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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第1页）

我和苗玲都明白单科长说的“他”是指陆院长。对于保卫科的设置，单科长比群众的牢骚还大，原因在于院里其他职能部门都是处级，唯有他这个部门叫做“科”，所以一有机会，谁都拦不住他借题发挥向全世界叫板。

踩着满地狼藉的纸张走了若干个来回，单科长终于告一段落，开始检查门锁：“咦，一点撬的痕迹都没有嘛，他是怎么进来的？舒总，房门钥匙你给过别人没有？”

“没有。”

“不过我们院办有一把。”苗玲说，“所有院长总工的办公室我们院办都留有一把钥匙，以便他们出差期间进去取个文件公函什么的。”

“你们把钥匙给过什么人没有？”单科长向她拧起眉头。

“没有。”苗玲的脸微微一红，“舒总的东西一般是我来送取，所以这个办公室的钥匙一直在我身上，你看，就在这儿。”

“这样吧，”单科长把手一挥，“舒总，你赶快检查一下丢了什么东西，我们科里马上向派出所报案。我亲自去报案。亲自去！”

其实他也只能“亲自去”，因为他那个“科里”只有他一个成员。

单科长走后，我谢绝了苗玲的帮助，关上门独自将所有东西清点了一遍。似乎什么都没丢，最奇怪的是图纸一张也不少。每套图纸都有详细的图纸目录，我是对照目录一一检查的，可以肯定全部完整无缺，只不过被踩了一些脚印（主要是单科长的）。想了一下我明白了：买图的人想要建的只可能是小水泥厂，而我这里都是大型项目的图纸，不符合她的需要。不过这女人着实有些变态，连我放在书柜最深处的几十个旧笔记本都不放过，统统扔了出来，还故意一本一本翻开扣在地上。我的笔记本跟她有什么关系？我这些笔记本记的都是历年收集的技术数据，只有两本例外。当我发现这例外的两本也都健在时，不禁万分庆幸地舒了一口气。

这两本笔记都是因方丽华而写的。第一本她看过，还曾说要在以后回忆童年的时候与我一起再来看它。第二本没机会给她看，因为直到我写了满满一本，带着它毕业离校，她仍未从上海回到北京。毕业分配的情况正如方丽华所料，部属的嘉平工业设计院果然有不少名额，我轻而易举地分配来了。同来的还有本校的一批同学，包括卓娅芳，以及我们班的杨永远和刘文倩。唐亚辉也如愿以偿地回了嘉平，分配在地质队。那时他几乎天天都到我们这儿来，借口是地质队与我们院业务联系密切，其实是为了卓娅芳。

设计院的两派斗得不亦乐乎，竞相拉我们这些前红卫兵加入他们的组织，我最关心的却是下一届大学毕业生何时分配。我想那时方丽华可能也会分配到这个设计院，因为她说过这个单位很理想。我骑着自行车在嘉平街头终日游荡，每个地方都勾起我的无限缱绻。看到火车站，我想起她曾叫我到这儿来接她；走进图书馆，我想起我们原本打算一起到这儿来办借书证。我四处打听有没有擀面棍卖，最后在东门大桥买了一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买……

方丽华那一届是68年夏天分配的，然而我们院那年没有要大学生。方丽华的去向，是卓娅芳从她的一个同班同学那里帮我问到的：她和赵军都分配到西北某个边远的省份去了，到了那里又由省机械局二次分配到下面的基层单位，至于具体到了哪个单位，那个同学也不知道。

我向那个省机械局写过许多信，这些信寄去后都石沉大海。两年以后，卓娅芳终于打听到了确切的消息。那时她与唐亚辉已经结婚，在出差途中碰到一个在那个省工作的同学，听他说方丽华是在一个叫六间房机械厂的小厂，已经和赵军结婚了。那天夜里我通宵都在给方丽华写信，写好后撕掉，然后再写，再撕……最后寄出的信是写给她和赵军两个人的。然而这封信却被退了回来，不知什么人在信封上写了四个歪歪扭扭的字：“查无此人”。

于是办公室成了我唯一的精神支点。几乎每个晚间我都在这里度过，久而久之，竟有了“工作狂”的名声。人生不是享乐，而是十分沉重的工作——罗曼．罗兰的这句话就是我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在这样的状态中过了八年，33岁的时候，我和姚娟结婚了。

对于我的婚姻，我所有的朋友都很满意。姚娟比我小几岁，在五金公司上班，秀气，勤快，能干，节俭，细心，沉静，酷爱整洁，一丝不苟……几乎具有作为妻子的所有优点。婚礼那天杨永远说舒雁怎么啥好事都让你小子摊上了。我的家庭被多数同事认为和谐，因为他们很少听到我们吵架。姚娟的确不爱吵架，她喜欢赌气不说话。赌气的原因无穷无尽，归根结底是对我的失望。她说，卓娅芳告诉我你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怎么会是你这个样子呢？后来才弄清楚，她有个同事的丈夫，工程师，上海人，戴眼镜，里里外外一把好手，将老婆照顾得无微不至，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买的东西总是价廉物美，最可贵的是习惯极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扑克不下象棋不看小说只看报纸并且只在上班时间看，加之衣冠楚楚，文质彬彬，很有风度，从不发火——姚娟心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就是这样的。

我处处不及该形象之万一，姚娟便三天两头不跟我说话。卓娅芳对我说这就需要你去哄。我也知道应该哄，但又苦于哄不胜哄，渐渐听之任之，“冷战”的时间便越来越长。有一次姚娟看到了我的两本笔记，三个月没有和我说话，我也不想做任何解释，只是把这两本笔记从家里转移到办公室。这次“冷战”过去后，姚娟说你这种人根本就不应该成家。我认为这是她说得最正确的一句话，但我已经无法纠正自己的错误。

如此过了三年，情况突然变化。起因是我们没有孩子，到医院检查以后，确认原因在姚娟。从此她像闯了什么祸似的，成天低眉顺眼，无论我说多少次“这不是你的错”也没用。这时她不再跟我赌气不说话了，然而我们却发现已经没有多少话可说。于是家庭更加清静。

本来是会这样过一辈子的，不料又发生了一件事：她有个伯父在马来西亚开龙眼包子专卖店，生意兴旺却无后嗣，想接她过去定居并继承财产。姚娟闻讯欣喜若狂，我却对她说我不可能到吉隆坡去学做龙眼包子。于是，在拿到护照和签证以后，姚娟与我办了离婚手续，我又成了一个自由自在的单身汉。

第三部（3）

单科长和两位警察是下午来的。看到办公室已经恢复原貌，单科长举起双手绝望地叫起来：哎呀舒总，你怎么把现场破坏了？我临走再三嘱咐你一定要保护现场嘛，现在怎么办？叫米警官麦警官他们怎么破案？

米麦二位警官倒很平静，只问我丢了什么东西。听说什么也没丢，那位年轻的麦警官马上扭头问单科长怎么搞的，没丢东西你报什么警？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忙？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大案要案等着我们去办？你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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