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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为什么汉武帝时儒教充满血腥（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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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为什么汉武帝时儒教充满血腥

我们听到儒家，总以为他们是很温和仁爱的。古代人用声训的方法来解释儒，《说文》里说，“儒者，柔也”。“儒”和“柔”古音是比较相近的。《汉书》里也说汉元帝“柔仁好儒”，显得慈善。当然，总体说来，儒家确实宣扬仁爱，法家更刻薄寡恩。但是，至少汉朝兴起的儒家，呈现出一些比法家还残酷的特点，我们可以举例来说说。

众所周知，战国时代最后一个大儒荀子，和法家有密切关系，他的两个有名的弟子李斯和韩非，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斯没有什么著作，但长期为秦始皇服务，以残酷著称。韩非子则写了一本黑暗之书，系统阐述法家的治国理想，强调国家只需要农民和战士，不需要文化，甚至说，法律书之外的书籍都不应该存在。

儒家和法家的结盟，可能有一些现实因素，因此，战国末年的儒家，至少有一些是为了寻求治道，引入法家理念的。余英时先生曾指出，帮助高祖打天下的叔孙通，就是一个掺杂法家思想的儒生。那个时代的儒生，早已与时俱进，吸收了法家的残酷，打造出了一个新儒家。思想，也是层累式演进的，但是如果你说他们掺杂了法家思想，他们也许不会高兴。

刘邦刚平定天下的时候，宴飨群臣，那些土包子将相都不懂规矩，喝醉了狂呼，场面跟乡村酒宴一样，有人甚至拔剑击柱，吹嘘自己的功劳。刘邦很烦。叔孙通说：“我来教他们礼法。”刘邦答应了。

汉七年（前200）的十月新年（汉初历法），长乐宫落成典礼那一天，功臣们都来觐见刘邦。叔孙通命令主管官员把群臣一个个引入大殿，廷中列满了警卫，都全副武装。赞礼的官员叫“疾走”，群臣就要疾走；叫“跪”，群臣就得跪。文官站在东边，武官站在西边，一丝也不能乱。不听话的就拖出去治罪，搞得往日不讲礼节的土包子将相们都战战兢兢，毕恭毕敬。刘邦看在眼里，喜上心头，开心地大叫道：“快活啊！今天才知道当皇帝可以爽成这样。”

我们知道，春秋时代的诸侯宴飨卿大夫，是言笑晏晏的，宾主都很讲礼节，君臣之间地位绝对不像这样相隔天壤。而且，那时国家的规模小，贵族力量大，搞不成刘邦那种奴视群臣的样子。汉代这种为虎作伥的儒家，实际上已经和法家差不多了。而且法家比较讲究实用，不喜欢繁文缛节，儒家却擅长搞大场面，比如武帝时封禅泰山的无聊把戏，就是在儒家的鼓动下搞的。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还因为无法去现场观礼而气得吐血，郁郁而亡。你想想，他们对刘家王朝的代入感有多强。

我们再看另一个故事。

汉景帝时代，有个齐地的儒生叫辕固，是《诗经》博士，也就是皇帝身边的顾问。皇帝的老妈窦太后不喜欢儒学，有一次召见他，问《老子》这书怎么样。辕固竟然说：“此家人言耳。”当时人所说的“家人”，是平民百姓的意思，辕固是说，《老子》讲的都是些下等人喜欢的东西，意义不大。

窦太后火冒三丈，骂道：“安得司空城旦书乎？”在汉代，司空是管理囚犯的官员，城旦是一种刑徒的名字，据说这种刑徒每到天蒙蒙亮，就要被赶去筑城，所以叫城旦。我个人不相信这个说法，而认为这是个连绵词，这是题外话，暂且不说。窦太后的意思是，怎么比得上你那讲刑律的书呢？随即下令将辕固扔到猛兽圈里去，和野猪搏斗。辕固那时已经七老八十，好在景帝不忍，给了他一支锋利的武器，他竟然把野猪刺死了。

从中可以看出，窦太后够残忍的，但她为什么说儒家更残忍呢？这也是有原因的。当时的儒家多学习《公羊传》，董仲舒就是汉景帝时期开始任博士的，很多朝廷政策，已经潜移默化地受到公羊家的影响。《公羊传》是齐地的学问，而辕固是齐地的儒生，所以窦太后把这些人都看成一伙。公羊家喜欢以《春秋》决狱，原心定罪。我们所知道的三纲五常，就是董仲舒提出来的，其实这些观点原先是法家的，后来被儒家借用。清代的俞正燮曾经指出，“《公羊传》集酷吏佞臣之言，附之经义，汉人便之，谓之通经致用”，还说，其时的公羊家，“惨刻过申、商，而托名儒者”。当然，公羊家的思想本也来自先秦，只是在汉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俞正燮的说法有没有道理呢？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说明。

汉武帝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好像一副很仁慈的样子，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汉书·酷吏传》里，大半的狠角色都出自武帝一朝，他以“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而闻名。敢于把小案办成大案的，即使有错，也可以容忍；但把大案办成小案的，必定杀头。后者在法律上，叫“见知故纵”。

汉武帝这么做，跟他有公羊儒学作为支持，是有很大关系的。公羊学的要义，首先是“定于一尊”，尊君卑臣，给皇帝的无上权威提供合法性。有了这样的理论，皇帝不但可以为所欲为，还能占据道德制高点。

我们先来看看淮南王刘安的大狱。

元狩元年（前122）十一月，淮南王刘安谋反事发。

刘安的父亲淮南王刘长，是被文帝活活饿死的。之后，文帝为了挽回自己因杀弟而受损的名声，把刘长的三个儿子都封为王，其中刘安最大。

史书上记载，刘安这个人品行不错，喜欢读书鼓琴，不喜欢打猎玩乐，老百姓都很尊敬他。他很有才华，手下有一帮人，文章写得好。汉武帝喜欢跟他交往，经常给他写信，赐给他东西。而且他很心虚，每次拟好了草稿，都要让司马相如等人看过，再誊清寄出去。他来朝，武帝和他谈论方术，总是超过规定时间，一直到深夜时分。可见武帝对这个叔叔简直有些崇拜。

这样的人怎么会谋反呢？一般史家都认为，这是冤案，就是说汉武帝觉得他势力大，想搞死他。到底是不是，我们不知道，但可能性是很大的。

史书记载，他谋反的始末很复杂，咱们不多说。要点是，他的罪状之一是希望武帝不生儿子。我们知道，武帝是二十九岁才有了第一个儿子，这当然就比较晚了。在此之前，淮南王刘安就希望，最好武帝永远不生儿子，好让自己有继承皇位的机会。其实怎么可能？论亲疏，怎么也轮不上他啊。他只是刘邦的孙子，人家景帝的孩子还很多在世呢。

要立案还得有人告发，这时候淮南王的孙子刘建对他这个做爷爷的心存不满，就充当了这个角色。刘建的爸爸刘不害是“孽子”，也就是庶出，不受宠爱，相当于《红楼梦》里的贾环。刘建怨恨爷爷偏心，就派人去长安告发他，说知道他的很多造反秘密。

武帝一听，就下令逮捕淮南王父子，以及一切与此有瓜葛的人。

汉武帝派吕步舒去全权处理此事，并给他颁赐了斧钺，允许他便宜从事。为什么派吕步舒去呢？因为吕步舒是董仲舒的弟子，精通《公羊春秋》，汉武帝要他以《公羊春秋》的经义断这个案子，无需请示皇帝。

吕步舒果然没有辜负汉武帝的期望，穷治此案。其实刘安从来没发过一兵一卒，拿到现在来看，没有行动，即使有想法，也不能判罪。但是用“春秋决狱”就好办了。“春秋决狱”的要点就是“原心定罪”，《公羊传》里常用的一句话是“君亲无将，将即反”，也就是说，不要想做坏事，一旦想了就等同于做了。这当然比法家残酷多了，法家断罪，一般来说，还是看行动的。

吕步舒治理淮南王的案件，左右牵连，最后总共杀了几万人，其残酷可见一斑。他回去复命，武帝大悦。读过《汉书》，我们就知道，武帝曾经多次派使者出去抓捕盗贼，看谁称职。凶悍杀人多的，他就认为称职；杀人少的，他就认为不称职，马上罢免。王莽的曾祖父王贺，曾经被武帝派去督捕盗贼，因为不忍心杀人，就被免职了。而跟他一起被派出去的使者，多的杀了上万，就升迁很快。吕步舒要让汉武帝满意，不多杀人是不行的。

公羊家有时候不仅是“原心定罪”，还附会《春秋》经文，来为自己的主张寻找理论依据，而这些依据，通常是很模糊的。有时论辩双方都引《春秋》为据，而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孰是孰非就要看皇帝的意思了。说白了，所谓《春秋》决狱，成了皇帝迫害人的工具。

比如有个叫徐偃的人，是汉武帝的博士，奉命去关东视察。经过胶东和鲁国的时候，他假传圣旨，让当地“鼓铸盐铁”，回来后调任太常丞，从比六百石升到千石。本来没什么事，但当时有个御史大夫叫张汤，是有名的酷吏，不知为什么不乐意了，劾奏徐偃“矫制大害”（法律用语，指伪造诏书，造成了巨大危害），主张判他死刑。徐偃就用《春秋》决狱的方法为自己辩解，说古代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万民，专之可也”，意思是，只要对百姓有利，可便宜从事。

他说得很有道理，张汤没办法，但又不甘心。于是武帝下诏问另一个宠臣终军。终军就是王勃《滕王阁序》里夸过的那个人，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人，他知道武帝凶残，自然曲意逢迎，就找徐偃的漏洞，说：“古代天下很多诸侯，国家没有统一，百里就不通，安危之势，瞬息就会产生变化，所以大夫可受全权委托，便宜行事。现在天下一统，正如《春秋》所说‘王者无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竟然还说什么出疆，出的哪门子疆？难道你想分裂祖国不成？我看你就是想沽名钓誉，向百姓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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