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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Apple I 开机启动接入（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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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AppleI

开机，启动，接入……

1976年，丹尼尔·科特基和乔布斯在大西洋城举行的个人电脑节上展示AppleI

慈爱的机器

20世纪60年代末，各种文化潮流在旧金山和硅谷交汇。技术革命伴随着军事承包商的增加而兴起，并迅速扩展到电子公司、微芯片制造商、视频游戏软件设计师和计算机公司。这里出现了黑客的亚文化群——云集于此的有资深玩家、电话飞客、电子朋克、业余爱好者以及纯粹的极客——包括那些不愿遵照惠普模式行事的工程师和他们不合群的孩子们。这里有准学术性的团体在研究迷幻药的效果，参与者包括来自帕洛奥图增强研究中心（AugmentationResearchCenter）的道格·恩格尔巴特（DougEngelbart），他后来参与发明了电脑鼠标以及图形用户界面；还有肯·凯西（KenKesey），他为了歌颂毒品举行了一场声光盛宴，请来了一支乐队表演，而这支乐队就是后来的“感恩而死”（GratefulDead）。在这里，湾区垮掉的一代发起了嬉皮士运动，伯克利的言论自由运动诞生了一批叛逆的政治活跃分子。在这背景下，一系列实现自我、追求心灵启迪的行为风靡一时——禅宗和印度教，冥想和瑜伽，原始尖叫和感觉剥夺，伊莎兰治疗法和埃哈德研讨训练。

嬉皮士信仰与计算机力量的交融，思想与科技的结合，都在史蒂夫·乔布斯的身上得到了体现。他早晨冥想，然后去斯坦福旁听物理学课程，晚上在雅达利工作，并梦想着能创办自己的事业。“有些奇妙的事情正在这里上演，”回首彼时彼处，他说道，“最好的音乐来源于此——感恩而死、杰弗逊飞船乐队（JeffersonAirplane）、琼·贝兹（JoanBaez）、詹尼斯·乔普林（JanisJoplin），集成电路以及《全球概览》（TheWholeEarthCatalog）之类的事物也在这里诞生。”

起初，技术人员和嬉皮士们并没有多少交集。很多反主流文化的人认为电脑是不祥的，是奥威尔式的专制统治工具，为五角大楼和统治阶层所独有。在《机器神话》（TheMythoftheMachine）一书中，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警告说，电脑正在一点一点吞噬我们的自由，损害“有益人生的价值观”。那一时期穿孔卡片上的一条警示语——“请勿折叠、卷曲或损坏”——成为了左派反战人士的讽刺用语。

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人们的想法开始转变。“计算机一度被定义为官僚机构的控制工具，人们对此不屑一顾，后来成为个人表达与自由解放的象征，并被欣然接受。”约翰·马尔科夫（JohnMarkoff）在他研究反主流文化群体与计算机产业关系的书《睡鼠说了什么》（WhattheDormouseSaid）中这样写道。理查德·布劳提根（RichardBrautigan）在他1967年创作的《慈爱的机器照看一切》（AllWatchedOverByMachinesofLovingGrace）一诗中就描绘过这样的场景，而当蒂莫西·利里宣称个人电脑已经成为了新的迷幻药，并将他那句著名言论改写成“开机，启动，接入”（turnon，bootup，jackin）时，电脑致幻便得到了证实。后来乔布斯与音乐人波诺结识，两人经常讨论，为什么那些来自湾区的沉溺于摇滚乐和毒品的叛逆反主流文化分子，最终帮助创建了个人电脑产业。“那些开创了21世纪的人，都像史蒂夫一样，他们是来自西海岸、吸着大麻、穿着凉鞋的嬉皮士，他们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他说，“东海岸、英格兰、德国以及日本的等级制度不鼓励这种与众不同的思考方式。60年代孕育的这样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维模式，恰恰有助于人类对一个尚不存在的世界展开想象。”

有一个人在推动反主流文化人群与黑客的联合中发挥了作用，他就是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Brand）。这个爱开玩笑的梦想家，在数十年间不断制造快乐和创意，参与了20世纪60年代初在帕洛奥图的迷幻药研究。他与一同接受试验的肯·凯西创办了赞美迷幻药的“旅行节”，他还出现在汤姆·伍尔夫（TomWolfe）的《令人振奋的兴奋剂实验》（TheElectricKool-AidAcidTest）的开头，他与道格·恩格尔巴特合作创造了利用声光演示新技术的方法，并称其为“演示之母”。“我们这一代的大多数人都将电脑看作集权控制的化身而蔑视它，”布兰德后来写道，“但有一小部分人——也就是后来被称作黑客的人——欣然接受了电脑并开始将它们转变成解放的工具。这一举动后来被证明是通向未来的正确道路。”

布兰德经营着一桩名为“全球卡车商店”（TheWholeEarthTruckStore）的生意，刚开始只是一辆四处游荡的卡车，出售各种很酷的工具和教育材料。1968年，为扩大影响范围，他创立了《全球概览》。创刊号的封面就是那张著名的从太空拍摄的地球照片，副标题是“通往工具之路”。潜在的含义是科技也能成为人类的朋友。布兰德在创刊号的第一页上写道：“一个关乎私密的个人力量的领域正在蓬勃发展——这样的力量可以让个人实现自己的教育，找到自己的灵感，塑造自己的环境，与任何感兴趣的人分享自己的经历。《全球概览》的宗旨就是寻找和推广可以协助这一发展进程的工具。”紧随其后的是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Fuller）写的一首诗，开头是这样的：“我在那些可靠的工具和器械中看到了上帝。”

乔布斯对《全球概览》着了迷。他尤其钟爱的是1971年的停刊号，当时他还在上高中，之后他一直带着这期杂志，去了大学，去了团结农场。“在停刊号的封底上，有一幅清晨乡间小路的照片，就是那种如果你有冒险精神，会在搭便车旅行时看到的景象。照片下面有一行字：‘求知若饥，虚心若愚’。（Stayhungry，Stayfoolish.）”布兰德将乔布斯视为该杂志致力于颂扬的那种混合文化的最完美的化身。“史蒂夫就处在反主流文化与科技的交汇处，”他说，“他看到了工具为人所用的本质。”

布兰德出版这份杂志得到了波托拉协会（PortolaInstitute）的帮助，这是一个致力于当时计算机教育这个新兴领域的基金会。该基金会也帮助成立了人民电脑公司（People’sComputerCompany），这并不是一家公司，而是一个出版通讯的组织，他们的口号是：“向人民传输计算机的力量。”该组织偶尔会在周三的晚上举行聚餐，戈登·弗伦奇（GordonFrench）和弗雷德·摩尔（FredMoore）是两位常客，他们决定成立一家更正式的俱乐部，大家可以在这里分享个人电子设备的最新消息。

他们受到了《大众机械师》杂志（PopularMechanics）1975年1月刊的启发，这期杂志的封面图片是第一台个人计算机——阿尔泰（Altair）。阿尔泰其实没什么——只是价值495美元的一堆零部件，还必须被焊接到一块电路板上才能执行非常少的任务，但对于业余爱好者和黑客们来说，它预示着一个新纪元的到来。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PaulAllen）看了那一期杂志后，就开始研发用于阿尔泰的BASIC语言版本。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也被这期杂志深深吸引了。当阿尔泰的评测样机来到人民电脑公司的时候，弗伦奇和摩尔即刻决定，阿尔泰就是俱乐部的首次会议的中心议题。

家酿计算机俱乐部

新成立的组织叫作家酿计算机俱乐部（TheHomebrewComputerClub），它如同《全球概览》一般，融合了反主流文化与科技。这个俱乐部之于个人电脑时代，就如同土耳其人咖啡馆（Turk’sHeadcoffee-house）之于约翰逊博士那个时代，思想在其间得以交流和传播。1975年3月5日，会议在弗伦奇位于门洛帕克的车库中举行，摩尔为此做了传单。“你想搭建自己的计算机吗？抑或是终端机，电视机，打印机？”传单上这么写着，“如果是的话，来参加与你志趣相投的人们的聚会吧！”

艾伦·鲍姆在惠普的公告栏上看到了这张传单，然后打电话告诉了沃兹尼亚克，沃兹同意跟他一起参加。“那天晚上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夜晚之一。”沃兹尼亚克回忆道。另外还有差不多30人出现在当晚的聚会上，弗伦奇的车库都被挤爆了，大家轮流介绍自己的兴趣爱好。摩尔的会议记录显示，沃兹尼亚克说他喜欢“视频游戏、酒店里的收费电影、科学计算器设计以及电视机设计”，后来，沃兹坦承自己当时极度紧张。会上演示了阿尔泰计算机，但对于沃兹来说，更重要的是他见到了一枚微处理器的规格表。

当他想到微处理器（带有一整块中央处理单元的芯片）时，他有了一个想法。他一直在设计一台终端机，带有键盘和显示器，可以连接到一台小型机上。利用一枚微处理器，他就可以将小型机的一部分性能转移到终端机上，这样终端机就可以变成一台独立的小型台式机。这个主意在他脑海中萦绕了很久：键盘、屏幕、计算机整合在一套个人装置中。“我脑子里突然就冒出来这个关于个人电脑的设想，”他说，“那天晚上，我开始设计后来成为AppleI计算机的草图。”

起初他打算使用与阿尔泰相同的微处理器——英特尔8080，但每一枚芯片“比我一个月的房租还贵”，所以他就开始寻找替代品。他找到了摩托罗拉6800，一位惠普的同事能以40美元一枚的价格搞到。之后他又找到了MOS科技公司（MOSTechnologies）制造的一款芯片，在电子特性上与摩托罗拉6800是一样的，但每枚只要20美元。这样一来，他的机器的价格就会更低廉，人们买得起，但也为此付出了一个长期的代价——英特尔的芯片后来成为了行业标准，而苹果的电脑因为与之不兼容而饱受困扰。

每天下班以后，沃兹尼亚克就回到家，一边看电视一边吃晚饭，然后就回到惠普公司连夜研究他的计算机。他把零件散布在他的小隔间里，搞清楚它们放置的部位，然后焊到主板上去。之后他开始编写软件程序，能够让微处理器在屏幕上显示图像。因为承担不起使用电脑的花费，他所有的代码都是手写的。几个月之后，他准备好测试了。“我在键盘上按了几个键，然后就震惊了！那些字母都显示在了屏幕上。”那天是1975年6月29日，一个星期天，个人电脑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那是历史上第一次，”沃兹尼亚克后来说，“一个人在键盘上按下几个键，然后在面前的屏幕上看到对应的字符立刻被显示了出来。”

乔布斯也大吃一惊。他连问了沃兹尼亚克好几个问题：这台电脑能交换信息吗？是否有可能添加一块磁盘作为存储器？他还开始帮沃兹尼亚克找来零件。最为重要的就是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芯片）。乔布斯打了几个电话，就免费从英特尔得到了一些芯片。“史蒂夫就是那样的人，”沃兹尼亚克说，“他知道怎么跟销售代表说话。我就不行，我太腼腆了。”

乔布斯开始跟随沃兹尼亚克一起参加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会议，他背着显示器帮忙组装。这个会议已经吸引了100多个狂热爱好者，会议地点也转移到了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的大礼堂。会议由另一位反主流文化与计算机产业融合的代表人物李·费尔森施泰因（LeeFelsenstein）主持，他手拿指示器，态度随意自由。他是工程学院的辍学生，曾经参加过言论自由运动，也是一名反战分子。他也曾为地下报纸《伯克利芒刺报》（BerkeleyBarb）写过文章，之后又干回老本行，成了一名电脑工程师。

每次会议开场，费尔森施泰因都会进行一个“映射”环节，发表一些简短的评论，然后由一名指定的爱好者进行正式的演示，最后是“随机存取”环节，大家随意走动，互相交流。沃兹由于太害羞，通常不会在会上发言，但大家在会议结束后会聚集在他的机器旁，他就会很自豪地演示他的进展。摩尔为这个俱乐部灌输的精神就是交换与分享，而不是做买卖。沃兹说：“这个俱乐部的主题就是乐于奉献，帮助他人。”这是黑客伦理的一种体现：信息应该是免费的，也不能迷信权威。“我之所以设计AppleI，就是因为我想把它免费贡献给别人。”沃兹尼亚克说。

但比尔·盖茨不是这么想的。他和保罗·艾伦完成了阿尔泰电脑的BASIC语言编译器后，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成员复制了该编译器并且在没有付费给他的情况下相互分享，这让盖茨很是惊讶。于是他给俱乐部写了那封著名的信：“请大多数业余爱好者们意识到，你们的软件都是偷来的。这公平吗？……你们这样做只会让别人不再愿意编写好的软件。谁能承受得起无偿进行专业的工作？……如果有谁愿意付钱的话，给我来信，我会很感激。”

与盖茨类似，史蒂夫·乔布斯也不希望沃兹尼亚克的发明——不管是蓝盒子还是电脑——是免费的。所以他说服了沃兹，让他不要再免费送出他的设计原理图。反正大多数人也没时间来自己搭一台电脑，这是乔布斯的理由。“我们为什么不做好主板然后卖给他们呢？”这就是他们合作关系的一个写照。“每次我设计出一样很棒的东西，史蒂夫就会找到办法来赚钱。”沃兹说。他承认，他自己绝不会有赚钱的想法。“我心里从没有想过要卖电脑，”沃兹回忆道，“是史蒂夫说的，我们把这些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卖出去一些。”

乔布斯想到了一个计划，付钱给雅达利公司的一个熟人，让他帮忙绘制电路板，然后制作50张左右。这样的花费是1000美元上下，另外还有给设计者的酬劳。他们可以把每块电路板卖40美元，利润大概是700美元。沃兹不相信他们能把电路板都卖掉。“我甚至看不出怎么收回成本。”他回忆说。因为银行拒付他的支票，他已经惹恼了房东，现在每个月只能用现金付房租。

乔布斯知道怎样说服沃兹。他没有争辩说他们一定能赚钱，而是说这一定会是一次有趣的经历。“即使我们赔了钱，我们也能拥有一家公司。”乔布斯说，当时他们正开着他的大众汽车转悠，“在我们的一生中，至少有这么一次，我们会拥有一家公司。”这句话对沃兹尼亚克的诱惑太大了，比变成富人的诱惑还要大。沃兹尼亚克回忆道：“想象一下那种情景我就兴奋，两个最要好的朋友创办一家公司！天哪！我立刻就同意了，我怎么可能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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