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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记文革中去上海看望巴金（第2页）

写不下去了。祝好！

尧棠

11月4日

与四爸通信，我不敢告诉任何一个人。萧珊妈妈去世，对四爸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他毕竟健康，这是不幸中之大幸。我明白当时的形势，也清楚彼此的处境，不能过多通信。但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要设法去看望四爸，安慰他。正好我爱人所在河南明港学部（即以后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干校，全部人员回北京“清队”，春节我将回北京探亲。于是，一个“秘密”计划开始在我大脑里酝酿。

当年12月底，我回到北京。我儿子早随他妈妈回北京读书，女儿不久也从北大荒兵团回来。难得的团聚使我们暂时把这几年的苦难丢在一边，高高兴兴地度过了春节。当时，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屋子里住，只有晚上孩子们熟睡了，我和我爱人才能讨论我的“秘密”计划，决定在我回河南干校时，绕道去上海看望四爸。为避免被人抓辫子，我们不向任何人透露这个打算。到了上海，看到的熟人，都说是去看眼病——我的确在害眼病，曾先后请假到武汉、成都去医治过，这次回北京多次去朝阳医院看病。在上海，如住在四爸家不方便，就住在最可信赖的朋友家。按时回干校，只按北京到河南信阳报销火车票。当时探亲，只要有一张从干校回家的车票就可以报销双程车票了。因为人已经回到干校，必然是乘车回来的，不可能从北京步行回来。一般不会引起怀疑。一年一度的探亲假，日子非常值得珍惜。为了不浪费时间，春节前我们不去排大队买吃的东西，而是改在春节后（人不拥挤了）再买。但为去看四爸，在我爱人支持下，我提前五天离开北京，乘去上海的火车。我本想在车上多睡一会儿，但想到即可见到四爸，兴奋不已。一天多的路程，我的思想有足够的时间自由驰骋。

1946年7月，巴金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去越南深入生活。图为巴金在越南战地留影

……

强加在四爸头上的“罪状”之一，是他早年信仰过无政府主义。这有什么了不起？毛主席青年时期也相信过无政府主义。这是追求真理过程中难免的事。何况四爸同时又是爱国主义者，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和同胞。抗日战争前，以鲁迅为首，四爸和许多作家共同发表了一个文艺工作者宣言，表示抗日救亡的主张。我读过四爸在抗战时主编的杂志《呐喊》（后改为《烽火》），我也记得四爸在长篇小说《火》第三部的后记里说过：“我虽然相信过从外国输入的‘安那其’，但我仍然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血管里流的也是中国人的血。”四爸的《家》启发了许多青年人参加革命，这是众所皆知的事情，怎么一下就成了“大毒草”？新中国成立以后，四爸一再表示：“我要写人民的胜利和欢乐，我要歌颂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人民，伟大的领袖！”50年代四爸两次到朝鲜，60年代四爸又两次到越南，曾受到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赞扬。哪一个“贵族”或“寄生虫、吸血鬼”肯去吃这种苦？

我想起前两次到上海的情景。那是在1964年7月和10月。第一次去，四爸陪我参观他的藏书室，大小七间，令我羡慕不已；我们还一起到虹桥公墓为三爸扫墓。第二次是我陪外宾去，只匆匆见了四爸一面。临别时电话告别，四爸喜悦地说：“两件大喜事，一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一是赫鲁晓夫下台，真令人高兴！”我似乎现在还能听到他洪亮的声音。

我在机关交代时曾提到四爸送过许多书给我。1960年四爸回成都时，我看见他书桌上放了一本《三家巷》。我向他要，他说是欧阳山送他的，他准备回上海时在火车上看。但是1961年他回上海前却把书给我，说：“还是送给你吧！”1929年秋我父亲离开上海时，把一张自己心爱的唱片送给四爸。四爸深受感动，把这个情节写在《做大哥的人》里面。我不禁想起书中的描写。

我和四爸也有过争论，主要是对我父亲的看法。我父亲的性格和遭遇，类似《家》里的觉新，所不同的是我父亲以自杀结束了生命。四爸爱他的大哥，对我父亲自杀表示理解和同情；我则认为我父亲丢下母亲和五个子女，太不负责任。争论是在三轮车上进行的，那是1964年我们冒着烈日去给三爸扫墓的路上。四爸感慨地说：“连你都不理解，小林他们就更难说了。”

我小时候人很瘦，鼻子比较高，鼻梁有些“右倾”。我外祖母经常把我的鼻梁往左扳。有一次，一个同学不当心打中我的鼻梁，使我流了鼻血。我立即准备还击，但一下意识到他打我鼻梁的方向和外婆扳的方向一致，气马上消了。四爸知道这个故事以后，常常当成笑话当着我讲给别人听，使我十分尴尬。这是1941年的事情，四爸第一次回成都。

1958年10月，我和四爸在北京巧遇。我参加中国青少年报刊工作者代表团从苏联访问归来，四爸正要去苏联参加亚非作家会议。我到和平宾馆看望四爸，他请我在餐厅吃晚饭。他问我吃什么，我说：“当然是回锅肉呵！”他笑了，并立即告诉了服务员。但后来端上桌的，却是一盘对虾。这是我第一次吃对虾。

在鲁迅葬礼上，巴金等为鲁迅抬棺（左一为巴金）

车厢广播在介绍上海，说上海是什么“一月革命的发源地”，等等。“文革”把什么都搞乱了，姚文元等批“无政府主义”，要“巴金负责”。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20世纪30年代鲁迅在为巴金辩诬时就回答过：“难道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也要巴金负责？”我不相信姚文元没有读过这篇文章！

联想到自己，我过去自称是鲁迅的“信徒”，但我并没有学到鲁迅的“硬骨头”精神，明知有些事是错的，也不敢讲真话。从在“牛棚”里读《鲁迅全集》时起，我就决定不再称自己是鲁迅的“信徒”，因为我不够格。

……

到了四爸家，四爸和九姑妈既感到高兴，又感到意外。四爸稍瘦了一些，身穿一套蓝色中山装，唯一不同的是头发全白了。我们紧紧地握着手，以此表示互相的信赖和关怀。

新中国成立前我做过地下工作，有些经验可以运用。我必须表明我的来意，以便对付可能出现的各种场面，我说：“我是专程来上海看眼病的！”

第二天上午，我请萧荀——我大姐的朋友，后成为四爸和萧珊妈妈的朋友——陪我去上海五官科医院看眼病。一个写有我姓名和年龄的挂号证，我把它妥善保存了很多年。通过萧姐，我了解到四爸在“文革”中的许多遭遇。

1973年春，李致去上海看望巴金时，到上海五官科医院看眼病的凭证

家里显得很冷清。造反派封闭了楼上所有的房子，全家被赶在楼下居住。原来的客厅成为四爸和小棠的卧室，但小棠到安徽农村插队，床空着。小林和祝鸿生刚结婚，他们是同学。小祝是在四爸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与小林结婚的，这说明小祝的人品和爱情的纯真。当时他们还没有生孩子。九姑妈和十二孃也不像过去那样爱说话。没有人来串门。

萧珊妈妈逝世给家里笼罩着一层阴影。记得我第一次来上海时，到处都有她的身影和笑声。她张罗着许多事，她殷勤待人，她不断地和我开玩笑……我不敢向四爸提到萧珊妈妈。我只在小林卧室的玻璃板下看见一张照片：萧珊妈妈躺在床上，全身盖着白布单；四爸站在旁边，穿一件短袖衬衫，左袖上戴着黑纱，两手叉着腰，低着头哭泣。我突然觉得自己也到了现场，和家人一起给萧珊妈妈告别。

单独和四爸在一起的时候，我便告诉四爸，这次来上海是为了看望他。我知道眼病情况和治疗方法，到医院不过是拿一个挂号证。四爸原以为我“没有历史问题”，“不会受到多大的冲击”。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早年参加党的地下组织，难道不是“假党员”？1947年我在重庆被捕过，正好抓“叛徒”。我上中学时与所谓“胡风反革命分子”有过接触，曾在文章中引用过胡风的一句话，起码算一个“小爬虫”。加上我不“认罪”，又“拒不揭发”，态度“恶劣”。不过，终于查不到他们想抓的问题。在1969年底“解放”——我们连队最后一个“解放”的当权派。今后怎么办？不知道。好在身体不错，算个壮劳力，我不怕用自己的劳力维持生活。

四爸的“问题”没有结论，因萧珊妈妈去世，回家听候审查。四爸是我们国家唯一不领工资的专业作家，他的存款全被冻结。一个月只许他取三百元，一百四十五元作房租，五十元供养萧珊妈妈的父亲，剩下一百零五元一家四口人用。我问他够不够用，他泰然地说：“没有什么！我的生活很简单。我告诉过九姑妈，必要时我可以只吃面包。早年我在法国就是这样。”当年四爸在法国，物质生活非常贫困。

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四爸一贯如此。当他知道我曾两次回成都探亲时，便询问我母亲和几个姐姐、姐夫的情况。我也主动告诉他我知道的一些亲友的遭遇。他知道李宗林（成都市市长）被迫害致死时，显得很难过。李宗林是他的朋友。

有两个晚上，我和四爸睡在一张床上。四爸1942年回成都时，我刚满十二岁，也和四爸睡在一起。当时正是四爸创作最旺盛的时候。时隔三十年，我又和他睡在一起，他却碰到这样不公平的遭遇。我在一篇短文中曾记叙了当时的心情：“我深切期望他能摆脱这不幸的处境，但我自己也不知道那黑暗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我很想安慰四爸，可惜说不出什么有力的话。我告诉四爸，无论怎么批他，他并没有被遗忘。特别是一些老同志，常悄悄问我有关他的情况，为他的遭遇鸣不平。当时，我不敢提这些同志的姓名。其中有曾德林（后为中宣部副部长）、萧泽宽（后为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等。我还空洞地讲了一些要“相信党、相信群众”这类的话，其实我自己早不相信什么“中央文革”和其控制的“革命群众”了。临走前一天下午，我和四爸在二楼的走道上谈话，我讲了准备要求调回成都的想法。想到可能面临的各种情况，我终于冒出一句心里话：“如果你的问题解决不好，你可以回成都。我能用自己的劳动供养你！”当时，我们都很激动，四爸没有说什么，至少没有表示反对。

这次和四爸会面，我不敢深谈。但我目睹了四爸的现状：第一身体健康，第二精神没垮。这就是希望！我在上海只待了三天，第四天一早就得离开。我不想在离开时惊动四爸，但他和九姑妈几乎和我同时起床。不凑巧，天下雨，而且下得不小。四爸把他的雨衣给我穿上，我们又一次紧紧握着手，互道：“保重！”“保重！”这两个字，在当时的环境下，有它特殊的含义和感情。我实在舍不得离开四爸，但我岂敢不按时回到要我“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五七”干校？我只得双手提起行李，毅然离开家门，快步赶到公共汽车站。

我满脸流着水，是雨水，也是泪水。

1995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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