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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如何弥补（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不知如何弥补

今年上半年的一天，我与住在上海华东医院的巴金通电话。巴老有语言障碍，主要是我讲成都亲人的近况和问候，不向他提问，以免他着急。那一天他突然说了一句：“你到上海来走走。”我知道巴老想念我，便回答说：“到上海有点困难，等女儿暑期回来，争取到杭州看望您。”

放下电话，我心里很不平静。

40年代巴老两次回成都，当时我很小。50年代中期巴老路过重庆，我才算以成人的资格与他交往。1964年我调北京工作后，巴老来北京开会或办事，加上我出差到上海，接触的机会增多。“文革”中我悄悄去看望巴老，对林彪、“四人帮”的仇恨，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担忧，使我们的心紧紧地靠在一起。粉碎“四人帮”和以后几年，我在出版社工作，每年一般两次到北京、上海组稿。到上海住巴老家。为了便于交谈，姑妈在巴老书房里给我放了一张折叠床，巴老还亲自为我抱过枕头和毛毯来。这是我享受的“特殊待遇”。我和巴老每一次会面，彼此都很高兴。我除了出外组稿，就是在家和巴老摆龙门阵。那些深夜长谈，是长辈对晚辈的启发，又是心灵的交流，我从中得到净化和快乐。

1982年年底我的工作变动，到了四川省委宣传部。工作忙得几乎没有间歇的时候，更不像过去在出版社，有些工作必须去上海。我和巴老见面的机会大为减少。当时飞机票很贵，我的外甥李舒，过去为存钱去上海看巴老，吃饭时只买咸菜。有一次我半开玩笑写信给巴老说，准备只吃咸菜，以便存钱去看他。巴老很快回信说：“你不用吃咸菜。要是我不回四川，我就请你来上海，你买飞机票，实报实销吧！”巴老因患帕金森病，写信难；以后听力减退，通电话也吃力。1986年10月3日，巴老在信上说：“我这几个月身体很不好，大概编写《随想录》太疲倦，快到‘心力衰竭’的地步。最明显的是听力衰退，所以无法同你交谈。”尽管如此，我仍经常去信问候巴老。

巴金在开心地打电话

巴老需要我的帮助。1987年3月30日来信说：

我已搁笔，现在心情倒还平静，估计还可以活两三年。这段时间当用来处理后事。所谓后事，除了要把捐赠北京图书馆、现代文学馆、上海图书馆、黎明学院的图书资料全部交出，还有《全集》和《译文集》两种。《全集》由王仰晨负责，《译文集》我自己在整理，有十本稿子已经交给董秀玉了。这最后两件事，大概都需要你帮点忙，出点力。

我极愿为巴老效劳，但时间从哪儿来？好在只有三年我就该退下来了。1988年2月，我被选为四川省政协秘书长。巴老知道后来信说：“信早收到。打算回信，却一直抽不出时间。干扰实在太多，因此我常常感到苦恼。……有一段时候我倒希望你退下来帮忙我做点工作，例如整理我的日记、佚文、书信，等等，在我不能工作的时候，代替我帮助王仰晨编好《全集》的后一部分。现在这些都成为空想。”巴老的失望，是我的痛苦。我一时找不出好办法，便主动提出帮助他校看日记。有一次我生病住院，校看《赴朝日记》。原稿写在一个很小的笔记本上，字比小蚂蚁还小。我要戴上四百度的老花镜，加上放大镜才看得清楚。由此可见当年巴老在战地生活的艰苦。我这次校看，时间和精力集中，任务完成较好。但以后校看《上海日记》，时间和精力分散，拖得很久，影响了王仰晨的进度，使巴老着急。若干年后见到巴老给王仰晨的信上说：“李致他们不了解我，我比较急，只因为我没有多少时间了！”幸好1991年我去上海给巴老祝贺生日，趁客人多的时候，躲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才把它看完。我实在为巴老做得太少了！

李致和巴金总有谈不完的话

时间长了没去上海，我想念巴老。巴老思念家乡，终于下了决心，在1987年10月回成都住了一段时间。回上海后巴老来信说，十七天过得这么快，“仿佛做了一个美好的梦”。不久他又来信说：“这次回成都我收获不小，想到一些人和事，我觉得精力充沛。我感到遗憾的是没有机会跟你交谈。能够多活，我当然高兴，但我离开世界之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可能理解我多一些。”巴老说我理解他可能多一些，我当然感到高兴。但同时也感到惭愧，因为我对巴老的理解还很不够。理解巴老，既要有一定的理解能力，更重要的是应具有一定的思想境界。我在这两方面都不够，已做过一些反思，还将继续做下去。至于没有机会交谈，主要是因为我负责安排巴老整个活动，既要考虑到许多人希望见到巴老，又不能让巴老过于劳累，所以尽管天天见面，却不愿多占巴老的时间。天下真难有两全的事！

这以后，我大概每隔一年到上海去一次。不能要求巴老多写信，他听电话又吃力。不过我每次去上海，除少数必办的事以外，总是尽可能待在巴老身边。他精神好的时候陪他聊天，疲倦了就让他闭目养神。他说找不到照片，就为他清理照片。有时轻轻地为他揉揉手。我的时间安排得很紧，有几次巴老都问：“为什么慌着回去？”但巴老处处为人着想，从没有强留过我。有一次我到了上海机场，航班改在第二天，我立即赶回家里，对巴老说：“‘上帝’要我多陪你一天。”巴老高兴地笑了。

1989年7月，巴老写信对我说：“我仍在医院，大约八九月回家。回家后可能感到寂寞。……你有机会过上海时，可以找我谈谈。你可以理解我心上燃烧的火，它有时也会发光，一旦错过就完了。……”

然而那时我一天忙到晚，未能满足巴老的愿望。

1991年我退下来。为探亲，和老伴在美国待了八个多月。这八个月巴老一共给我写了三封信。他不但没有责备我，反而在信上说：“你和秀涓难得这样长期休假，能多看看，多休息也是好的。”

我满以为回国后有机会多去上海，帮助巴老做点事。但我的老伴病了，生活不能完全自理。1993年10月，我陪三位美籍华人去上海（这是在美国时约定的），当天下午便赶去看望巴老。巴老正在客厅午睡，姑妈说平常这时巴老已经起来，要叫醒他。我坚持不叫醒巴老。大约半小时后巴老醒来发现我，生气地问：“为什么不早叫醒我？为什么不早叫醒我？”巴老这样珍惜和我见面的时间，使我很受感动。

1997年8月底，李致女儿李芹、儿子李斧和孙女珊珊到杭州看望巴金。图为四代人同在西湖边。左起：李芹、小林、珊珊、巴金、李斧

这几年，只要我女儿李芹从加拿大回来，我的身体条件许可，我总要争取去杭州看望巴老。但巴老年高，身体不好，有语言障碍，交谈的时间不能过多。我这才感到自己的过失。我错过了许多理解巴老发光的“心上燃烧的火”的机会。然而他知道秀涓的病情时，却对我说：“我赞成你对秀涓的态度。”还说，“你身体不好，出远门最好找人陪你。”

去年暑期，我的女儿和女婿、儿子和孙女，一起去杭州看望巴老，特别是我儿子会说些话使巴老发笑，巴老很高兴。临别时，巴老对我女婿说：“李致前几年他不来，现在来，我谈话已经困难了。”

我原准备今年去杭州，但暑期因住医院，愿望落空。我觉得对不起巴老，又让他失望，但巴老却担心我的健康，叫我千万不要去。

我真不知怎样才能弥补这些遗憾和过失。

1998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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