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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第锐的诗与论（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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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第锐的诗与论

当代诗词的复兴，是从改革开放之年开始的。于时思想解放，环境宽松，诗人兴会无前，囊锥纷纷出头，袁第锐是那一时期年辈较高的诗人之一。他是1923年生人，原籍四川永川（今属重庆市），20世纪40年代曾任重庆《新民报》记者、编辑，甘肃省政府秘书、编译室主任、法制室主任，临泽县县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兰州分校（今中共甘肃省委党校）教员，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文史专员，甘肃省政协常委，甘肃省文史馆馆员。这个履历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因为表明当事人经历过大风大雨，社会阅历极其丰富。

由于做过记者、编辑、文秘、文官，袁老文字功夫是扎实的，四川人谓之“文笔滔滔”。他曾经写过一篇《论“超唐迈宋”之说应该缓行》的文章，网上有愤青驳论，摘举袁文中“或云可埒——遑论现代——殆亦类之——难止谔谔之口，遑论其他——”一类习惯性措辞，斥为“老掉牙的语言”，怎么也“看不明白”。这事可以反过来，说明袁的文言功底。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主张“超唐迈宋”的人，恰恰不应该鄙薄这样的功底。正因为有这样的功底，袁老为文，兼善各体。《刘家峡赋》云：

大河迤逦，导乎昆仑。朝发积石，夕奔龙门。……痛巨能之潜失，每嗟叹而徒兴。斯当峡谷，密迩凤林。张游仙之窟，鱼龙潜跃之津。……筑大坝以拦河兮，临深渊而斩鲸。矗铁塔其高耸兮，连电网之如银。溉两山而绿化兮，树乔梓以成荫。建厂房于地下兮，共日夕而轰鸣。变波涛为动力兮，输四省之光明。促工业其发展兮，供亿兆之高能。出平湖于高峡兮，鉴碧波之粼粼。齐水天于一色兮，揽湖光而跃金。……

健笔纵横，贵在清通。而今人作赋者之弊，往往苦于不清通，甚而至于捉襟见肘。而袁老读书多，腹笥广，兴会到时，浮想联翩，文辞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至于《梅花赋》：“夫梅之为物，其清似竹。松拟高标，兰与同馥。庾岭先开，江南继茁，邓尉为家，汤湖小住。追江宁之龙蟠，比西汉之缟素。不慕乎三春之艳阳，独钟情九秋之寒露。任疏影之横斜，恶藏身于金屋。浮暗香于黄昏，迷雪花之六出。野外小桥，可托芳踪；月明林下，和云止宿。虽粉白而黛绿肥，无惧于数九之严寒；每耀紫以摇红，不竞乎三夏之热燠。纵零落以成尘，犹色香而不没。”又是一副笔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功。

袁老之诗，以近体为主，七绝篇什尤富，入集达千首之多。大抵才思敏捷，倚马可待。《偶成》诗云：“世路茫茫各自殊，由人背后唤糊涂。忙中得句闲时续，梦里寻诗醒后书。”这是一首好诗，能反映作者自得其乐的写作心态和性耽佳句的写作状态。

昔杜甫居夔府，作《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开七律组诗之先河，也不过五首或八首。而袁集中之七律组诗，动辄十首、十二首，可谓下笔不能自休。从乙亥（1995）至丁亥（2007），连续十三年，每年作有《迎春曲》十首，加上《丁卯读报杂咏》《甲戌杂诗》《边塞新咏》等十首以上的七律组诗，累计将近三十组。七绝更甚，有的多达六十余首。就像“屈原”“岳庙”这样的专题七绝，也可以写到一题二十首。文思不可谓不富。又好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善为谑兮，不为虐兮。”故远唐音而近宋调。如：

一袭青衫罩旧颜，卅年无妄怨加冠。

乐羊誉满仍招谤，阮籍途穷转是安。

青眼不来休着意，白头犹健喜承欢。

也凭三七论功过，莫把胡涂从达观。

少时戚戚老来宽，投笔投壶梦已残。

身后乘除功过易，人前评说是非难。

不肩重任心多旷，爱琢新词寝未安。

寿数果能登百六，八旬应作半程看。（《八旬初度抒怀》录二）

袁诗在语言上的特点，是议论风生，快人快语，近阳刚而远阴柔，多硬语而少软语，多胸臆语而少含蓄委婉。如《边塞新咏二十首》之“地迥天高大漠横，祁连千里几鏖兵”“玉门西出已无关，何必移封到酒泉”“依然北斗七星高，不见哥舒夜带刀”等，如《武昌起义八十五周年有感》之“革命追源溯武昌，千秋盛业起华章。民心向背真关键，莫问谁开第一枪”，如《迎建国五十周年》之“逐却独夫天外去，神州方得见升平”“鸿图四化迎开放，毕竟红旗不误人”等，很能代表其语言风格。又如《江南绝句六十三首》之“削藩未就已成灾，一夕兵从蓟北来。煮豆燃萁干底事，可怜空上断头台”，自注云：“明孝文因削藩一事，激怒其叔燕王棣兴兵南下，篡夺王位，实乃帝室内部之争，方孝孺以一书生，抵死相抗，致诛十族，殊不可取，而后世多之。余以为孝孺之死，乃空上断头台耳。”不为无见。

袁老博览群书，尤好咏史，有短文云：

咏史诗须有新意，否则人云亦云，徒炒陈饭，读之味同嚼蜡耳。然史之为史，尽人而知，欲翻新意，下笔殊难。西北民族学院王沂暖先生示其《咏武则天》诗云：“贞观政治更新猷，巾帼英雄第一流。史笔缘何欠平等，女皇朝代不称周！”意甚新颖。武氏享国自公元684年至704年，历年廿一，为时匪短，而史家狃于正统观念，仍附于唐而曰武后；王莽篡汉自公元9年始，23年亡，以言时限，仅过武氏之半，而乃书曰“新莽”，诗人之不平，不亦宜乎？又其《杨妃墓》诗云：“旧事凭谁说短长，讵云丽质管兴亡？未能比翼成长恨，不怨明皇怨寿王！”亦佳。李隆基夺媳之事，尽人而知。诗人以杨妃之未能比翼成长恨，咎之失妇被废之寿王，看似无理，实乃有意制造“冤案”，以反衬明皇之薄德无能（行），其构思之奇，诚令人欲为之浮一大白矣！（《史诗须有新解》）

已故北大中文系教授陈贻焮评袁公咏史诗曰：“数量直逼唐之胡曾，而艺术则远胜之。”胡曾是晚唐诗人，有七绝体《咏史诗》三卷150首，每首以地名为题，评咏当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如《南阳》咏诸葛亮躬耕，《东海》咏秦始皇求仙，《姑苏台》咏吴王夫差荒淫失国，等等。胡曾咏史诗，据史实发感慨，对古代历史小说和童蒙教育，有较大影响，而无多新意。就诗论诗，是唐诗之下驷。说袁老的咏史诗艺术远胜胡曾，此田忌赛马之法也，绝非溢美之词。袁的咏史赛过胡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善用翻案法。与他在论中所引王先生之诗，如出一辙：

足下空闻唤友声，绵山一炬太无情。

君王自是工心计，杀却贤臣又钓名。（《介之推》）

赵家天子富经纶，一着黄袍百虑新。

杯酒释兵犹盛德，不加显戮到功臣。（《宋太祖》）

先说前一诗。历来诗人歌咏寒食本事，多从介之推的气节着眼，没有指责晋文公的。而此诗作者就史实翻过一层，从专制君主的刻薄寡恩着眼，所发议论颇为诛心，是未经人道语，所以为优。再说后一诗。历来人们提到陈桥兵变，则多着眼于赵匡胤的诡谲虚伪，而为之辞。而此诗作者则换一角度，从石守信等全身而退着眼，谓“杯酒释兵犹盛德”，亦发人所未发，而且是有感而发，所以为优。此外，如《李广》之“王侯一代多于卿，几个如君享令名”的出人意表，《魏徵》之“鹞儿莫怨君恩薄，成得皇家纳谏名”的即事微挑，皆佳。《秦陵二十咏》其六云：“学绾兴亡事本诬，祖龙何事错坑儒。揭竿斩木陈王反，传世文章一帛书。”自注：“陈涉起义号陈王，其传世文章仅鱼腹帛书‘陈涉王’三字。”陈贻焮评曰：“此诗造意之辛辣幽默，堪与唐人章碣《焚书坑》‘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相媲美。”可谓知言。

袁老论诗，倡“三不作”之说。“无新意境不作，无新句不作，等而下之，则无新词汇亦不作是也。”对聂绀弩诗体推崇之力，无以复加。他说：“聂翁乃‘五四’以来成就最大的一位传统诗人。聂诗题材之广泛，功力之深厚，含蕴之幽邃，状景状物之生动，形象思维之活泼，以及炼词之精到和改革所迈步子之大，不仅当代无人可以企及，即黄公度、梁任公亦当瞠乎其后。”其实梁启超就说过：“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聂绀弩正实践了这一理想。袁老之见，有施蛰存、程千帆等学界老宿的高言傥论为之张目，较起那些把聂诗视为打油、视为杂文诗、视为“被扭曲的灵魂所作扭曲诗体”的人，高明多多，气壮多多。袁老自己的创作如：

虎跃龙腾物价飞，汲深绠短寸心违。

宏观失控微观乱，党纪难申政纪隳。

货未出门频涨码，路能称霸且分肥。

……（《丁卯读报杂咏十首》录一）

票房价值最关怀，不是风情不出台。

才见一姬兴越国，又看八艳哭秦淮。

谪仙应博杨妃爱，嬴政偏怜孟女才。

服饰千年颠倒甚，绮罗妲己插金钗。（《壬申杂诗四首》录一）

这些诗采用了新的语汇，大体做到了“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形式生动活泼。与聂诗有一致处。唯好纵横议论、淋漓痛快，到底不如聂诗之纯乎白描、俯仰甚徐之有味也。袁公对这点差距，是心知肚明的，他说：“聂诗极富形象思维。其悲壮处，往往以形象出之，而不作假大空的豪言壮语。如其《过刈后向日葵地》云：‘曾见黄花插满头，孤高傲岸逞风流。田横五百人何在？曼倩三千牍似留。赤日中天朝恳挚，秋风落叶意清遒。齐桓不喜葵花子，肯会诸侯到尔丘。’……被刈去葵花头的垄亩，一望无际的无头秃杆，对其境象，人们往往忽视。能如聂翁那样运用形象思维写成绝妙诗句的实所仅见。诗的首联回忆未被收获时的形象：黄花满头，孤高傲岸。颔联上句把葵花秃杆比喻成田横正义凛然的五百壮士，下句想起了东方朔上给汉武帝的三千奏牍。思路奇特，但恰到好处。……结联忽然想到齐桓公的葵丘之会，将会盟的地名与诗中所咏的葵花地联系起来，以表故土之思，使人并不觉其牵强，相反，益觉其温柔敦厚。”

“温柔敦厚”，向来被人同“诗教”画等号。盖《礼记·经解第二十六》云：“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又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加上了一句：“故曰：温柔敦厚，是诗教也。”这就是全部的根据。而袁老发现，这里存在一个误读。他说：“温柔敦厚指的是人，而不是指诗教。”换言之，“温柔敦厚”是诗教的结果，是人的素质，而非诗教本身。袁公之言是也。进而，他主张——当代诗词也应该提倡温柔敦厚的诗风。他举例说：“我们对‘四人帮’的罪恶，并无原谅之意，但写入诗中，总以温柔敦厚为好。”袁诗的实践是体现了他的主张的，例如咏史诗中的《项羽》：“垓下愁闻楚国歌，虞姬寒剑舞婆娑。新安一夜坑降卒，应比君王泪更多。”后半化用袁枚《马嵬驿》“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语近而事异，所以无妨。《韩信》：“破赵曾收背水功，汉家恩遇最优隆。可怜一片淮阴月，夜深还照未央宫。”这首诗婉而多讽，是袁公最近唐音之作。

袁公好学深思，著有《恬园诗话》，于古诗颇有胜解。如《木兰诗》之“雄兔脚扑朔”，注者或以为“前后脚动作不齐”，或以为“足毛蓬松之状”，皆不得要领。“文革”中，袁公被解回四川原籍，“儿辈购兔育之，俟其繁殖而售其雄，以补家用。惟售时无术以判其雄雌，深以为苦。后得乡人指点，乃大便利。盖雄兔起步时，后足必先扑地而后举起，成‘扑－朔’之声，执此以求，百试不爽。乃知所谓‘雄兔脚扑朔’者非他，状其声耳”。又如杜甫《秋兴》之“香稻啄余鹦鹉粒”，解者多以为系倒装，实应为“鹦鹉啄余香稻粒”，说殊牵强。袁公自谓：“在四川乡居，时秋收在即，稻田结实累累，远近麻雀，成群啄食，为祸甚烈。盖当麻雀啄食之时，率多食一弃十，稻田被啄之后，穗下又纷然杂陈，皆稻粒也。睹之可惜，拾之不能。徒兴嗟叹而已。时适生产队长过之，谓曰：‘麻雀谷子太多，再不设法，早熟者无余粒矣！’余闻其言，顿悟杜诗所谓‘鹦鹉粒’者，与‘麻雀谷子’殆相类似，其意乃仅指被鹦鹉啄食而弃地之香稻……而所谓‘凤凰枝’者，实即凤凰长期所栖之枝，非泛指以外之碧梧枝也。乃知杜老用词，均千锤百炼，后人不知而臆解之，故往往而谬也。”凡此，皆胜解也。

我喜欢说：“读到什么份上，写到什么份上。”若袁先生，亦可谓善读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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