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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戴东原的哲学

戴震生于雍正元年的十二月（1724年1月19日），那时清初的一班大师都死完了。但他们的影响都还存在。他虽然生在那多山的徽州，居然也能得着一种很高等的小学与经学的教育。

二十岁后，他从婺源的江永受学；江永“治经数十年，精于三礼及步算，钟律，声韵，地名沿革”。江永不但是一个大学者，并且是一位朱学的大家，曾做一部《近思录集注》。戴震的著作之中，有一部《经考》，共五卷，新近刻在《机斋丛书》里。

我们看这部书，可以知道戴氏对于程朱的书，对于清初一班大师的书，都曾做过很勤密的研究。在治学的方法一方面，他更是顾炎武、阎若璩的嫡派传人。他不但用那比较考证的方法来治古音，并且用那方法来治校勘，来讲故训。他的天才过人，所以他在这几方面都有很好的成绩。

我们看他的两部哲学书，——《孟子字义疏证》和《原善》——不能不疑心他曾受着颜李学派的影响。戴望作《颜氏学记》，曾说戴震的学说是根据于颜元而畅发其旨（《学记》一，页四）。我们至今不曾寻出戴学与颜李有渊源关系的证据。

我个人推测起来，戴学与颜学的媒介似乎是程廷祚。程廷祚（1691～1767）二十岁后即得见颜李的书；二十四岁即上书给李塨，并著《闲道录》，时在康熙甲午（1714），自此以后，他就终身成了颜李的信徒，与常州的恽鹤生同为南方颜李学的宣传者。

程廷祚是徽州人，寄籍在江宁。戴震二十多岁时，他的父亲带他到江宁去请教一位同族而寄寓江宁的时文大家戴瀚。此事约在乾隆七八年（1742～1743）。后来乾隆二十年（1755）戴震入京之后，他曾屡次到扬州（1757、1758、1760），都有和程廷祚相见的机会。他中式举人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他屡次在江宁乡试，也都可以见着程廷祚。

况且程廷祚的族侄孙程晋芳（也是徽州人，寄籍淮安）是戴震的朋友；戴氏也许可以从他那边得见程廷祚或颜李的著作。（程晋芳极推崇程廷祚，而不赞成颜李之学。他作《正学论》，力诋颜李，并驳戴震，人为程朱辨冤。所以他明知程廷祚得力于颜李，——有“与家绵庄先生书”可证，——而他作《绵庄先生墓志铭》，竟不提及颜李之学。）

依段玉裁的记载，戴震的《原善》三篇作于癸未（1763）以前、甲戌（1754）以后的十年之间（《戴氏年谱》，页十六）。这十年正是戴氏往来扬州、江宁之间，常得见程廷祚的时期。

段氏又说乾隆三十一年（1766）曾听得戴震自说，“近日做得讲理学一书”，即是《孟子字义疏证》的初稿（《年谱》，页十七）。这正是程廷祚死的前一年。依这种种可能的机会看来，我们似乎很可以假设程廷祚是颜学与戴学之间的媒介了。

我们研究戴震的思想变迁的痕迹，似乎又可以假定他受颜李的影响大概在他三十二岁（1755）入京之后。这一年的秋天，他有《与方希原书》，说：

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譬有人焉，履泰山之巅，可以言山；有人焉，跨北海之涯，可以言水。二人者不相谋，天地间之钜观，目不全收，其可哉？抑言山也，言水也，时或不尽山之奥，水之奇。奥奇，山水所有也；不尽之，阙物情也。（《与方希原书》）

他在这时候还承认宋儒“得其义理”，不过“不尽”罢了。同年他又有《与姚姬传书》，也说：

先儒之学，如汉郑氏，宋程子、张子、朱子、其为书至详博，然犹得失中判。其得者，取义远，资理闳。……其失者即目未睹渊泉所导，手未披枝肄所歧者也；而为说转易晓。学者浅涉而坚信之，用自满其量之能容受，不复求远者闳者。

故诵法康成、程、朱，不必无人，而皆失康成、程、朱于诵法中，则不志乎闻道之过也。诚有能志乎闻道，必去其两失，殚力于其两得。

这里他也只指出汉儒、宋儒“得失中判”。这都是他壮年的未定之见。文集中有《与某书》，虽不载年月，然书中大旨与《孟子字义疏证》定本的主张相同，其为晚年之作无疑。那书中的议论便与上文所引两书大不相同了。他说：

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汉儒故训有师承，亦有时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时恃胸臆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弃。我辈读书原非与后儒竞立说，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

宋巳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与某书》）

这时候他的态度更显明了；汉儒的故训也不免“有时傅会”；至于宋儒的义理，原来是“恃胸臆为断”“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这时候他不但否认宋儒“得其义理”，竟老实说他们“大道失而行事乖”了。

我们看这几篇书，可以推知戴氏三十二岁入京之时，还不曾排斥宋儒的义理；可以推知他在那时候还不曾脱离江永的影响，还不曾接受颜李一派排斥程朱的学说。如果他的思想真与颜李有渊源的关系，那种关系的发生当在次年（1756）他到扬州以后。

戴震在清儒中最特异的地方，就在他认清了考据名物训诂不是最后的目的，只是一种“明道”的方法。他不甘心仅仅做个考据家；他要做个哲学家。在这一点上，他有很明白的宣言，他说：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与是仲明书》）

又说：

君子务在闻道也。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皆未志乎闻道。徒株守先儒而信之笃，如南北朝人所讥“宁言周孔误，莫道郑服非”，亦未志乎闻道也。（《答郑丈用牧书》）

他又说：

后之论汉儒者，辄曰：“故训之学云尔，未与于理精而义明。”则试诘以“求理义于古经之外乎？若犹存古经中也，则凿空者得乎？”呜呼，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

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是故凿空之弊有二：其一，缘词生训也；其一，守讹传谬也。

缘词生训者，所释之义非其本义；守讹传谬者，所据之经并非其本经。……二三好古之儒，知此学之不仅在故训，则以志乎闻道也，或庶几焉。（《古经解钩沉序》）

戴氏这种见解，当时那班“襞绩补苴”的学者都不能了解，只有章学诚能指出：

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先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为戴之绝诣在此。

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先人所未发，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也。（《章氏遗书·朱陆篇书后》）

章学诚常骂戴氏，但他实在是戴学的第一知己。

戴氏认清了“此学不仅在故训”，这是他特异于清儒的第一要点。当时的人深信“汉儒去古未远”的话，极力崇奉汉儒；戴氏却深知宋儒的义理虽不可靠，而汉儒的故训也不可株守，所以学者“必空所依傍”，“平心体会经文”。

清代的经学大师往往误认回到汉儒便是止境了；戴震晚年不说“回到汉儒”了，却说“必空所依傍”“回到经文”。这“必空所依傍”五个字，是清儒的绝大多数人决不敢说的。

当时的学者王鸣盛曾评论惠栋和戴震两人道：“今之学者断推两先生。惠君之治经求其古，戴君求其是。”（洪榜：《东原先生行状引》）空所依傍，而唯求其是，这是戴学的第二异点。

戴氏既以“明道”，“闻道”为目的，我们应该先看看他所谓“道”是什么。他说“道”字，含有两种意义：一是天道，一是人道。天道即是天行，人道即是人的行为。他说：

道，犹行也。（《孟子字义疏证》，以下省称《疏证》，章十六）

在天地，则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谓道。在人物，则凡生生所有事，亦如气化之不可已，是谓道。（同书，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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