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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作家杨远新面对非常官司上（第1页）

第十二节作家杨远新面对非常官司（上）

一《魔头张君》

安乡再起波澜

安乡，乃洞庭鱼米之乡，人口数十万，面积两千多平方公里，这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仅算弹丸之地。但它在中国三千多个县区中，算是小有名气的，人们应该记得：2000年9月1日18时零6分，农行常德支行江北支行分理处门前突然响起枪声，3名戴蓝色帽子，穿蓝色衬衣的持枪蒙面歹徒从暗处闪出，各自双手端枪，朝一辆运钞车上走出的两名经警和驾驶室的一名经警射击。子弹贯穿了经警的钢盔，击中头部……同一时刻，距分理处200米地段，早已坐在一辆出租车内的一名歹徒，突然掏出手枪，打死司机，接应三名同伙逃窜。这四名持枪歹徒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杀死7人，杀伤5人，抢走两支微型冲锋枪，子弹20发。

人们也不会忘记：就在银行抢劫案发生的同一天，常德市公安民警在距离常德城区30来公里的冲柳河大堤上发现了一辆被弃的蓝色桑塔纳出租车和被害司机遗体，随即又在距此200米远的冲柳河滩上，挖出了15天前失踪的安乡县农业银行行长胡梦廉、张元珍夫妇的尸体，同时被挖出的还有一具无名男尸。

同一天发生和发现的这两起血案，经公安机关并案侦查，均系张君、李泽军、赵正洪、陈世清犯罪团伙所为。公安部高级刑侦专家对其定性为建国以来第一刑事大案。制造这“第一刑事大案”的4名团伙成员，其中有3名是安乡人，即张君、李泽军、陈世清。当时，国内各大小新闻媒体的200多名记者云集常德，对“共和国第一刑事大案”作了深度和广度报道，因而，使洞庭湖西隅的小小安乡县，一时间扬名海内外。

善良的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年多之后，国内数家新闻媒体皆因对侦破张君团伙案的报道，而被安乡县的一位个体户以侵犯名誉权告上法庭，陷入无谓而又复杂的诉讼官司中。用这位个体老板于2002年8月30日写给《楚天都市报》信中的话来说：“此类官司我已打了几个，有的被告要求调解，除登报声明、赔礼道赚、经济赔偿几万元就解决问题（如某某日报、某某晚报）；有的则坚持把官司打到二审终审，结果前提条件同样达到，经济上则耗费几十万元（如西安某出版社）。”《深圳周刊》就是被这位个体老板告上法庭的数家媒体之一。

《深圳周刊》是国内首家特区新闻文化周刊，以全方位报道国内重大事件而受到海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当“9?1”常德惊天大劫案发生后，时任《深圳周刊》主编的刘美贤就专程飞赴长沙，组织了反映公安民警侦破常德“9?1”大劫案的长篇侦探纪实文学。《常德“9?1”惊天大劫案1号魔头张君19天亡命录（以下简称《魔头张君》），自2000年10月2日NO.40-41期到2001年4月23日NO.15期连载。文章面世后，社会反响强烈，读者争相购买，赞美之声如潮，一致称道《深圳周刊》大动作、大气魄、大手笔，全面系统，客观真实地反映了“9?1”大案的全貌，弘扬了正气，鞭挞了邪恶，帮助人们树立起了与黑社会团伙斗争到底的勇气与信心。

然而，安乡县的这位个体老板却不顾此事实，竟以侵犯其名誉权将《深圳周刊》推上被告席。我是《魔头张君》的作者，却未被这位个体老板列为被告。人所共知：若文章侵权，作者应首当其冲承担法律责任。所以，在这起所谓的名誉侵权官司中，作为作者的我，不是被告亦是被告。但又没有被告所具有的许多权利，至少不能直接站出来与原告对簿公堂。我该如何面对这起非常官司？

我清楚地记得，2002年1月X日下午，有暖融融的太阳呵护大地，抚慰长沙古城。我那间坐北向南的办公室很暖和、很舒服。突然电话铃好听地响起，我有节奏地抓起话筒，那头传来《深圳周刊》主编助理郭良原熟悉的声音，与平时比较，这声音多了几分凝重。他郑重地告知：几分钟前收到一份来自湖南省安乡县的传真，称《魔头张君》一文中描写的安乡县松滋河宾馆老板蓝宝力，侵犯了安乡县XX宾馆XXX老板的名誉权，要求公开赔礼道赚，恢复名誉，挽回影响，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否则，将诉诸法律，告上法庭。

我听了大为吃惊，不相信天底下居然有这等事情发生。我马上联想到我武汉大学作家班的同学彭东明因中篇小说《秋天》引发的名誉侵权案，被一位自称红枣大王的个体老板告上法庭，纠缠达三年之久。虽最后以胜诉告终，但累得精疲力竭。我也联想到当时国内各大新闻媒体正在报道的云南农民作者徐勇鹏因创作小小说《送礼怪招》，惹上某法庭庭长对号入座，将其告上法庭，险些酿成杀身之祸。当今中国，惹上官司麻烦，惹上名誉侵权官司更麻烦。但我自己写的文章，我自己心里有底。《魔头张君》是否侵犯了这位个体老板的名誉权，只有我最明白。

两天之后，我给《深圳周刊》发出了一份传真：

郭良原同志

并《深圳周刊》编辑部：

我在《“9?1”常德惊天大劫案1号魔头张君19天亡命录》一文中所写的安乡县松滋河宾馆及其经理蓝宝力，纯属虚构，安乡县境内绝无此宾馆和经理。因本文是侦探纪实文学，从各方面考虑，我已作过技术和艺术处理。若有人要对号入座，无事挑事，我可奉陪到底。

杨远新

二00二年一月X日

二《深圳周刊》一审败诉

赔偿原告60000元

接下来，我与安乡县有关方面取得联系，请他们查一查安乡县境内究竟有无松滋河宾馆，有无蓝宝力其人，我担心出现艺术与生活的巧合，那样就真会有些麻烦。给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安乡县境内没有松滋河宾馆，没有蓝宝力其人。我的心感到有几许踏实。但我并没有放弃自己该做的工作。我从营造全社会都来尊重文学创作规律的氛围这一美好愿望出发，也为了维护安乡人自魔头张君、李泽军、陈世清伏法后通过艰苦努力在世人心目中重塑起来的美好形象，我向了解《魔头张君》创作过程的有关人士发出呼吁：劝劝这位个体老板，不要因一己之利，与曾经为安乡鼓与呼的众多媒体，包括《深圳周刊》纠缠不休。我恳请他们找到这位个体老板，做些化解工作，如果其缺乏文学常识，不妨请有关专家向其耐心传授。

然而，我所做的这一切完全徒劳无功。

2002年1月12日，这位个体老板向安乡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称：

2000年9月1日，湖南省常德市发生了一起抢劫银行的重大刑事案件，随后，全国多家媒体对这一案件进行了追踪报道，其中被告也在其发行的《深圳周刊》杂志上发表了“9.1常德惊天大劫案1号魔头张君亡命19天”的独家连载纪实，该文从2000年10月2日开始刊登，是一部描写真人真事的文学作品，在其连载十一、十二、十四、十八中，该文提到了松滋河宾馆老板蓝宝力，并做了大量的文字描写，实际上，这些文字描写是以安乡县悦蓉宾馆老板柳建勋即本案原告为原型，虽然文中没有写明原告的真实姓名，但本地人及知道原告的人在阅读该书后都很清楚的知道该文所称松滋河宾馆即悦蓉宾馆，蓝宝力即柳建勋，事实上是针对原告进行文字描写。

该文称：“有4个青年人在“9.1”大案案发前曾入住“松滋河”宾馆，这4人住宿松滋河宾馆不登记，是因为他们是蓝宝力暗中雇请的保镖，蓝宝力除了付给他们保护费，每月都要请他们到宾馆娱乐，赌博三天三晚……”；“蓝宝力如实交待了15日晚5个小时的去向：玩小姐去了，他特别要求：为了家庭幸福，夫妻和睦，千万替他保密，绝不能让他妻子和儿女知道。”等等，这些文字描写全属子虚乌有，纯属捏造事实，对原告进行侮辱、诽谤。

原告作为安乡县政协委员、乡人大代表、安乡县工商联莲荷行业商会会长、大湖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悦蓉宾馆总经理，在本地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该书多处贬低原告的人格，导致原告在人们心目中一下子就变成了“黑社会老大”、“嫖客”，是一个品行不端、卑鄙下流的小人，使得知道原告的人都对其指指点点，蚩之以鼻，原告也因此终日寝食难安，精神恍惚，更无心打理公司经营，生意一落千丈。

综上所述，该篇文章的出版发行严重的损害了原告的名誉权，并给原告带来了巨大的精神痛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恳请依法判决。

《深圳周刊》接到法院送达的柳建勋的起诉状后，立即转送给了我，要我就《魔头张君》是否对柳建勋侵犯名誉权的问题作出回答。

2002年5月17日，安乡县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此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柳建勋及其委托代理人，被告《深圳周刊》发展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邓祥瑞到庭参加了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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