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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与礁文学之旅回眸之六（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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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与“礁”

——“文学之旅”回眸之六

时正冷暖交替之季节，“两个凡是”的阴影，还在困扰着刚刚輪开裹脚布的中国文学。我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的《远去的白帆》，便曾为此而留下屡屡触礁的文史纪录。首先是《十月》编辑部编辑，将其小说取走，然后以主编说“内容不宜发表”为由，将小说给我送来。之后是《人民文学》来家组稿，拿走《帆》后不久，又遭到其“不宜刊登”之厄运。其实，两个刊物的责任编辑对小说是一致看好的，认为这是一部散文诗体的作品；主编亦非在艺术上找出什么毛病，“不宜”二字当然是一种含糊用语，其内涵不外是不宜于当时的政治。还是《收获》更有文学眼光和超常胆识，拿走不久就发表了，来信中盛赞这部作品，充满历史唯物主义的求实和人道主义精神。

我之所以要在回首往事时，提及这部作品，实因小说之分娩，有过一段我终生难忘的历程：我在晋南的伍姓湖劳改农场改造灵肉之际，因劳改队中缺乏一个生产统计员我被陈队长相中了，便扔下那把修理地球的铁锹，拿起皮尺和笔记本，每天负责丈量土地亩数、估箅产量、折算用工，外带分配劳改队里的各项活儿。其中，我最大的愉快不在于逃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而在于我独自有了一间砖砌的窑洞，有了独自生活的空间。特别使我欣然的是，我不仅有了笔，而且有了一摞一摞的各种报表用纸；出自于对文学创作的饥渴（这是职业本能的自然驱使、夜晚我插匕窑洞的房门，开始了《帆》的初稿写作。《帆》的情节并不复杂，它只不过描写了在中国历史扭曲的年代，以北大西语系教师黄继忠为模特（平反后一度任北大西语系主任，现定居美国执教），描写他带进劳改队的儿子和劳改队里一个“扒窃”的故事。不消多说，文学追求真诚，势必与“三突出”撞车；当时，又正值“反击右倾翻案风”甚器尘上之时，文学描写美好的人性，必然冒抹杀“阶级斗争”风险。黎明之前的历史五更之寒，是最难耐的时刻，就在这个窑洞里，我写出了《远去的白帆》初稿，然后将其锁入箱底。待我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将其一摞手稿找出来，除纸页变黄之外，手稿还留下老鼠咬噬之痕迹，面对一堆残破薄纸，我很自豪，因为它证明我在肃杀的年代，没有因夜如磐石而使自我良知变成磨盘下的齑粉。正好相反，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的使命感，使自己知难而进，如果当时被“四人帮”爪牙发现这些手迹，即使不杀头，也要以“反革命”之罪名，打进死牢。试想一下，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已然历经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和理论务虚会，还历史本来真实面貌的实事求是，已然得到确立；小说手稿还使《十月》和《人民文学》主编心有余悸；如果在当时手稿被曝光，其作者命运可知如何。

小说在《收获》刊发之后，风波亦未消失。首先对小说发难的是一位“最可爱的人”——驻浙江义乌一位部队同志，他用打字稿上书中央，以毛主席著作中的片段，对比了小说描写是“刻毒攻击了无产阶级专政”，“以抽象人性取代了阶级性”；是继《苦恋》之后又一部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有关部门将此信复印了若干份，除寄往各大报刊之外，还寄给了我一份。我坦然处之，因为我写的是劳改队中的生活真实，连小说中那因环境异化而丧失了天鹅原来善良天性的两只美神，都是我亲自感悟、亲自接触过的，因而我无愧于天地良心。因而可以将其存入自己文学档案，当作“历史存照”保留。此波未平，我又接到了江苏省劳改局一个领导同志的指责信函，此信没有乱扣铁帽，但对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多年了，劳改政策不允许一个专政对象在服役时，带进去家属。而你的小说中，‘老右’黄鼎（即黄继忠化身）居然带进来自己的一个儿子，这是闭门造车，与劳改政策相悖的。”

因为这封信是探求真理的，我复信给这位领导同志说：“您谈及的是政策条文，我确信那些条文是真实的；但作为一个作家，更尊重生活的真实。作家不管条文里说的什么而看实际上干了什么。我个人所在的一个监有万名囚徒的大劳改农场，北京大学的黄继忠，不仅带进了小说中写的一个孩子，他把他所有孩子都带进了劳改农场。小说是浓缩的艺术，我只是将他们浓缩成了一个‘黄毛’（小说中孩子的姓名），不信，请你去北大西语系取证。”

说到底，还是吋代向前进步了，不然的活，我的“帆”不仅仅是触“礁”；如果发生了历史大倒退，怕是我还是要被关进劳改队的大墙和电网之中为囚的。使自已灵肉感到欣慰的是，历史没有回潮，小说还因触及到社会底层严酷的生活真实，以及闪烁在艰难困顿生活中的人性美，而获得了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当时，文学评奖还比较纯净，没有现在文艺评奖时的“送礼”，以及在走后门中不择手段之类，因而作为文人无喜无悲，缘起心灵上没有欲求的阴影。

使自己在《帆》上留下疑问的，倒是那次授奖大会。当时，担任宣传工作的一位领导同志到会祝贺，他与几位获奖作家谈话时，特别点出了我的名字。

“维熙同志，你《帆》虽然写得不错，但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你能否换一换写作路数？”

我理解这位领导同志的意思，是让我投到现代生活中去。我性格直率，不无尊敬地与这位领导同志对话说：“我库存了二十年的底层生活与感情积累，让我抛弃这些库存，而重新进入另一个生活领域，是否……是否……是舍椽而去求木？那样干，我的失落太多了。”

事隔两年之后，胡乔木同志读了我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雪落黄河静无声》之后，派秘书把一封给我的信送到北京作协，信里在肯定我的文学创作之同时，也委婉地揭示我这一点，无论是那位领导同志还是乔木同志，其用心都是良苦的，我十分理解；但我觉得脱离了作家主体经历，而使作家成为一个新的主体的要求，不仅太高，而且有悖于文学创作规律。老诗人艾青曾留下两句使我难忘的诗：问我为什么流泪，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我写的作品固然大都是共和国的历史悲敗，正像老诗人诗章写的那样，没有深沉的爱，也就没有眼泪。这种爱或许比那种“喜雀唱枝头”的作品，要更有历史责任感，更能富有反思精神——一个不知反思自己过失的民族，是个没有希望的民族——我是这样理解文学与历史、历史与文学；昨天与明天，明天与昨天的。（胡乔木同志先后给我送过两封信，第二封信是在医院病中写来的，老人为我39万字的长篇小说《北国草》，挑出了几个印在书上的错别字，比如书中将严谨之谨字，错印成严紧了。我至今保存着这两封信，并对老人逝世而深深感伤。）

如果把《帆》广义地看成文学之桅帆的话，涌浪和暗礁总是与帆之航程相伴相随的。有的不属于浪和礁，大自然气流变幻无常，但这正是铸造作家胆识和勇气的一种机缘3后来，我接到一封寄自北京大学西语系的一封信，写信者就是《帆》中人物原型黄继忠。他在信中谈及往昔时说：我们虽然没有谋面于劳改农场，但我从小说中看到你写的是我。朋友拿来一本《收获》，我一口气读完，掩卷之后4悲思很久。接黄来信不久，因偶然机会，与昔日为公安系统“老右”、当前在警官大学任教的邓成相遇，他说我的小说写得虽然精彩，但有一个极富有人道主义的细节被我忽略了：当时邓在劳改农场烧锅炉，为惜怜黄继忠带进劳改队的几个孩子，在严冬时节，他怕孩子们冻坏了，每每从锅炉掏出来热炉渣，用大铁锹铲着，搬进孩子们居住的土屋中去。

我对邓成说：“你怎么不告诉我这些细节？”邓成反问我说：你和老黄又没有在一个分场，“谁知道你要写老黄带进来的孩子？”

我说：他的事情，传到了‘西区’。我当时就有创作冲动，只是身在‘曹营’不在‘汉’无法动笔罢了。听说孩子也跟随老右爸爸进劳改队来，我想起了我昔日在另一个劳改农场看见过的两只天鹅，经过主人豢养以及囚徒们拿天鹅取乐，天鹅被异化了。我怕那两个孩子，天性中的纯洁，也会像天鹅一样……”

邓成说：“你说的是团河劳改农场，我也见过两只天鹅，但没联想到那两个孩子。

我说：“这大概就是作家这个行当的职业特征了，由一滴水联想到大海，由一片落叶，而悲严冬之百花凋零；”大概是在90年春，我再次接到黄继忠的一封来信。信不是写自北大西语系，而是寄自美国。他说他穿行了整个美国，身边带了我的几本小说集。他感到我的小说可以、也应该写得更好一些。我完全同意他对我作品摊批评。可是他不知道的是，一本写实的《走向混沌》——一本在文学低谷时期引起了轰动效应的回忆录，90年居然被一个“作家”挑出来近百处“不应该”。她说：“这儿不应该这么写！”

我说：“这是生活真实。”她说：“真实是有阶级性的。”我说：“我奉信小平同志的实事求是。”她说：“你是个党员。”我说：“这本来就是我党性的最高表现。”她说：“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我说：“不行，你免我的职好了。”远在美利坚的黄继忠先生，对我小说提出的希望，无可挑剔之处，但他怕是忘记了昔日黄土地上的泥性了。每块泥土有每块泥土的个性，盐碱滩寸草不生，粘土地可捏泥人；要烧成景德镇的陶瓷，需要有景德镇的泥土。帆说：我要去大海。礁说：你绕开我走，不然你会沉船。这就是《帆》与“礁”的生命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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