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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1页）

我2003年12月9日出狱。出狱后也没有什么打算。我现在有病，老犯病，是眩晕症。在监狱里得的，我听说两个孩子上不了学，我身体不好干活儿又吃力，就得了这个毛病。现在我一上火就犯病，一个月犯一两次，犯的时候站不稳，老摔倒。吃点儿药一两天就好了。但我干活儿慢，手脚不好使。是坐月子时得的风湿病，我生了孩子以后家里又没人帮我忙，全靠自己，就着风了。那时也没有去医院看过，到五月节用艾蒿水洗一下。在监狱里贴了风湿膏，也没见怎么好。

现在我在这儿干的活儿是包香皂盒。我包得比别人慢，有一只手没什么知觉，理解我的就照顾我，不理解的就说我。我也着急。我现在最大的为难是，孩子叫她奶奶说得也不给我来信。我出狱后没人养我，我女儿又不和我走动。我自己又有病，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我婆婆家人对我有偏见，我不能住他们那儿了。我正愁呢，我想让我小女儿养我，又怕给她添麻烦。我是她母亲，她不能不养我，养了我又怕人笑话。她现在也不敢来看我。

点评：

社区，是遏制暴力的第一道防线

薛宁兰2001年3月中旬，沈阳的天气乍暖还寒。在女子监狱管教大队的会见室里，穿着厚厚的呢子大衣坐久了，还会感到寒气向周身袭来。已经在这所监狱服刑15年的翟玉琴被管教干部带来，很规矩地站在我的面前。当我们面对面坐下开始谈话时，我发现她不那么善谈，常常是问一句说一句。对当年杀夫的情境，她清楚地记着，却仍然是用简短的话语带过。或许多年的劳动改造，让十几年前受虐、杀夫的许多细节在记忆深处变得模糊、概念化了？不过，在她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我还是捕捉到了十几年前那场家庭“战争”爆发的前因后果，以及今天它带给人们的警示。

翟玉琴生活的地方，是一个经济相对落后、闭塞的山村。80年代初期，村里经常有夫妻打架或者妻子不堪虐待自杀的事件发生。在这里，丈夫打妻子被人们习以为常。如果妻子一连生了几个女孩，对丈夫来说，是一件很不光彩，有损他在整个社区中男性尊严和地位的事。因此，将所有怨恨与不满发泄到妻子、女儿身上，是惟一能证明他男性威严的方式。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包括夫家人、娘家人以及邻居）不认为丈夫打妻子、虐杀女婴是侵犯人权的违法犯罪行为，而是将妻子挨打的原因归咎于她生了女孩。就连受暴妇女本人也渐渐觉得自己有过错，幻想着为丈夫生一个男孩，来改变自己受暴的命运。

翟玉琴生活的山村，还是一个奉行“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一古老法则的传统社区。面对丈夫多年的持续性暴力，翟玉琴寻求过离婚，但那只是许多受暴已婚妇女通常采取的无谓反抗。施暴的丈夫们不会轻易地让妻子摆脱他们的控制，当时的法律——1980年婚姻法，也没有在离婚问题上给予受暴一方必要的法律支持和救助。另一方面，80年代初期，对受暴妇女的社会支持系统几乎没有建立。在家庭暴力问题上，当国际人权保护思想还没有广泛普及之前，整个社会的观念还深深受着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束缚。一个弱女子，她惟一能做的就是在这种依旧男尊女卑的社会和家庭结构中“忍”。当她的忍耐达到了极限，她又会去寻求其他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时，社区中人们通常的解决办法对她起着巨大的启示和指引作用。要么自杀，要么杀他。翟玉琴选择了后者。促使并支持她这样做的信念就是“杀人偿命”。

叙述人胡凤玲

访谈人宋美娅徐翠香

访谈时间2001年8月25日访谈地点延庆县城胡凤玲家

录音整理宋美娅徐翠香

文稿编辑宋美娅我站在延庆县汽车站门口，等候县妇联李自平副主席。这时，一辆人力平板车拐了个弯停在我面前。愣怔间，李主席过来抓住了我的手，在她身后，一位满脸笑容的中年妇女热情地对我摆着手：“上车吧，上车吧。”“她就是你要找的胡凤玲。”李主席给我介绍。

胡凤玲，39岁，江苏人，从小没有上过学，现在经营小餐馆。她于1984年随夫来到延庆县，1992年开始遭受丈夫的暴力，1995年离婚。现在的她，白白胖胖的，一对半月形的金耳环很醒目，映着她红润的脸庞更加喜庆。她总是笑着，在她身上，一点儿看不到曾经受虐的痕迹。她和李主席闲聊中说，她新近刚买了一套商品房，正装修，她经营的小餐馆生意一直很好，都是回头客。可见胡凤玲的精神状态和经济状况都是挺不错的，这在我访问的受虐妇女中可是不多见。但胡凤玲走到今天，也有一个艰难的过程。

访谈时，胡凤玲16岁的女儿王晶和李自平副主席也一起交谈。胡：说实在的，我跟她爸爸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还是挺伤心的。

我是江苏人，跟着她爸爸嫁到延庆来。我和我妈妈，母女两代人都是一样的命运，我妈妈就是受我爸爸的打，我们那时候不敢拉架，我爸爸特厉害，把我妈的头皮都揪掉了，到现在也没长上头发。我9岁时，我爸爸妈妈离了婚，我、我哥哥和我妹妹三个判给我爸爸，我姐姐和我弟弟判给我妈妈。后妈上我们家没多久，又生了两个小弟弟，我就整天哄小孩，洗衣服做饭，一天书都没念过，能吃饱饭就不容易了，念书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那个年代，离婚的很少，我们那一条街只有两家，一个是我叔辈的一个叔叔，再就是我爸爸。我们这些孩子出去都抬不起头，后来大了，老是干活儿、劳动，受点累其实都不算什么，主要是精神压力很大，我就是在这种压力下长大的。1979年，我18岁那年，后妈让别人给我介绍了个对象，介绍到安徽，那个地方比我们江苏还穷，所以我不同意。到了阴历八月十六那天，我从江苏老家拿上钱上福建去了，我在福建有个二爷，跟我家里那爷爷是亲兄弟，在部队当兵，原来是孩子她爸爸那个部队的师长。我到那儿想当兵，爷爷说我没文化，就把我介绍到一个军工厂打工去了。

（孩子）她爸爸1981年上那边当兵，1982年我认识了他，也算是自由恋爱吧。他在部队是志愿兵，开车的。1984年跟他结婚就到这边来了。跟他结婚到了这边，那时候我在龙庆峡倒菜，卖点水果挣点钱，我们一直都过得挺好的，后来谁知道感情会发生变化。

结了婚我就留在这边，他还在部队，1985年生了王晶，他在外边当兵，我和婆婆一起住了5年，分家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就分了380块钱外债。他家里兄弟姐妹多，一共有9个，他排行老六，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他是1989年调回来的，在二道河部队炮团待了一年多，跟人家打架，然后就调到延庆武装部预备役团，呆了两年多，这才转业。1993年转业到了财政局，1993年3月去的，7月办成手续，到年底他就变了，也不回家了，我下班回来，孩子就躺在沙发上睡着了，电视还开着。后来我就说：“你不管我的事，也得管管孩子，你看孩子多可怜。小的时候，你不在家，现在你回来了，能照顾就尽量照顾，实在照顾不了，在不影响你工作的情况下，关心关心孩子。”这就成了我说的不对了，“老子还让你教育，你滚”！从此就经常不断地打我，从部队预备役团带回来的两个大凳子打我都打散了，冰箱上全都是坑，都是他用烟灰缸给砸的，还有那门。1994年小年二十四，人家外边放鞭炮，我们家也“叮咣”响，门整个给踹烂了。因为他晚上不回家，早晨三四点钟才回来，我们在服装厂上夜班，一上上到11点多12点，累了一天，回来洗洗也就睡了。有时敲门听不着，他就踹，他有钥匙不用钥匙开门，说他钥匙丢了。我们年也没法过，就敞着门过了3天，后来还是妇联李大姐、阎大姐她们找的财政局管妇女工作的让他给修的，腊月二十七才把门修好。访：你在福建是怎么和他认识的？

胡：主要是家属来回说，谁跟谁很般配的，还有人问：“你们俩是不是搞对象呢？”那时候他为伙房买菜，我们有时候不愿上街，就让他给捎点儿回来，那时部队在山区小镇子里，像我们这样的大姑娘很少，这样来回接触多了，也就认识了。人家这么一说，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就开始追我。当时他家穷，我想有两只手，穷也不算什么，自己多努点儿力就行了，将来不会像我妈那样。我爸跟我妈结婚的时候，家庭条件不错，才华也比我妈强，我爸原来是地质队的，后来回到地方上，当过水泥厂厂长，当过大队书记。

访：他第一次打你，你还有印象吗？

胡：就是因为不管孩子，我说了他。他说：“老子还用你管！”我说：“你这人是咋了，你是受过教育的人，说话没一点分寸，你给谁当老子？”说了就打呗，我又打不过他。他拿脚踢我，我的脚都肿了，走不了路，躺在床上，他把我揪起来就打，好几天我都上不了班。开始的时候，我不敢吭声，也不敢哭，一是怕吵了人家，二是怕人家笑话，所以就忍呀。到1994年年底，闹了一年了才开始反抗，才知道找妇联。因为小时候看我妈也是干挨打，没有这些法律部门或妇联管你，所以我也就没想到这些。

我妈挨打没有人管，我妈比我差远了，我很幸运，碰上了这么多大姐向着我说话，替我做主，全都站在我这边。他第一次打我时，我有点儿吃惊，我说：“你还敢抬手打人？”“打你怎么了，打的就是你！”我问他为什么，“你想想你自己吧。”他说。我说：“我做错什么了，下班回来给你做饭、洗衣服，洗完拿到服装厂给你熨，我做错什么了？”我开始没想这么多，孩子也都这么大了，他一直在外当兵，也是个受过教育的人。

他在外边也容易和别人发生冲突，他脾气很暴躁，还爱出手打人，但是，他以前在外边这样，在家里不会，我跟他结婚这么多年，到1993年一直就没打过我。两人还行，对孩子也可以，后来就不行了，他一打我，孩子向着我，他就连孩子也一块儿打。有一回把我闺女从楼下踢到了楼上。

那一次是这样的：腊月二十七他把门修好了之后，三十放假，他就直接上北京找他姐姐过春节了。正月初一，我就去找了和他相好的那个女的，我央求她：“你就看在我比你大两岁的份儿上，大老远的到这儿来，你看我那孩子多可怜，只要你不跟他了，让他回心转意，不跟我离婚，你怎么着都可以。”她父亲当时答应了。正月初四那天，她又上我家来了。刚好那天我给他战友拜年去了，孩子小，不懂，她要懂就该下楼接我去了。我把车锁在楼道，就上来了，一进门，那个女的和她妈也在，沏着茶喝，我把外衣脱了，出来招呼她们喝水。他就说：“你赶紧说，给拿钱，人家说了，跟我不能白跟，你得给钱才行。”他让我拿钱给这女的。他说这话是因为我以前说过，我同意他们俩在一块儿，只要他不跟我离婚就行。

当时他要钱，我说：“钱你挣的多，你又没给过我钱，我上哪给你钱，你得讲理才行。”那个女的说：“既然你说我跟他，你逮着我了吗？”我说：“是你自己承认的。”正月初一上她们家的时候，我大衣口袋里装了录音机，我就给他放，他急了，一下就把录音机给摔了，那女的上来就要打我，他揪住我的头发，把我摁到地上就打，拿脚踹，对门邻居出来拉架，他连人家也打。人家走了，他还不敞开来打？我往外跑，他还继续打，打楼道去了，三楼四楼的邻居都出来拉架，我闺女跑出来拉他，他把她从三楼踢到了四楼，后来三楼大爷给拉开了。他一直把我追到楼下，摁下又打，我喊“救命”，人家只是开着窗户看看，小两口打架，谁也没出来，我也不敢回家了，有人跟我说：“没法子了，你赶紧跑吧。”跑哪儿去呀？妇联又下班了，结果跑他们单位值班室过了一夜。他们局长也不管，初五我又带上孩子上妇联去了，妇联又找他，开始他不去，后来找了他们单位管妇女工作的通知他，不来停他工作，他才去的。

访：这个时候他向你提出过离婚吗？胡：起诉过一次。由妇联出面，还有法院、法庭的法官也比较公正，把他给驳回了。他第一次提出离婚是在1993年年底。我不同意。我、我姐姐、我妹妹没念过书，都是家庭造成的，所以我不想给孩子造成这种后果，我想给她个完整的家，多忍一点儿，打就让他打两下，所以一开始我不知道反抗。

刚开始他打我的次数还不算多，1994年不离了才打的厉害。有一次，我实在想不开，吃了一大把安眠药，也不知道睡了几天几夜。还有一回，我站在六楼阳台上就想往下跳。

他打你说也没地方说，后来我找了妇联，几个大姐一直帮我，实在没办法了，都找到县长、县委书记了。1995年打得少了，因为妇联干涉得厉害，他一般就不怎么敢动手了。访：他打你多的时候，多到什么程度？

胡：不好说，无数次，有时候天天回来都打，不回来还好，只要回来就非得三更半夜回来，门全都被他踢坏了，你不跟他一块儿住还不行，又不愿要你，还要跟你过夫妻生活，心里很烦，不愿意就打你。有一次最毒的是，他两三点钟回来，把煤气灶给拧开了，差点把我们呛死。＇快抓在线书1。0。2＇

他那时候打我的目的，就是想让我离婚，当时想不开，不愿离，怕人家歧视，一个妇女带着孩子怎么办？想想自己的母亲当时那样，带孩子多不容易。我爸爸和我妈离婚之后，还有好几次要上门打我妈，我舅舅他们不干了，说：“你都离婚了，再打可不行。”我妈也是不敢惹他，她一见我爸就哆嗦，现在提起我爸还哆嗦，打怕了，我妈当时不像我，我有妇联出面，找她爸爸谈话。

（这时，李主席插话）

李：当时和他谈了半天，他走了以后，我告诉胡凤玲：“这种人不值得跟他过了，他讲了很多客观理由，根本不成立，把责任全推到你身上。他要是还有丝毫感情的话，就不会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对方，一点儿责任都不承担。这种情况下你甭跟他过了，离了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行我给你介绍到法院去。”胡：后来几个大姐给我做工作，“你没法维持了，你再维持下去，生命都有危险了，我们不能天天看着你，我们的权力也是有限的，离了吧，离了你也解脱了。”我先想不开，后来确实也想通了。

离婚很容易，很痛快，只要我愿意就行，他当时着急离婚。离婚好离，就是财产各方面他都要一半，甚至要把我们从这房子里撵出去，不让我们住。最后妇联出面，从各方面呼吁，当时法院判的是由我继续居住，这屋里财产都没动。当时妇联这样说：第一，孩子归女方；第二，男方付抚养费；第三，财产偏向女方；第四，房子必须让住。

李：到了法院，我们跟法院提出要求，必须照顾女方利益，而且她在这里举目无亲，没地方去，我们跟法院商量，在财产处理问题上要作为特殊情况来处理。1995年刚过了春节，我找王金成谈了半天，本来想让他们和好，可怎么说都不行，最后我对他说：“我对你不抱任何希望，你要敢再动你媳妇一个指头，我不会饶了你，不信你就试试。”从那以后他打的就少了。

胡：当初他打我的时候我也去找过派出所，谁管你呀。说伤轻，不够，每一次找都不管事，只有妇联管，找他单位，找他本人，听你诉说。

派出所我是1994年去过一次，1993年年底去过一次。他把门踹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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