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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心与佛心（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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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心与佛心

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到普陀山来做一次讲座吧，题目都给你想好了——‘诗心与佛心’。”我就想起美国诗人佛洛斯特一句话：“诗始于喜悦，止于智慧。”觉得这句话便是对“诗心与佛心”这个题目的高度概括，精要诠释。

在通常情况下，诗心归诗心，佛心归佛心，无须混为一谈。诗的立场是执着人生的，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而佛的态度是通向彼岸的，满足人们的灵魂需要——风马牛不相及。不过，唐诗高处往往通禅。或者说，诗心深处，往往契合佛心。这又是为什么呢？

白居易论诗之为用，一曰“补察时政”，二曰“泄导人情”（《与元九书》）。“补察时政”，固无涉于佛心，“泄导人情”则不同。诗者，释也。人秉七情，应物斯感，或为之苦恼，或为之困惑，或为之激动，或为之神往，“心有千千结”。须释而放之，才能复归宁静，复归圆融。通过戒定来释放，得到的结果是悟，是慧；通过语言来释放，得到的结果则是诗。释放即放下，放下即般若。以此观之，诗心之深契佛心，非偶然矣。

诗心所以深契佛心，第一关键词曰“喜悦”，佛语谓之欢喜。《金刚经》云：“皆大欢喜，信守奉行。”皆大欢喜即人人喜悦。佛经中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叫“拈花一笑”。“世尊于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宋·释普济《五灯会元·七佛·释迦牟尼佛》卷一）作为禅宗以心传心的第一宗典故之“拈花一笑”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对禅理有了透彻的理解；二是指彼此默契、心领神会、心心相印。释迦牟尼为什么要以摩诃迦叶为传人呢，因为当众皆默然时，迦叶已破颜微笑，明他已心领神会，所以欢喜。

佛祖认为，人生的烦恼来自贪、嗔、痴及对死亡的恐惧，所谓苦海无边。佛教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众生脱离苦海。脱离苦海之结果，就是得到欢喜。而诗的态度是审美态度，诗的方式是审美方式，所以它注定是超越利害、超越自我，以欣赏态度审视世界，以审美方式把握世界，其结果是使人得到审美愉悦。与佛教的追求并无二致。我们不妨把这种态度称为庄严，就像我们把佛的法相称为庄严一样，其实任何庄严的法相，都有一丝看不见的笑容。

所谓喜悦，从诗歌创作的角度，又称兴会、灵感、兴趣、创造性情绪，这是创作的原动力。陈衍《石遗室诗话》云：“东坡兴趣佳，不论何题，必有一二佳句。”便是说东坡常怀喜悦，故每作一诗必有佳句。那么，东坡又何以能够常怀喜悦？答案是，东坡慧根很深，能看破，能放下。所以，他即使是流放岭南、海南，亦能兴趣不减，故能写出“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之类佳句。

贪生怕死是人之常情。诗能实现对死亡的超越。陶渊明的《挽歌诗》和《自祭文》将诗人面对生死的情怀说得自自在在，其深契佛心，甚至超过一般禅偈：“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挽歌诗》）“茫茫大块，悠悠高旻。是生万物，余得为人。……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余今斯化，可以无恨。”（《自祭文》）诗人也悲凉，但不止于悲凉。他的人生命题是“欣慨交心”（《时运》）。弘一法师写作“悲欣交集”。我看“悲欣”也好，“欣慨”也好，“欣”都是主导的方面。

有一种观点认为，欣、喜悦，会影响诗的深度。王蒙说：“我二十二岁以前也是这样想的。而我后来的经验与修养是‘泪尽则喜’。喜是深刻，是过来人，是盔甲也是盾牌……请问，是‘为赋新诗强说愁’深刻，还是‘却道天凉好个秋’深刻呢？是泪眼婆娑深刻呢，还是淡淡一笑深刻呢？”（《大块文章》）又说：“年轻时我其实喜欢哀愁，作为审美范畴的哀愁。后来就喜欢坚强远见和无法摧毁的乐观了。”（同上）

泰戈尔对死亡有一些思考。姚茫父译《飞鸟集》，其一云：“独觉黑夜美，其美无人知。恰如所欢来，正当灯灭时。”这是一首绝妙的五绝，唐音宋调所无。诗中对“黑夜”即死亡持审美的态度。《吉檀迦利》则写道：“当死神来叩你门的时候，你将以什么贡献他呢？呵，我要在我客人面前，摆上我的满斟的生命之杯，我决不让他空手回去。”面对死亡，诗人持平常心、满足感，甚至是感恩之心。

同一诗集的另一首诗写道：“让我所有的诗歌，聚集起不同的调子，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成为一股洪流，倾注入静寂的大海。像一群思乡的鹤鸟，日夜飞向他们的山巢，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让我全部的生命，启程回到它永久的家乡。”更持一种礼赞的态度。

这是人生大境界，自然之极，自在之极。是诗心，也是佛心。能写之复能行之，陶渊明是，泰戈尔也是。

在巴比伦花园的墙头，曾经出现过这样一首诗：“我已不知道我是谁不知道我是天使还是魔鬼是强大还是弱小是英雄还是无赖……如果你以人类的名义把我毁灭我只会无奈地叩谢命运的眷顾。”

诗就可以这样地超越生死，这样地震撼人的心灵，这样地深契佛心。

说到诗心与佛心，不能不提到赵朴初。他在遗嘱里说：遗体除眼球归同仁医院眼库，其他部分，凡可以移作救治伤病者，请医生尽量取用，用后，以旧床单包好火化。不留骨灰，不要骨灰盒，不搞遗体告别，不要说安息吧。遗诗云：“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花开，水流不断。我兮何有，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劳寻觅。”我最欣赏他的“四不”和“我兮何有，谁欤安息”八个字的偈语，觉得这也是诗心深契佛心的一个颠扑不破的例子。

这样的诗，能令读者共领禅悦，同沾法喜。

禅悦在唐诗是一种常见的内容：“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惟余钟磬音。”（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王维《竹里馆》）“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王维《鸟鸣涧》）

喜悦来自何处？来自回归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来自放下俗念，找回一颗朴素的心。空山之中，万籁无声，使人由戒入定；突然皓月当空，光明洞彻，山谷时有鸟鸣，使人喜悦，因而生慧。《鸟鸣涧》就是禅的最好象征。你便说它以禅为内容，也不为过。

不仅如此，就连诗的方法，也通于禅。司空图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禅宗则说：“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严羽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故也。”（《沧浪诗话·诗辨》）又说：“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羚羊挂角”语出佛典：“道膺禅师谓众曰：如好猎狗，只解寻得有踪迹的；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迹，气亦不识。”（《传灯录》卷十六）意思是羚羊没有气味，挂角于树，地上又没有痕迹，好猎狗也寻它不着。“水中之月”亦出佛典：“应物现形，如水中月。”（《五灯会元》）

王士禛倡为“神韵说”，说：“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神，有得意忘言之妙。”（《带经堂诗话》卷三）“神韵说”的影响非常深远，很多人都同意它。但说到什么是神韵，大都不甚了了。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季羡林参照印度文论，阐释说：词汇有三重功能，能表达三重意义：其一，表示功能（本义）；其二，指示功能（引申义）；其三，暗示功能（领会义）。这三项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说出来的，包括一和二；第二类，没有说出来的，包括三。在一和二也就是表示功能和指示功能耗尽了表达能力之后，暗示功能发挥作用。又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字是说出来的东西，不著一字就是没有说出来，因此才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羚羊挂角，地上没有痕迹，意味着什么也没有说出。“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每一句包含着两种东西，前者是具体的，说出来的，后者是抽象的，没有说出来的，捉摸不定的，后者美于前者，后者是神韵之所在。“言有尽而意无穷。”言是说出来的，意是没有说出来的。比如“兴阑啼鸟尽，坐久落花多”（王维《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等，当然表达出一种情景，但妙处不在这情景本身，而在这情景所暗示的东西，比如境界的幽静，物我的浑然一体，等等。这些都是没有说出来的东西，这就叫神韵。（见《关于神韵》）

严羽之所以“以禅喻诗”，就是因为一方面几乎所有禅宗大师在说法和行动中，都不直接地把想要说的意思表达出来，而是用一声断喝、当头一棒或答非所问的方式来暗示，让对方自己去参悟。如：“问：如何是佛法大意？答：春来草自青。”（《云门文偃禅师语录》）说出来的是介于可解不可解的一句话，没有说出来的才是核心，是精神，有赖于接受一方的感悟。很有诗味。

另一方面，诗人名句如陶渊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杜甫“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江亭》）、王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酬张少府》）等，也很有禅味。

于是读者看到，所谓禅诗，与大自然、与山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梁诗人吴均说：“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就是说山水能涤荡人的心胸，能启迪人的智慧，使之觉悟。所谓“得江山之助”。山水诗是中国诗的一大宗，正是在这一宗诗里，诗心与佛心之契合，达到无与伦比的深度。山水诗之深契佛心，往往不亚于僧侣之赞颂。

诗心所以深契佛心，第二关键词曰“智慧”，佛语谓之“般若”，即正见，即看破放下，即缘起性空。佛语的空，并非无，而是放下，所以能容。日本明治时代有一位禅师叫南隐，来客向他问禅，他将茶水注入来客的杯中，直到杯满，而后继续注入，茶水溢出杯外。南隐的意思是，来客不先把先入为主的看法忘掉，就像一个装满水的杯子，是不能有所容受的。

当人完全放下的时候，他就有了容受的兴趣，可以独具只眼，目击道存，从平常事物中看到不平常的意思，在有意无意之间作见道语，发人所未发。这便是佳句，也便是“止于智慧”。

东坡在颍州时，一个正月的夜晚，夫人王氏说：“春月胜如秋月色，秋月令人惨凄，春月令人和悦，何不召赵德麟辈饮此花下？”东坡大喜道：“此真诗家语耳。”所谓诗家语，就是怀着兴趣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之语。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渊明《饮酒》）、“觉来眄庭前，一鸟花间鸣”（李白《春日醉起言志》）、“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刘方平《月夜》）、“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苏轼《题惠崇春江晓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杨万里《夏夜追凉》）、“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同前《小池》），等等，无一不是见道语，无一不是美的发现、真的发明。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华严经要义》）——佛无处不在。泰戈尔说，大自然是他亲密的同伴，她手里藏了许多东西，要他去猜。而他没有不一猜就中的。所谓“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张孝祥）。也便是“止于智慧”。

诗心所以深契佛心，还有第三个关键词，曰“慈悲”。“慈悲”本为佛语：愿给一切众生安乐叫作慈，愿拔一切众生痛苦叫作悲。也就是普世价值中的博爱和人文关怀。“诗者，持也，持人情性。”（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真的诗人，无不具有悲悯之心。陶渊明为彭泽令，雇人回家干活，在给儿子的信中说：“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可见诗人的慈悲。董桥说：“艺术刻画国破家亡的哀思，并非一定扣人心弦。谢皋羽、郑所南在南宋覆亡之后恸哭西台，坐必向南，时刻缅怀故国，所作文字都带泪带恨，结果流传后世者并不脍炙人口。陶渊明的作品没有直写东晋灭亡之痛，笔下反而处处追摹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婉转表现虚无而温馨的恕道，其感染力竟然世世代代缕缕不尽。”所谓“恕道”，正深通于慈悲。

王国维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作为一介亡国之君，李后主怎能担荷人类罪恶呢？按，王国维这里不是说后主其人，而是说“后主之词”。西方诗人奥登说：“诗的功用无非是帮我们更能欣赏人生，反过来说，帮助我们承担人生的痛苦。”普陀山的普济寺有一块匾额曰“与乐拔苦”，就像是这话的缩本。后主之词超越词人一己之利害，将亡国的深哀剧痛和宇宙人生的感慨结合起来，把一切众生伤逝的悲哀都写出来，也就帮助众生承担了人生的痛苦。这是一种很大的慈悲。

宋人称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因为他的诗心是广大的。佛心也是广大的。我有个主张——就是写个人经历，从自己跳出来；写社会题材，把自己放进去。否则比较狭隘。政治无情，政治家却有情。他只要是诗人，必有慈悲的一面。王安石《别鄞女》是为一个夭折的稚女写的诗：“行年三十已衰翁，满眼忧伤只自攻。今夜扁舟来诀汝，死生从此各西东。”表现出王安石的慈悲。曹操《蒿里行》是伤时念乱的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表现出曹操的慈悲。明人谭元春说：“此老诗中有霸气，而不必王；有菩萨气，而不必佛。”钟惺又说：“一味惨毒人，不能道此，声响中亦有热肠，吟者察之。”（《古诗归》）

“有菩萨气，而不必佛。”也便是诗心深契佛心的一转语。

孔子说：“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什么是兴？兴就是兴会，就是喜悦。什么是观？观就是正见，就是般若。什么是群？群就是博爱，就是慈悲。唯有这个怨字，需要再说几句话。在孔子看来，怨只是诗的四个作用中的一个，而且是排在最后的一个。司马迁受宫刑，著《报任安书》，提出“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的偏激命题，后来被发展为“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韩愈《荆潭唱和诗序》）的创作论。

对这个问题怎么看？苦乐是人生的两面。“尘世难逢开口笑”（杜牧《九日齐山登高》），人生之苦总和，较人生之乐为多，是不言而喻的。所以钱锺书说：“虽然在质量上‘穷苦之言’的诗未必就比‘欢愉之辞’的诗来得好，但是在数量上‘穷苦之言’的好诗的确比‘欢愉之辞’的好诗来得多。”（《诗可以怨》）

依奥登之说，“欢愉之辞”可以帮助我们更能欣赏人生，“穷苦之言”则帮助我们承担人生的痛苦，这是一块金币的两面，缺一而不可。所以陶渊明说“欣慨交心”，弘一法师说“悲欣交集”，王蒙说“泪尽则喜”。因而钱锺书又说：“因为‘穷苦之言’的好诗比较多，从而断言只有‘穷苦之言’才构成好诗，这在推理上有问题，韩愈犯了一点儿逻辑错误。”（同上）

朱光潜说“和平静穆”是诗的极境。鲁迅抬杠说，举凡诗人，都不免有“金刚怒目”的时候。西方也有“愤怒出诗人”之说。什么是金刚怒目？“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罗隐《雪》）是金刚怒目。“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梅尧臣《陶者》）也是金刚怒目。

“金刚怒目”，亦涉佛语。原作：“金刚努（怒）目，所以降伏四魔（指恼害众生的四种魔——烦恼魔、蕴魔、死魔、天子魔）；菩萨低眉，所以慈悲六道。”（《太平广记》卷一七四引《谈薮》）可见“金刚怒目”与“菩萨低眉”，也是一块金币的两面。所以，“诗可以怨”，其于佛心，虽不中亦不远矣。

故曰：诗心深处，往往契合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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