了鞋袜和裤腿。盛开的棉花洁白清新，有一种朴素和纯真的美。我们腰间扎着围裙，顺着棉垄向前，很快就像怀孕似的腰间鼓鼓的。这个季节田里到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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