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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信念（第2页）

聚会吸引人，主要是两方面：

首先是会议的内容。当年我们在一起，学习《大众哲学》和《新民主主义论》。纪念鲁迅和演鲁迅的《过客》，作家陈翔鹤（华西协中教师）还应邀讲话。讨论时事，大多时候由方家祥主讲。请从解放区来川的杨慧琳同志介绍解放区的情况，跳秧歌舞。大家都有自己最喜爱或印象最深的活动。

形式生动活泼也是吸引大家的因素。那时大家都是十几岁的青年，怕说教、怕枯燥、怕套话。破晓社的多数活动采用文艺形式，读书、唱歌、朗诵、做游戏、旅行等，就是后来周总理提倡的寓教于乐的形式。这些符合青年特点的自我教育的形式，使我们既受了教育，又玩得高高兴兴。

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参与了那几年的由地下党领导的各种学生运动。如“一二·一”运动、声援“较场口”事件、抗议美军暴行运动。社会是个大课堂，斗争使我们增加智慧和才干。“一二·一”运动后我们曾遭受挫折：在一次全校学生表决中，我们仅有五十二票支持，处于劣势。感谢罗介夫写了一首诗，叫《我们有五十二票》，它鼓舞了我们的士气，让我们不要气馁。可惜，当时我们不懂团结大多数群众，只顾少数人往前冲。我在“抗暴”运动后被校长暗中开除，只有校董加拿大人士云从龙出来为我说话，没有群众起来保护。以后，我和罗介夫、冷离、孙汉甫考上西南学院，离开成都去了重庆。

1948年，破晓社仍很活跃，陈先泽、方家祥、詹大风在四川大学广场和新新新闻大厦，演出了反对法西斯统治为主题的活报剧《八根火柴》。年底，为保存力量迎接新中国成立，根据地下党成都市委书记洪德铭的意见，破晓社停止活动，大家各自回到自己的学校或单位，去发动和组织群众。尽管我们对破晓社有深厚的感情，但都乐意服从党的决定。这是战略转移。破晓社成员注意联系群众，在自己的学校成立了类似破晓社的社团：华西协中成立了大家读书会，成县女中成立了驰风社，华美女中成立了橄榄社，市女中成立了布谷社，使“破晓”的工作大大地跨进一步。大家在斗争中成长，有不少兄弟姐妹先后被吸收成为地下党员或地下社员。这也是破晓社的一个贡献。

我们正是这样“从梦想走向实践，又在实践中学习”的。

历史的嘲弄

1949年底，大家欢天喜地迎接成都解放。

解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推翻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赶走了帝国主义，工人农民翻了身。大家有了工作，热忱为人民服务，生活也有了保障，我也是受益者之一。但也有困惑：从《国际歌》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变成《东方红》的“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带着这样的疑问请教领导，被告知“万岁”类似苏联的“乌拉”，只是欢呼之意；或被斥为“缺乏阶级感情”，才提出这个疑问。年轻人有独立见解，爱发表意见，也为领导所不悦。后来终于明白，我们这类人是“未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不仅如此。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政治运动不断。1955年，反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破晓社有不少成员受波及，严重的还被隔离（即软禁）、被搜查。幸好地下党领导人、原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等同志，为破晓社作出了是“进步组织”的结论，才幸免于难。1957年，破晓社有五六人蒙冤。有的被打成“右派”，有的被打成“反党小集团”，被开除党籍或团籍，受尽折磨。这以后，只有夹着“尾巴”做人，当“驯服工具”，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走错一步路。

“打从‘一二·一’走向自由的日子”，这是我们追求的“自由的日子”吗？

“打从专制的魔窟到民主”，这是我们渴望的“民主”吗？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审查破晓社，我交代我们的社歌，说明它的政治目的和成长道路。造反派说：“你们当时就这么‘进步’？少给自己搽脂抹粉了。”

真是“秀才”遇到“兵”（红卫兵），对牛弹琴，欲哭无泪。

在这种年代，破晓社不需要活动，也不可能活动，何况它早已“不存在”。如果我们聚在一起，唱起社歌，而我们追求的自由民主，全是“资产阶级”甚至是“反动”的东西，心里该是什么滋味？我们困惑了，历史竟是这样的嘲弄人。

信念与重聚

粉碎“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开始了国家民族真正的转折。

人人看见变化，不需我来举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破晓社的成员重新开始聚会。有的活动还得到四川省和成都市党史研究室的支持。《成都市党史资料通讯》刊登了破晓社的史料。现在，破晓社成员一年全体聚会一次。我们在一起讨论人生中带共性的问题，或追忆青年时期的理想和斗争，或高唱当年的进步歌曲，或探讨老年的健康和生活，以激励大家保持晚节和欢度晚年。大哥余文正年龄最大，早在一九八四年离休；到今年为止，当年破晓社最小的成员也年过古稀。所幸的是经历半个世纪多的考验，破晓社的成员没有一个叛徒，没有一个帮派分子，没有一个贪污腐败。离退休后，各有自己的生活安排。

近十年来，我写了一些我的人生，涉及破晓社的一些人和事。前不久，获全国曹禺评论奖的评论家廖全京写了一篇评论，其中谈到破晓社，我读给大家听听：

在李致的散文里，这种爱往往表现为一种信仰、信念。与他的许多同龄人一样，李致属于有坚定信仰的一代。那一代人的心目中，信仰和信念是源自人类的精神使命的。他们可以为自己的信仰、信念付出血肉之躯，为之耗尽生命。在很多时候，信仰、信念是他们行动的血书。读《再见！三哥》《大姐，我叫了你半个世纪》《十二桥前的思念》《七星岗》等这几篇文章时，我强烈地感到，与其说这几篇文章是写他做地下工作时的斗争经历和战友情谊，不如说是写他们那一群破晓社成员对信仰、信念的执着与热忱。“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这一批从十几岁便追求革命的青年，除一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外，都挺过来了。”一个“挺”字，蕴含着几多起伏曲折，几多艰苦磨难，几多欢乐酸楚。我相信，信念是一种激情，它使人的一生中的所有阶段都能熊熊燃烧，信仰更是一种对人性和人生的态度。坚持信仰，就是坚持一种价值和价值观的持守和履践。这一群年轻人选择了破晓社，就是选择了一种人生大爱；同时，选择了一种人格自律。从这个意义上说，爱是一种选择。

作家一般有浪漫主义，他的评价显然高了，但他所谈的坚持信仰信念，对我们则是鼓励和鞭策。

保持“两头真”

没有信仰的民族和人是可悲的。六十年过去了，尽管我们都七老八十，但我们的信仰、信念不会变、不应变。什么是我们的信仰、信念？我既清楚，又不清楚。清楚的是社歌里的自由、民主。这当然不是全部，至少还得有平等、文明、科学、富裕。如何才能实现全部理想，我不完全明白。团结稳定十分重要，发展是硬道理。我们期望，在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绩时，要坚决反对和制止各种腐败行为，政治改革不要停滞。转型期间，拜金主义四处冲击，信仰理想和道德观念不受重视。这使许多人（我也在内）又一次感到困惑。好在历史总要前进，人类总得进步。现在正自发地出现新的启蒙运动。我们要保重身体，把健康放在首位，没有健康就没有一切。先泽说过，生活交给我们的任务正在转移，转移给年青一代（包括我们的子女和孙辈），将由他们去开始新的“破晓”。我们欢度晚年，但可洁身自律。我们可能不懂子女的专业，但可与他们建立友谊和保持对话，帮助他们做人。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支持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改革，支持正在兴起的新启蒙运动。

马识途老人为破晓社的第六十个生日写了祝词。对联是“风雨如晦盼天明，鸡鸣不已迎破晓”。条幅是“只有渡过沉沉黑夜的人，才配享受天将破晓的欢乐”。马老希望我们这批人，能保持“两头真”：前头的“真”，是我们早期的理想和信念；后头的“真”是回到人的本性和天真。中间一段，被泼污水，被搞糊涂了。直到近二十年（特别是近十年），才逐渐清醒。做到后一个“真”，才是保持晚节。

破晓社将有“第七十个生日”，我们期待那时国家民族有更光明的未来。

2005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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