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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街的窗（第2页）

站到窗前，才知道我离开地面有多高了，道路像一条镶了绿边的浅灰色带子，垂直挂下来，到楼跟前又分作两条，向左右延伸出去。汽车像硬壳甲虫，无声地滚动着。

康孝纯伸出一个手指，指着我说：“你闭上眼，想象一下，假定现在不是1984年，而是1976年。早春，阴沉的天气。这座楼不是在郊区，而是在北京城里一个闹市附近。楼下有造反派、武卫队把守。空荡荡的楼上，只有四个‘罪行重大’的专政对象。”

“四个？在这干什么？”

“擦玻璃！”

康孝纯进一步的说明道。

1976年清明节前个把星期，有幢五十年代盖的大楼（当时在北京是最高的楼之一）为了承担重要的外事任务，翻修一新。修完了，负责翻修工程的某建筑公司就拆了架子，报请交工。甲方来验收时，发现工程虽然完了，却没有擦窗户，从一层到楼顶，每个窗户都污秽不堪。有的挂满了白灰水泥，有的被涂抹上了文字的图画，一般的画画也罢了，偏在最最革命的口号旁边画了几幅人类最古老的**图画，甲方是很有权力的部门，命令乙方三天之内必须把玻璃擦干净。不然耽误了使用，要追究他们的政治责任。乙方当然不敢违令。可是脚手架全拆了，三天连架子也搭不起来。尽管又开“誓师大会”，又用“大批判开路”，念了许多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可还是没人肯上去玩命。逼急了，人们就说：“只有让造反起家的***负责人带头上二十层楼的窗户外边去擦玻璃，大家才肯紧跟。”这负责人和队长们研究了几次，觉得自己带头上固然可以，可这带有片面性，不符合毛**关于领导干部要学会“弹钢琴”的教导，还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好，就把悬在高空擦玻璃的光荣任务交给阶级敌人去干，说明这是对他们的关怀与信任，给他们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这个工地共关着四个阶级敌人，一个“走资派”，姓张；一个“右派分子”，姓王；一个“特务分子”，姓李；还有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是个女的，姓赵。前边三人的罪行，跟其他“走资派”、“右派分子”大同小异，不必多说。这位赵同志的罪行有点特殊。她是个会计，也算知识分子。可很遵守旧道德，生了个儿子，自己不起名，偏请她婆婆给起名。婆婆没文化，认为解放后“人民”两个字最吃香，“人民币”、“人民服”、“人民警察”、“人民小吃店”，什么都叫人民，就给她孩子起个奶名叫人民，这还不算，从此对她儿媳妇也改了称呼，叫她“人民他妈”，一到吃饭时，碰到小赵不在屋，她就满街去喊，“人民他妈，吃饭罗！”

小赵当会计，遵守财务制度一丝不苟。*****起来后，造反派们要串连，要制武器，要支援本派哥儿们闹革命。一来领钱她就死抠条文，不肯发钱。造反派就贴了张通令说：“中国人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只有一位，怎能另有一个人民她妈？赵××以人民他妈自居，用心何其毒也！是可忍孰不可忍……”再一查，她爹解放前卖豆腐雇过一个伙计，属于资产阶级之类，便把她揪出来定了个现行反革命。婆婆吓死了，小孩被外地工作的丈夫领走了，只她一个人蹲在“牛棚”里。

简断截说吧，就把这四个人弄到十一层楼上来了、扔给他们几块抹布，一盒去污粉，交代清楚：“到时候有人送饭来，不擦净里里外外的玻璃，别想囫囵着出这个楼。”因为楼上太冷，造反派说完就到楼下门卫屋中烤炉子去了。

这四个人全是在“牛棚”被专政惯了的。开始来时，互相既不敢说话，也不敢随意朝窗外乱瞧。干了一阵，看到身后当真没有人拿鞭子在监视，精神上就松懈了点。先是使劲的咳嗽、叹气，看看并没人来制止，随后就升起一股想要互相说说话的**。你看我，我看你，弯弯嘴角，皱皱眉头，可就没有人挑头说第一句。这时老张（就是那个走资派）正一手抓住窗棂，两脚踏着半边窗台，身子悬在楼外空中，用另一只手擦窗户的外侧。其他三个人都还在擦内侧。老张吊在空中擦完一扇，连害怕带累早已气喘吁吁，便跳下窗台挑头说了第一句话：“咱们歇会儿。”那三个人就跟着他坐了下来。

干活时还好忍，这一坐下休息，要说说话的**就更难抑制了。又是老张带了个头：“难得有这点自由，聊点什么吧！”

老王说：“造反派要知道……”

老张说：“就咱四个人，里边还有人打小报告吗？”

老李说：“说废话，别说闲话，他们知道了也上不了纲。”

老张说：“你的主意好，你头一个聊。”

老李想了想，说：“咱不是擦窗户吗，我讲个跟窗户有关的故事。”

好多年前（不是现在，与现实无关），在美国（揭露的是帝国主义国家，与我们无关），有一作家住在二十层楼上的一间房子里。恰好那屋里有一扇窗户跟这座一样，冲着一条又长又直的大街。他的桌子就放在这窗前。

有天晚上，这位作家坐在桌前工作。由于全神贯注在作品中的人物命运身上，忘了时间，也忘了自己所在的地方，所以他中间停下笔来点烟的时候，看到窗外迎面有人朝他走来，他并没介意，仍想着他正写的文章。

他吸了口烟，想休息一下眼睛，就习惯地又朝窗外望去。就在这吸一口烟的功夫，迎面来的那人走近了，他这才看到这人身上还背着个东西。开始还看不准背的是什么，但那人一步步走近，也一步步升高，眼看和他位置相平了，才看出他背的是一口上了银漆的棺材。

作家心里挺奇怪：“这重重的东西，为什么一个人背着？”他刚这么一想，迎面那人似乎听到了他的心声，就抬起了头，这时已经离着作家的窗口很近了，作家看到这人脸色苍白，一脸怒容，不由得打个冷战。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是坐在二十层的高楼上，时间已是午夜，就大叫一声，用手捂上了脸。

这一声叫后，四周又恢复了沉寂。作家听了半天没动静，把手慢慢从脸上拿下来，再看窗外，仍然月光如水，往下看，一条白净净的大路空无一人，一直伸向无限远处。

他出了一身冷汗，心想这是写作时间太长累花了眼，便洗洗澡睡觉了。此后一切正常，他也就淡忘了这件事。

几年之后，他去另外一个城市办事。他要去的那个部门，在一座摩天楼的最上一层，那时还是旧式的电梯，由专业电梯工开动。他走进这幢大楼时，正有一群人撞进电梯，他紧赶慢赶，偏偏赶到电梯跟前，电梯工把门关上了。他忙敲敲门，喊了声：“对不起，等等我。”

电梯工听见声音，把门重新又打开了，笑着点点头说：“对不起，请上。”

作家点点头朝电梯工一看，不由得把伸出去的脚又缩了回来，心想：“这张脸如此苍白，怎么像在哪儿见过？”再一想，不得了，正好就是那晚上看见的背着棺材的那张脸，他犹疑了一下，从门口退回来了，朝那张脸点点头说：“对不起，我想起一点别的事。”

电梯门又关上，并且开动了。作家决定今天暂不上去办事，先把自己神经安定下来再说。他转身朝楼外走去。还没走到门口，听到背后一声巨响，数声惨叫，忙回头看，那电梯断了钢绳，从几十层楼上摔下来了，电梯上的人全摔成了肉酱。

这事成了轰动一时的惨案。警察和司法机关登报征求目睹此事者出来作证，以便把案情查清。作家认为自己责无旁贷，便主动应召到警察局去提供见证。他受了警方欢迎，也受了更多的人注意。大家纷纷问他：“你既是匆匆赶来上电梯的，为什么临时又改了主意呢？”他如果会撒谎，只说：“我忽然想起忘了带一件必用的东西，赶紧回去取它，就没有上。”这事也许就完了。偏他是个诚实入，把撒谎看得和偷窃一样可耻。况且，照实把自己的奇遇说出来又有什么不好呢？便把他半夜从窗口看到开电梯人背着棺材的事如实说了。这一下可哗然了，谁信这套鬼话呢？这显然是骗人，为什么要骗人？他心里有鬼，他干的事不敢公之于众。于是旅馆主、侦探、死者家属、新闻记者、打抱不平的，各种人组成统一战线，朝他围过来，要他交代实情。他觉得受了侮辱，一怒拂袖而去。这一举动可是热火上浇油，人们动用舆论工具，在报纸上，电台上向他群起而攻之，这统一战线队伍越来越大，大家作了各种推理和猜测，这回轮到别人拿他当材料写小说了。

有人说他欠了遇难者中某个人的大笔债务，为了逃避偿还，他把电梯破坏了，引诱那人上去，他自己却及时跳了下来；有人说他和某保险公司有仇，为了使那个保险公司破产，他制造了这场惨案，因为这电梯和坐电梯的某个大亨是在那间公司保了险的；也有人说他是受了另一家电梯厂的贿赂来作这件事的，因为那家电梯公司和这坠毁的电梯制造商正在竞争……尽管并没有一件猜测能成定论，有一件事却无形中有了定论，即这个作家确有谋财害命的嫌疑，连警方也要立案对他侦察了。作家原来认为那晚上从窗口看到的景象救了他一命，是他的造化。现在才发现那景象给他带来的灾难远比死了难受。他连死的权利也没有了，一死便更加证明大家推测的有理，而活下去实在不如在电梯上突然死去来得舒服。

老李讲到这儿不再讲下去，大家互相看看，谁也没说什么，就接着干活去了。老张又挂在外边擦了一扇窗户，招呼大家第二次歇气儿。

第二轮休息时，大家叫老王讲，老王也讲了一个临街的窗口的故事。

好多年前，也是在个外国（到底多少年？什么国家？都不必管他。反正不是中国，不是现在）。有个大学生独身住在一座高楼的第二十层楼上的一间小屋里。屋子有面窗户临街，窗下是条横街。街对过也有一幢高楼，是一家旅馆。那旅馆有一面窗户和他这窗口相对，如果打开窗户，互相能隐约看到对方屋内情形，却听不到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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