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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史记里的冷知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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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史记》里的冷知识

《史记》里的冷知识，是网友留言要求我讲的。我开始并不能把握，什么是网友心目中的冷知识，因为有些知识对我来说不冷，对网友来说却是冷的。有网友说，秦汉时期人们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怎么出行，对一般读者来说都是冷知识，因为非专业人士读历史，都是读故事，对古人的生活细节，知道得并不多，而普通的历史写手，也不是很懂这些，往往一笔带过。还有人说，谥号和庙号的区别、虎符能否造假、秦始皇的父亲是谁，这些问题也算。我认为这些都很简单，算不上冷，所以还是讲点《史记》里的衣食住行知识。

有了这些知识，古代社会才会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读到的，才不是平面化的故事。有人说，读《三国演义》这样的历史小说，看着古代豪杰们攻城略地、杀人如麻，往往热血沸腾。我年轻时也是这样，后来读了一些出土的文献资料，看到普通人的生活细节，以及他们的悲欢离合，才逐渐感知到，每个人都是有血有肉的生命，都是吃了很多粮食，经历了很多事情，一步步艰难长大的，他们不应该成为演义小说中冷冰冰的数字，不应该仅仅作为几十万大军中的一个、斩首多少级中的一级而存在。而这些感触，只有在我们了解到他们卑微的日常生活，才会萌生。

首先讲吃喝。

秦汉时代可吃的东西种类，看那时的墓葬就知道。一般来说，达官贵人的墓葬都会埋些坛坛罐罐，里面装满当时能找到的所有食物。水果只有梅子、桃子、梨子、橘子、杏子、甜瓜等少数几样，它们的原生品种估计也不大好吃。什么西瓜、荔枝、龙眼、葡萄、香蕉、菠萝、火龙果、蓝莓、榴莲之类，都是后来传入的，当时人见不着。

蔬菜更少，一般就是葵菜，或者一种叫“藿”的豆叶。《史记·张仪列传》里讲：“民之食大抵菽饭藿羹。”就是用豆子当饭，豆叶做汤。而饮食中没有辣椒，简直要了当今大部分中国人的命。有人问我，那时有没有藕，据说藕是从南亚传入的，秦汉时代还没有。这是不对的，战国时代的包山楚简中，就明白出现了“藕”字，只是写法和今天不同。马王堆汉墓中出土过藕。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唼喋菁藻，咀嚼菱藕。”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却没有“藕”字，大概是漏掉了。因为藕不过是莲花的块状根，有莲花就该有藕，莲花在《诗经》里就提到了：“山有扶苏，隰有荷华。”荷华，就是荷花。

所以穿越到那个时代，如果你是一个吃货，会很痛苦。葡萄是在汉武帝时代传入的。《三辅黄图·甘泉宫》记载：“葡萄宫在上林苑西，汉哀帝元寿二年，单于来朝，以太岁厌胜所，舍之此宫也。”《汉书·匈奴传下》载此事，作“蒲萄宫”。荔枝那时叫“挟荔”，在西汉时代，肯定是很稀罕的东西，汉武帝在陕西韩城建了一座行宫，就取名为“挟荔宫”，大概也是因为喜欢吃而尝试种过。荔枝虽然好吃，在北方却是种不活的。大家都知道唐代杜牧写过“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其实这不是首创，汉代就有从岭南快马送荔枝的记载，也是沿途不断换马，路上还累死不少。我有时想，如果那些荔枝喜欢旅游的话，肯定很快乐。在那个交通不方便的时代，谁能享受到全国旅游的幸福呢？何况路上还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如果荔枝有大脑，写写沿途见闻，那该是多么有意思的记录。

这类水果对帝王来说如此重要，但对一般的老百姓来说，有没有它们，关系不大，反正也买不起。我小时候看到电影里，两个人对坐交谈，桌上铺着桌布，摆着一盘红彤彤的苹果，总觉得是瞎编。如果有苹果，怎么可能摆在桌上不被吃掉？荒唐。古代的大多数人，比我小时候还穷，这是肯定的。

按理说，只要肯花力气，种点果树总可以吧？只是果实往往还没熟，就会被人偷摘掉。那时水果的品种也不好，不会太好吃。反正不吃水果也不会死，它在古代普通人的生活中也就无足轻重了。

有一样东西，对老百姓来说，不吃不行，自己又种不出来，那就是盐。古书以及一些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给过我们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盐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中，是重中之重。所以古代的帝王，只要敛财，就会施行盐类专卖。汉景帝时，吴王刘濞带头起兵造反，为什么？因为吴国最富裕，最有实力。而其富裕的原因，就是吴国靠海，有煮盐之便。通过垄断盐的产经销，吴国政府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以至于可以不向百姓收税，也因此得到了百姓的拥护，且有财力吸引、豢养大批国外流亡“人才”。

汉武帝想武力征服匈奴，于是在元狩四年（前118），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盐业官卖制度。产盐郡县一律设置盐官，由政府提供设备，招募百姓制盐，成品盐由国家统一定价收购，实行专卖，私人不许插足，国家也因此积累了巨大财富，才能维持攻打匈奴的巨大花费。汉昭帝时，国家动荡，百姓贫困不堪，为了休养生息，政府专门召开过盐铁会议，讨论盐、铁等项要不要继续由官府专卖的问题，讨论结果是，仅仅废除了全国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盐业专卖依旧。而在历史小说和武侠小说中，盐商总是最有钱的一群人，他们眠花宿柳，买爵贩官，纸醉金迷，一掷千金。

古代的法律简，规定了各级公务员出差时的待遇，除了米之外，还必须列上盐的数量。《睡虎地秦简·传食律》：“上造以下到官佐、史毋爵者，及卜、史、司御、寺、府，粝米一斗，有菜羹，盐廿二分升二。”专门提到伙食供应中，含有多少盐，可见其珍贵。现在因为科学发达，制盐不难，我们对盐的重要性已很难形成感性认识。

我们现在买的盐，都是袋装的、细细的，像白沙一样，但我小时候见过颗粒状的、淡青色半透明的粗盐。那种盐，在古代应该很普遍。《周礼·天官·盐人》里介绍了四种盐：苦盐、散盐、形盐、饴盐。所谓苦盐，就是没有经过专门炼制提纯的盐。苦，在古代是“低劣”“粗糙”的意思。散盐，是经过炼制提纯的盐。散，有碎的意思，可以引申为细密。也有古注认为，苦盐是盐池里出的盐，散盐是煮海水所得的盐。这两种解释都有道理，是从不同角度来说的。盐池里出的盐，颗粒要大些，显得粗；煮海水所得的盐，经过蒸发过滤程序，颗粒较细。祭祀时，两种盐都要提供。因为祭祀重朴质，要献上粗盐，显得庄重；而招待宾客，则要端上形盐和散盐。所谓形盐，就是把盐捏成老虎的形状，显得美观贵气。至于饴盐，是一种有甜味的盐，像饴糖一样，这个，我想象不出来，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总之，如果你穿越到秦汉时代达官贵人的家里，会发现他们家的盐都是艺术品。

再讲讲穿和住。记得在日本旅游，古代建筑都是木地板，要脱了鞋才能进去。地板色泽黯淡，凸起处被磨得发亮，充满沧桑感，且伸出廊外，悬离地面，隔绝湿气。室内满目整洁干净。我一下子联想起苏州园林。中国自宋后，屋子里的主流是铺设砖石，不需要精心擦拭，这就使得很多人不爱惜居家环境，甚至在室内随意吐痰，可惜了那曲曲屏山、幽深院宇、茂密藤蔓，园林之美，和室内清洁度不相匹配。

其实中国上古，有钱人家也是铺木地板的，当时的生活方式要求必须如此。古人的礼仪，进屋不但要脱鞋，还要脱袜，穿着鞋袜进屋，属于不讲礼貌。皇宫就更讲究了，那时上朝，大殿外摆着一排排鞋袜，非常壮观。据史书记载，秦二世胡亥还只是公子哥的时候，和兄弟们一起召大臣饮酒，其他兄弟都按照礼仪，一丝不苟，独胡亥顽皮，偷偷跑下堂去，研究门口一排排的鞋子。比较便宜的鞋，他就置之不理；若有华贵点的，他就狠狠踏上去，嘟囔道：“叫你嘚瑟，叫你嘚瑟。”这样的记载，估计是故意丑化胡亥，显得他从小就不是个好东西，但我觉得不至于。

古代的布袜很难看，而且左右脚不分，没有弹性，不能自己箍在脚踝上，所以袜子上都得附着带子，穿上后，要把带子系紧，否则它会像牛粪一样坍塌下来，露出人的两根胫骨，像剥了皮的竹笋。《史记·张释之列传》记载，西汉文帝时的廷尉（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张释之，人品非常好。有一次上朝，他旁边有个叫王生的平民老头，因为有点学问，也被召进宫面见。一伙人站在庭院中等待，王生突然回头，对张释之说：“喂，我老人家的袜带松了，你反正没事，给我系系。”张释之二话不说就跪下来，帮老头把袜带系好，看到袜子上沾满白花花的老皮屑，还顺便帮老头抖了抖。消息一传开，大家更加敬重张释之了。一个人做到廷尉，却能跪下来给一个平民老头系袜带，这心胸和人格，确实达到了一定境界。这么看来，在古代，袜子有时还能成为装腔作势的道具。我们现在没有要系袜带的袜子，但如果穿一双必须系鞋带的鞋子，而故意不系紧，效果也是一样的。

秦汉时代没有椅子，大家都是跪坐在席子上。甲骨文里，“跪”字就写成一个人膝盖着地的样子（见下图），“坐”字也差不多，因为古代坐和跪是一回事，所以混用，古音也接近。

跪的正确姿势，是屁股靠着脚跟，膝盖向前。如果跪而不靠，就叫长跪，也叫膝席，就是膝盖对着席子的意思。《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写魏其侯窦婴失势后，参加丞相田蚡的宴会。田蚡劝酒，所有人都离开席子，伏在地上；一会儿窦婴劝酒，只有稀稀拉拉几个老朋友离开席子，其他人依旧赖在席子上，只是膝席，也就是长跪而已。古代人为什么跪坐呢？为什么连给人系一下袜带都要跪下，而不是蹲着呢？因为秦汉人都穿裙子，里面是开裆裤，一蹲下就春光泄漏了。

就像现在农村聚餐，还讲尊卑之位一样，那时的席子如何坐也有一定的规矩，一般是四个人合坐一张，因为席子的大小有一定的规制，而安排座次时，必须让最年长的那位坐在席首。如果正好五个人呢，就不能再挤着坐了，得让最年长那人，一人独坐一席。能独坐一席，是很大的荣耀。汉武帝时，大将军卫青养了很多门客，有一次带着一伙仆从和门客去拜见平阳公主，平阳公主的管家就安排卫青的仆从门客们坐在一起吃饭。其中两个门客，一个叫任安，一个叫田叔，自以为才华横溢，不屑跟寻常仆从坐在一席，各自拔出腰刀，把席子割断，表示自家有资格独坐一席。平阳公主的管家脾气也太好，没有控告他们携带管制刀具，破坏公主家财物，寻衅滋事，甚至没有要他们赔席子。

顺便说一下，任安和田叔，这两个人其实都是穷鬼。后来朝廷想选拔后备干部人才，要大臣们举荐自己的部属门客，卫青就推荐了这两人。但那时做官，要自费置办新衣和其他必需品，卫青知道他们置办不起，气得不行，还大骂了他们一通。但后来这两人都当上了大官，估计是有人风险投资，送了钱给他们。

秦汉时代的人坐席子，都坐在席子中央，但碰到不好的事情，就要坐在席子的边缘。你要是去做客，看见主人坐在席子边缘，就知道对方心情不佳，或者是朋友死了，或者是蒙受了什么损失。《史记》里说万石君石庆一生侍奉刘邦，倒马桶铺床，十分谨慎，从来没出过一个小错。他之所以叫万石君，是因为他的四个儿子个个都是“省部级”高官，薪水各两千石，加上他自己的两千石，一门薪俸高达万石。他治家很严，子孙中有人犯了错，他也不斥责，而是“为便坐”，怄气。这个“便”字和“偏”“边”是同源词，方便的，就是不正式的，也就是“偏”的。所以颜师古解释说：“便坐，于便侧之处，非正室也。”古代皇帝碰到大灾难，也要改在偏殿办公。《史记》里说，汉景帝听说七国发兵要清君侧之后，立刻穿上白衣服，“避正殿”，发布镇压诏书。反正古代的“侧”字，往往表示不好的、污秽的、需要遮蔽的，所以拉屎的地方也叫“厕”，“厕”和“侧”是同源词，本义大概是隐蔽的地方。《史记》里讲万石君的儿子当了郎中令，是很大的官了，但是每五天一回家，还要给老爹洗马桶。马桶，原文称“厕牏”。有的古注说“厕牏”本来是遮板的意思，可知古代厕所的得名，正取“隐蔽”之义。

在秦汉时代，出行是很困难的。不像我们现在不管到哪里都有宾馆住，大多数人出门都要自己挑着米带着干粮，甚至还要带着锅。《史记·蔡泽传》里说：“去之赵，见逐；入韩、魏，遇夺釜鬲于途。”这段话本身，并不是介绍那时候的物质文明，而是阐述自己的精神痛苦，但我们读者大可以从字里行间去窥视当时的社会情状。他的意思是，因为长久失业，不得已离开家乡，去赵国打工，却被人家赶出来；于是改道韩国和魏国，却在路上遇到强盗，连锅都被抢去了。可见蔡泽先生四处求职全靠两条腿走，还随身挑着粮食和锅碗瓢盆，非常狼狈。你想想，现在的人，如果携带这么多的行李，哪还有兴致旅游？可见，那时当个纵横家很不容易，身体不好是不行的。只有等你游说成功，才能有车坐，有人跟随伺候。《史记》里写到苏秦终于游说成功，获得六国的相印，嫂子像蛇一样在地上爬，爬到他身边来献媚。他问：“你为什么前倨后恭啊？”这嫂子倒豪爽，也不扭扭捏捏，而是直截了当：“因为您现在既有地位又有钱啊！”在战国末年和秦汉时代，身份地位是比家庭人伦优先级更高的。刘邦当了皇帝，就可以不讲亲情了，他老爸都要给他当门童，抱着一把笤帚，一边给他扫地，一边往后退。

说到当纵横家四处跑，不但要身体好，还要运气佳，因为随时可能碰到强盗。真碰上了，像蔡泽那样，被抢了锅算好的，丢了命也不稀奇。汉文帝的小舅子窦少君，小时候就被抢过，被卖给一个黑煤窑老板当苦力。有一天晚上，奴工们躺在坡下睡觉，半夜突然发生山体滑坡，所有人都压死了，他命大，没死，这才逃了出来。

总之，那时人贩子很多，你走在外面，一不小心，就会被人捉去，变成人家的货物，运到远处换钱。汉初有位大将军叫栾布，也被卖过。他是梁（今河南开封一带）人，年轻时和著名强盗彭越是好友。栾布家里很穷，就从家乡跑到外地打工，在一家酒店找到了工作，专门卖酒。干得好好的，谁知突然有天两眼一黑，被人用袋子蒙住头，运到燕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市，卖给一户人家。后来他因为替新主人报仇，得到燕王的赏识，咸鱼翻身，被拜为都尉、将军。这说明什么？说明栾布智勇双全，同时也说明人贩子很不简单，连栾布这样的豪杰都能绑架卖掉，可见那时候人口买卖业之发达，已经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精英，他们在那个交通特别不发达的年代，长途跋涉，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促进人才流动。

那时奴婢可以买卖，一般一万到两万钱一个，还不如马贵，但地位略高，家主杀自己的马，别人管不着，但杀奴婢就有点麻烦，不是绝对不许杀，而是要到政府备案，这叫“谒杀”。《史记·田儋传》里说，田儋想造反，准备干掉县令，但怎么干呢，总得先见到县令，他想了一个办法，绑住家里的一个奴仆，带着一群同伙去县政府，声称要“谒杀”这个奴仆。结果县令一出来，田儋就冲上去把他杀了，提着首级，宣布起义。

讲到古人的旅行，我们还要知道，当时就算有车，也非常不便，因为没有水泥路，都是泥巴地，就连皇帝出巡，也只能把路面临时修治一下，免得车走起来颠簸得太厉害，让皇帝不舒服。当然，官道的泥巴路面，都是夯筑过的，一般来说，还算结实，而且皇帝的专用道路，一般人是不许走的，不会被其他人的车轮子压坏。在秦汉时代的长安城，街道一分为三，中间那道空荡荡的大路，一个人也没有，两边则熙熙攘攘，挤满了精瘦的、囚首丧面的人。为什么中间大路没人呢？因为那是天子驰道，皇帝专用，普通人走上去，会立刻被抓走，不死也得脱层皮。那要过街怎么办？得走到道路尽头，从人行横道通过，连皇帝的儿子都不敢违规穿越马路。当然，皇帝如果特别喜欢谁，可以特许他走。汉武帝时，“有诏得令乳母乘车行驰道中”，就是让他的奶妈有这项特权。如果奶妈有文化，可以专门刻个印章“钦赐驰道专行大乳母”。

不光是长安城，全国都有驰道，也都普遍分三道，但没有长安那么讲究。我们现在的高速公路，每隔若干公里就会立块牌子；在当时，驰道也要丈量，道两边种高大的树木，到了特定的节点，会在树上标明，离长安还有多远，离某某县还有多远。皇帝出巡前，凡是靠近驰道的县城，都会接到命令，专门重新修治驰道。驰道的交通地位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铁路，有驰道经过的县，肯定要发达一些。据《周礼》记载，当时的官道边，还经常有坟墓，都是崭新的坟墓。为什么？古代医药不发达，古人长途旅行，吃错一点东西都可能腹泻不止，性命不保，甚或走在官道上，突然扑通一声栽倒，就死掉了。当时的官府，会暂且把尸体埋在道边，立个木牌，写上死亡时间、所穿衣服颜色，等候亲人寻访。有时想想，蛮吓人的。清代人的笔记也记载过这类事情，可见这一习俗的源远流长。

秦汉时代，官道上的绿化搞得不错。《史记》里说，秦代的驰道两旁，每隔一段路，就种上松树。晋代的官道，据左思的《三都赋》，种的是槐树。这种标明道里的树，严禁砍伐，所以往往隔几十年，就枝叶参天，遮住太阳，夏天非常宜人。路边也有些卖小吃的，当然未必干净。

卖小吃的，可别小看。我很小就经常听我爸爸念叨：“不管什么年头，无商不富。”后来看史书发现，确实，任何朝代，种田人都是穷鬼，但做生意的，哪怕只是卖点针头线脑，也有可能暴富。《史记》中，那些卖点酱、卖点油、卖点果脯什么的人，都能富比王侯。《货殖列传》说：“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洒削”是什么意思？有人说是洒水磨刀，有人说是整治刀鞘，我怀疑读为“洗濯”，不管怎么样，都是小技艺。靠这种小生意，能过上钟鸣鼎食的生活，简直不可思议，但却是事实。

不过古代有个很大的麻烦，就是再有钱，也不一定过得舒心，因为医药太不发达了，人生了病，纯粹拼基因，一不小心就不治身亡。当时连给疖子、痈疽消毒的红汞、蓝汞都没有，得了这些玩意的话，怎么办呢？一般人肯定想不到，最好的办法，是用嘴吸吮。《史记》里记载，吴起做将军，非常得士卒死力，所以每战必胜。为什么？就因为他非常关心普通士卒。曾经有一个士卒患了疽，吴起二话不说，挽起袖子俯下身，嘴巴凑到士卒的毒疮上，聚精会神地吸吮起来，很快就两颊鼓鼓，使劲一喷，地上金黄的脓液珠翻滚。他站起来，用袖子擦擦嘴，拍拍士卒的肩膀，说：“好了，涂上草药，裹起来。包好。”

但这种疽，也不是都能吮吸好的。范增是项羽的亚父，擅长计谋，刘邦对他很忌惮，就施展反间计，导致他被项羽猜疑。范增秉性刚直，一怒之下，就写了封辞职信，满以为项羽会挽留他，谁知得到的答复是“同意”，怒气郁结，背上很快长了个大疮。这种疮在当时叫“背疽”，其实就是急性化脓性感染，在今天只要手术排脓，辅以抗生素消炎，即可痊愈，但范增还没走到彭城，就因大疮毒性发作，含恨死去。他那么大的官，肯定不缺人吸吮，但估计他年纪大了，身体素质已经不佳，有人吸吮也无济于事。

说起发财，大家都感兴趣。有网友问我，战国时代，各国的货币是怎么换算的。这些《史记》里都没有记载过，不好讲。黄金的价值基本取决于自身重量。比如楚国常用的黄金货币，就是在金版上，均匀地打上“郢称”二字的印章，共十六个为一版，掰下一个印章，就是一块小金版，正好是当时的一两。一块金版则为一斤，楚国人称为一镒。古代字书上说一镒等于二十两或者二十四两，是不对的，当时的一两，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半两。“镒”和“斤”是同源词，也就是一个词的不同写法。其关系，相当于“斤”在我们普通话中读为j~n，但是广东话的发音近似于汉语拼音的gēn。如果广东是一个国家，有独立发展的书面语，它可能就不会用“斤”字来表示这个含义，而会写成“根”。当然，广东话中“斤”“根”本来就是同音字，所以他们也有不换写法的可能。

黄金作为货币，在不同国家之间流通，价值是基本稳定的，不可能在一块黄金上，随便标注面值。铜币则不完全遵循这个规矩，往往面值和重量相差很远，那就难以跨境流通了。因此，各国使者互相聘问，礼物都是黄金白玉，不会带铜币，因为后者价值不稳定。

秦汉时代的货币就规范一些。据《史记》记载，汉文帝想建造一座露台，要花百金。百金到底是多少钱？根据岳麓秦简，一斤黄金可兑换的铜钱大约是九千三百多枚，而《汉书·食货志》说黄金一斤值万钱，略有差别。秦国的钱面值通常是半两或者两锱，这两者的重量其实是一样的，相当于十二铢。那时的一斤为十六两，相当于现在的二百五十克，那么一两在十六克左右，半两就是八克。根据出土的秦国半两钱实际称量，确实约等于八克。中山靖王刘胜及妻子墓共出土金饼六十九枚，重十六至十八克。说明一枚金饼相当于一两黄金。海昏侯墓出土的马蹄金，一枚二百五十克，正好相当于一斤黄金。秦朝一枚钱半两，而汉武帝之后，大多是五铢钱，分量不到秦钱的一半，折算成黄金，却和秦朝相差无几，说明黄金价格还下降了。

汉代的物价，一般的马，每匹要十斤黄金，也就是十万块钱。好的马，一匹百金也是可能的。所以，普通人大概都是买不起马的。《史记·平准书》里写，物价飞涨，马一匹百金。米价一般一石是几十块，但发生战乱的时候，会涨到五千到一万，所以生活随时可能陷入艰难。那时工资很低，根据睡虎地秦简，一般民工每月收入只有二百四十块钱，“公务员”也没好多少，像刘邦曾经做过的亭长，月薪只有六百块钱，而且这一工资水平上百年没涨，西汉成帝绥和年间才增到九百块。县令是六百石的高干，月薪相当于六千块，也不够买一匹马。而且那时“公务员”编制很少，县令的幕僚，大多是自己出钱雇用的，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当然，县令有些合法的额外收入，可以搞点私人小金库，这种金库有专门人打理，称为“少府”。《史记》里说刘邦去给县令送贺礼，张口就是一万钱，相当于他一年半的收入，所以大家就很吃惊。要知道，他后来接受任务押解民工去咸阳的时候，同事给他饯行，一般也就送两百块，萧何独独送他三百，多一百块钱，他一辈子都记在心里。那时一斗酒四十块，相当于现在的两百毫升，刘邦天天去酒馆喝酒，估计每次都得喝上一斗，靠他微薄的工资，是绝对喝不起的，所以他都赊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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