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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第1页）

黄宝斋四十两。

贽敬共五百两。

李石梧五十两。

陶莲生三十两。

傅秋坪十六两。

方仲鸿二十两。

崇荷卿十二两。

姜海珊二十两。

……

共计四千七百五十一两。这仅仅是四川一地所收，西安、保定等地也不可能一无所获。加上节省的途费，曾国藩此行收入当在六千两左右。

除了银子，还有实物。曾国藩账中下一部分内容就是&ldo;入财料数&rdo;：

宝中堂江绸袍褂料两套，朱红川绸、川绸料四匹，隆昌夏布料四卷，湖绉四匹。

袁小城滇缎袍料二件，隆昌夏布八匹。

潘木君嘉定绸二匹，巴缎袍褂二付，川绸二匹，被面二床……

除了衣料，曾国藩收受的其他四川特产比如藏香、黄连、厚朴、茶叶、砖茶、火腿、桂花米、香珠……也不在少数。回来后，他将这些特产酌量分送了四十二位朋友。清代官场风习及潜规则运作方式，于此也可见一斑。

回来路上，曾国藩心情仍然大好，一路连作《游桂湖》、《入陕西境六绝句》等诗。回程日日记载：&ldo;天气晴和，体亦爽快，间作打油诗几句。&rdo;其心情可以想见。回程中所作《柴关岭雪》，内有&ldo;挥手舞岩颠，吾生此潇洒&rdo;之句。

从四川回来后，曾国藩的经济状况显然大为改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个是他在京中所欠的债务全部还清，大大松了一口气。账目册记载他这年年底还银共一千四百零六两。

二是他寄回家中六百两银子，用于还家中所欠。同时，又拿出四百两赠送族戚。

三是他心情很愉快，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台阶。

男自四川归后，身体发胖，精神甚好，夜间不出门，虽未畜车，而每出必以车，无一处徒步。

任四川主考这一次，是曾国藩步入仕途后首次往家里大额寄钱，大解家中燃眉之急。曾家人终于大大地沾了曾国藩一回光。因为及至此时，为了维持乡绅生活的体面，曾家已经是债台高筑，从往来家书推测，家中欠债总额已经高达八百至一千两。虽然寄回六百两供家中还债，曾家的债务其实还是没有还清。

曾国藩坚持把另外的四百两用来周济自己的同族和亲戚。二舅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令他疚心不已。他生怕自己不施援手，会有更多的亲戚在贫穷中去世。

四川乡试发的这笔财应该说不违反曾氏&ldo;不靠做官发财&rdo;的誓言。这笔收入虽然用今天的财政标准衡量是灰色的，实际上在当时却是公开的、合法的。虽然成为著名的理学家，虽然终生&ldo;与流俗战&rdo;，但曾国藩从不以这种半合法化的制度为对手。这是他和海瑞那种清刻到骨的清官的最大区别之处。如果给清官分类的话，曾国藩应该归入&ldo;非典型类清官&rdo;。一方面他的&ldo;清&rdo;货真价实，问心无愧。在现存数据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他终生生活俭朴，&ldo;夜饭不荤&rdo;。晚年位高名重，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及至身后，他只剩下两万两存银，在晚清时代确实算得上相当清廉。但另一方面，曾国藩的佚事中缺少&ldo;囊橐萧然&rdo;、&ldo;贫不能殓&rdo;这样容易涌动人悲情的极端化情节。在中国人眼里，真正的清官，必须&ldo;清可见底&rdo;，一尘不染，清到成为海瑞式的&ldo;自虐狂&rdo;或者&ldo;受虐狂&rdo;。曾国藩远没有清到这个程度。曾国藩终生对官场的明规则和潜规则都十分尊重，庆吊往来，礼数周到。晚年成为总督后，和当时的大部分官员一样，他请客送礼，很多时候用的也是公款。同治八年正月，曾国藩出京，给在京官员送了一笔别敬，总数高达一万四千两，这笔巨款的来源是由他掌握的&ldo;缉私经费&rdo;。甚至在京官期间，他也曾经在诰封用宝之类的小事上走过后门。

海瑞等&ldo;典型清官&rdo;的长处是表里如一。致命缺点是毫无弹性，在官场上注定处处行不通，只能成为官场上的一种摆设。而曾国藩最终却成就内圣外王之大业，这与他性格中&ldo;和光同尘&rdo;、稳健厚重的一面直接相关。善于与不合理的现状妥协，推动曾国藩一生绕过多重障碍，直达自己的最终目标。所以他不会与天下所有考官为敌，拒绝此银，更何况曾家景况此时又如此窘迫。

第七节曾四老爷的乡绅生活

由此我们需要荡开一笔，去关注一下曾国藩离家后，湘乡曾家的经济状况。

如前所述，随着社会地位由平民升为缙绅，社交费用和维持基本体面所需要的钱财也大幅增长。而曾国藩入仕初期，对此并无力提供太多直接帮助。

作为一个穷京官，曾国藩是一直尽力接济家里的。在传统社会，做官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一个家族的事业。跳过龙门之后，对家族不做回报，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曾国藩入京之后，每年都会借上几十两银子寄回家中，做&ldo;堂上大人&rdo;的&ldo;吃肉之费&rdo;。

不过，由于自身经济状况窘迫，为官前几年，曾国藩对家里帮助微乎其微。他在家信中对祖父这样表达自己的惭愧之意说：&ldo;孙等在京，别无生计，大约冬初即须借账，不能务仰事之资寄回，不胜愧悚。&rdo;

只有道光二十四年初寄回家中的六百两银子，确实给家中解了燃眉之急。但有了六百两，曾家尚有数百两外债没有还清。可见数年乡绅排场代价之高昂。

但到道光二十八年，曾家经济却出现彻底翻身之面貌。

道光二十八年，曾国潢在家信中说，这一年家中收入已达五百两。不但负债全部还清，还频频买地。所费之多，甚至引起了曾国藩的不满。他在当年家信中说：

即买竹山湾，又买庙堂上，银钱一空，似非所宜，以后望家中毋买田，须略积钱，以备不时之需。

经济状况改善如此迅速，除了曾国藩寄回家中的六百两外，更关键的，则是由于他的弟弟曾国潢&ldo;生财有道&rdo;。

曾国潢是曾国藩的大弟，他虽读书缺乏天分，但性格外向，爱出头，好揽事。操持家事，强于木讷笨拙的曾麟书。所以曾国藩劝他放弃入仕之念，专心管理家族事务，上以侍奉老人，下以照顾其他三个弟弟读书，这是曾国藩通盘考虑后所做的安排。

既要主持家务，则处处离不开钱。而绅士发财的主要途径就是调节纠纷，打点官府。读过《曾国藩家书》的人，一般都会对曾国藩批评其弟曾国潢干预公事的内容印象深刻。曾国藩做京官期间自顾不暇，曾国潢大肆包揽词讼，成了&ldo;武断乡曲&rdo;的典型。

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曾国潢在给曾国藩的家书中谈到他替别人到广东要账的事，这件事曾国藩一开始曾认为根本办不成：

弟为朱家事，兄则说&ldo;无济&rdo;，而弟归后，朱所留之人，又执银票收到五百。此会经弟手者，算有千八九百，下少二千五百，将来或亦可望。若不是弟为他弄到，毫厘皆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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