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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的蔑视（第1页）

“拿破仑传（全新升级版）（..）”！

对人类的蔑视

他的精力集中用在人类身上，而极少用在与自然争斗上。无论何时，如果要与天斗，他也总是一败涂地。但是，他所做的就是驱使世人为其征服高山与大地。作为一名艺术家，在他的作品里，“人”是他倾尽精力和想象力所要雕琢的材料。如果要统治好人民，他就必须琢磨透“人”。从未有人像拿破仑一样征服如此之多的人。他所征服的不仅仅是军队和民族，而且也征服卓尔不群的精英。

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采取了蔑视的方法，以及荣誉和金钱的手段。自信和经验使他相信，人们的行为乃是出于自利；有些人因追求享乐、贪婪或者宗法观念而唯利是图；其他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嫉妒心与野心而贪求虚名。他拒绝任何出世脱俗的理念，所以他只需要现实的手段。有时候，他雄心勃勃，想要获取永恒的荣耀，但却事与愿违。比起这世上的名利和诱惑，他个性的魅力更有力量。歌德说：“拿破仑完全为理想而活。尽管如此，却从未把握到理念因素的实质。当他急切地想要实现理想时，他却拒绝接受它，他否认有这样的东西存在。”

拿破仑与歌德一样，都否认关于人性本恶的“梅菲斯特”理念。他说过：“大多数人内心里都有好与恶、勇气与怯懦的内在气质。在此基础上，人类的自然本性才得以建立。教养与环境发挥的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作用。”二十年来，他每天都需要运用这种自然本性。对人性敏锐的认知，是他成功的主要原因。在拿破仑所擅长的所有领域里，驾驭人心是他最得心应手的。

“我最擅长计算了……‘为什么’和‘怎么样’是如此有用的问题，人们无论怎样使用这些问题都不嫌多。”犹如一名冷静的、明理的神经学专家，他能够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探知别人的心理特点。他特别相信相面术——因为他了解拉瓦特尔（瑞士诗人和相面士）。他喜欢指摘别人。“从他们的反应里，我能窥视他们的灵魂。如果我用手套来敲击乐器，那么它会毫无声响；如果我用锤子敲击，它就会发出巨大的响声。”初次晋谒拿破仑的人，总会被他充满磁力的眼神吸引住。

拿破仑通过跟别人谈话和提问题，来获悉各式各样的人的性格，扩展其视野。曾经，他询问的时间太长了，使得被问者变得窘迫、困惑、警醒起来。有时，他会一直发问，直到他所问的问题显得荒谬。即使他已离开政治舞台，还是不断地学习。在圣赫勒拿岛上，他有一次同一位医生坐在桌前，让我们看看，他是怎么样在二十分钟的时间里交谈的？

“在船上，有多少人感染了肝脏方面的疾病？有多少痢疾的病例呢？在英格兰，会诊一次的诊金要多少？给一位随军军医的退休金是多少呢？……什么叫作死亡，你是怎么定义它的？灵魂什么时候会离开肉体？肉体初次获得灵魂是在什么时间？”

另外一种方式是长篇大论。拿破仑的一位亲信宣称，皇帝的地位带给他的唯一乐趣就是，他能够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然而，有谁像拿破仑这样说过如此多的话！他通常是独自面对整个世界的，是故他必须不断地发表长篇大论，从而将自己的想法传达给世界。他的谈话大多长达5～8个小时，有时候达到十个或者十一个小时。在大部分时间里，拿破仑会席地而坐。我们必须承认，相较于罗马的做法而言，这样的坐姿更像是意大利的。他说话的语速、外国口音也更像是意大利式的。然而，他手势做得并不多。只有受到深深的感动时，他才会松开双手。在平时，他会背着手，似乎是想要以胸膛迎接整个世界。

对所有效忠于他的人，拿破仑都以东方式的慷慨大方赐予他们钱财。然而，一旦涉及他的个人支出，他就会变得很节俭。在担任执事期间，他说过：“一个历经多次战争的人，不管自己愿不愿意，都会得到点钱财。我的个人收入为8～10万法郎，还有市里的一座房子，以及一座乡村别墅。我还需要更多吗？如果我与法国彼此之间不和的话，我可以无忧无虑地从公共生活中抽身出来……不过，我身边的每个人都在行窃，大臣们都意志薄弱。有些人一定聚敛了大量的钱财……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法国已经腐败透顶了。历来如此，一旦谁当上了大臣，他就会为自己造一座府邸……你们知道，他们为了在杜伊勒里宫多添加一些设施而要我支付多少费用吗？两百万法郎！……这一费用必须减到八十万法郎。我身边的人尽是一群混蛋。”

“您连年征战，肯定比国内这些贪污挪用耗得更多。”勒雷德尔回答道。

“正因如此，我更应该看紧自己的支出。”

这段谈话告诉我们，一位议会领袖、一个三十岁的人，是如何看待钱财的。他对自己更无所求，其抱怨的是周围人的腐败和挥霍。他坦言，自己从战争中发了横财，又大骂商人是骗子，斥责他们为装修宫殿而竟要收取200万法郎，而他自己则不想花费一分钱。大革命滋生了腐败，在贪腐成风的情况下，他坚决地与军需商、发战争横财的人做斗争。但是，一旦他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来清理这些不正之风，他又开始给予有功元帅们巨额的年金，有些人一年甚至会得到超过百万法郎的收入。担任执政时，他扫清了腐蚀国家的蠹虫；而作为皇帝，他又以重赏同样加重了国家的负担。

而且，还有一些人之所以能够发财，乃是因为与拿破仑的关系而非他本人相助。“当我一无所有时，”他对塔列朗说，“我应该找你。老实告诉我，你从我这儿获益多少？”

“我并非富人啊，陛下。但是，我所有的东西也都是您的。”

拿破仑的驭人之术，与诸多因素有关。如果我们要研究其中奥秘，我们应该将其分组看待。

将军和元帅们最容易依赖于他，因为他们在战争中大有立功的机会。况且，拿破仑因为他们的功劳而大加赏赐，他们的财富随之日益增加。他之所以赏赐他们这么多的钱财，乃是为了两个目的：一是为了给自己增添光彩，二是为了让这些最能干的将领们继续依赖于他。看到这些军人大肆挥霍，而后负债累累，进而在困难之时向他寻求帮助，这会使他心情高兴。他引着他们从挥霍到渴求，再从贫穷回到挥霍。同时，他只给他们很少的权力，将重要事情的决定权掌握在自己手上，因此即使是军队的将领，也很少有机会证明自己的才能。大权握于他一人手中。在战报中，他很机智地权衡公开奖赏的时间和方式，因此，借助他们的虚荣心与嫉妒心，他能够掌控好将军们。

结果，将军们对他既恨又爱。而这种感情将他们牢牢羁绊住，比纯粹的热爱来得更有效果。或许，只有两个人真正地效忠于他——贝尔蒂埃和杜洛克。他将俩人的效忠比作儿女对父亲、家犬对主人的忠心。奈依说自己就像一支装填了火药的滑膛枪，皇帝何时何处下令开火时，他就会开火。而拿破仑只信赖那些与自己一道起家征战的战友。在回忆录里，他不乏对这些人的赞美之词。他高度赞扬了德塞的从容不迫；莫热罗“直觉高于天分”；拉内则“勇武多于智谋”。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两者渐趋平衡；克莱贝尔追求荣耀只当是一种享乐；马塞纳并非勇敢之人，除非他身处前线；缪拉“一点都不聪明，但是敢闯敢拼！他是笨蛋，亦是英雄”。虽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见识过拿破仑的怒火，但他并未将这些旧时的战友抛弃。在瓦格拉姆战役之中，马蒙特将战事搞得一团糟，战后，拿破仑在营帐中怒斥他。然而，十五分钟后，他又任命马蒙特为元帅了。

有时候，他会流露出对世人的厌恶。“在那些时候，我甚至都不相信这些与我把臂的战友。这使得我精神紧张。于是，我尽全力使自己忘掉这可怕的疑心。”他确实也知道该如何做。拉内的去世深深地震动了他，但是他从没有在刊出的布告中说一些感人的告别之词。事实上，他向梅特涅吐露了心声：“拉内恨我。我听说他受重伤之时，大呼我的名字。我知道，他行将去世。他迷失了，他呼叫我，就像一名将死的无神论者在呼唤上帝。”

当拿破仑认为他们表现得很愚蠢，或者勇气不足时，青年时代所形成的友谊并不能阻止他斥责这些最高贵的元帅们，他就像在训斥学童一般破口大骂。他对朱诺说：“你的行为是前所未有的、超乎寻常的荒唐之举……你对军人的责任，有一种不正确的看法，我实在认不出这是你！”对一位伦巴第的将军，他说道：“在你的指挥下，军队充斥着不实之风与极大的贪婪。可是，直到今天，我才认清楚你是个懦夫。滚出我的军队，不要让我再看到你！”在西班牙战场上，他的一位将领缴械投降了。半年后，这个人斗胆出现在拿破仑面前。拿破仑皇帝当着全军的面，怒不可遏地大声呵斥他。看过这一幕的人后来说，整个事情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一个人可能战败，丢掉一座要塞。战争瞬息变化，被打败通常也是可能的。任何人都可能被俘。这种事情也许明天就会发生在我身上。但是，在所有东西面前的是荣誉！在战场上，将领的责任就是打仗。如果他投降了，他理应被枪决……一名军人应该知道如何死去。难道我们没有面对过死亡吗？……作为部下，在投降这件事上，你已经犯了罪；作为一名将军，这无疑是愚蠢的错误；作为一名军人，你的行为懦弱之至；然而，作为一名法国人，你的投降行为实在丢脸！”

同时代的外交官们都震惊于他的坦诚，因为他们无人敢这样。“在外交事务上，老成练达与打明牌，比玩弄手段更有效果。旧式学校里所教的外交把戏已经过时了。他们的伎俩早就路人皆知了……没有什么比企图欺骗别人更显示出内心的软弱。”

在与英国重启战争之前，他告诉英国使节，需要多长时间法国才能在海上直面英国的舰队。但是，他解释了自己能够多快地将军队增至四十万人。在美泉宫，他跟奥地利派来的谈判者说：“这是我最后要说的话。如果你们能打败我，我会提一些对你们来说更有利的条款；但是，如果我获胜了，我就会更苛刻。我所需要的只是和平。”

当他想要对诸大国派来的使节们施加影响时，他会仔细研究他们的表情变化。我们看到，在对待奥地利使节上，他尽量使自己的行为合乎哈布斯堡的传统。他专门挑选他生日的那天，趁使节们围成半圈的时候，他走到梅特涅前面的一处地方，说道：“各位大使先生们，你们的主子要得到什么呢？他会愿意我去一趟维也纳吗？”这是对奥地利使节的恐吓，同时也在向欧洲各国显示拿破仑的威胁态度。但是，两天后，当梅特涅来拿破仑处私下交谈时，拿破仑皇帝又说：“此刻，我们不要再扮演法国皇帝、奥地利使节的角色了。这里没有人了，因此我们无须说一些漂亮话。”

在与奥地利达成第一次和约之前，他希望尽力避免在美泉宫碰到战败的奥地利大公，生怕过早地卷入讨价还价中。因此，他将和会安排在狩猎场的一间屋子中。“在那里，我只能花两个小时：其中一个小时用于吃饭，另一个小时用于对战争的讨论上，以及相互尊重的双方声明中。”当第一执事接见哥本茨伯爵时，他自己将会议地点安排在杜伊勒里宫。只有角落里的写字桌，没有椅子，因此他们只能坐在沙发上，虽然已经是深夜了，然而，房间里只有一盏灯，没有吊灯。当塔列朗将这位奥地利使节迎进门时，房间看起来几乎没有亮光，而拿破仑坐在远处，很难看清。来访者心情更是复杂，不得不坐在主人所安排的地方。

在如何处理与诸侯们的关系时，他的手段更是巧妙。在他权力达到顶峰的那几年里，他没有再去拜访他们。在提尔西特，他两天之内反客为主了；在德累斯顿，虽然自己是萨克森国王的客人，但他表现得像个主人的样子。他避免跟皇后们扯上关系。当路易丝王后可怜楚楚地请求他主持公道时，他请求她坐下来。“要打断悲剧，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此。一旦人们坐下来时，悲剧也会变成喜剧的。”

在处理与各民族的关系时，他很少如意过，只有在处理法国与意大利的关系上勉强过得去。在执政期间，他在国务会议上说：“我会按大多数人的意愿来施行我的统治政策。我认为，这暗示着对人民主权的承认。为了结束在旺代的战争，我成了一位善良的天主教徒；在埃及，我成了一名土耳其人；当我想要争取意大利人的支持时，我成了极端教权主义者。如果让我统治犹太人的话，我会重建所罗门的庙宇。这就是为什么我提议让一部分圣多明哥人获得自由（这里，奴隶都被解放了），而同时在岛上的另一端继续实行奴隶制的原因。”

然而，在圣多明哥，他的政策却很失败。在波兰他做得更好，他企图通过宴会和演讲把波兰争取过来。在处理犹太人方面，他做得也好。这些应该归功于大革命所带来的平等权。在莱茵河畔，一些犹太人到处放贷，重利盘剥。拿破仑深知他们经商的价值，并没有怒下驱逐令。他想起了犹太人的法律和习惯，将他们召集到巴黎，召开最高评议会，让他们自行事务。这一评议会已经停开了数个世纪。最终，他们商定，最高犹太当局应将高利贷视为有罪，加以取缔。但是，在西班牙，他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忽视了他可能遇到的一些风险。他建议约瑟夫通过“将恐惧灌输给大众，使自己获得全民的承认”。

德意志人最使拿破仑迷惑不解了。他所欠缺的，他们都有；他具备的，他们又欠缺。因此，即使是事业飞升之时，他对他们的态度也是恐惧与尊敬交加。他们的神秘令他感到害怕。当他前往埃尔富特，希望通过戏剧对德意志亲王施加影响时，他告诉剧院经理不要排出任何喜剧。“在莱茵河的这一边，没有人懂得欣赏喜剧。高乃依的《西拿》可以上演，因为这部戏趣味横生。其中还有一幕戏勾勒了主上的仁慈，这肯定会有良好的影响。”他想要引述《西拿》里的几句台词，却误用了。雷姆纠正道：“依着上帝的荣光，过去的历史是公正的，未来是自由的。无论他做了什么，他仍是无可厚非的。”

“好极了！”拿破仑皇帝叫道：“这特别适合于德意志人。他们故步自封，到现在还一直谈论昂吉安公爵之死！我们必须拓宽他们的道德视野，这对郁郁不乐的人大有裨益。在德意志，这种人俯拾皆是。”看起来，他似乎是在谈论德国的音乐——他对此毫无所知；但事实上，他想的是德国的哲学。这两者都不是他的志趣所在，因为他喜欢的是意大利的咏叹调和伏尔泰的思想。但是，他说过“康德是个言语晦涩的作家”。他的这种误读使他预见不到，如此迟钝的一个民族也能够迸发出激情。

或许，误解的原因在于不理解外国民众。在意大利北部，他事实上取得了进展，因为他是个年轻人，他的想法还单纯，对被压迫的人的呼声他还记忆犹新；而且他还是大革命的先驱。但是，这位独裁者不会给外国人带来火炬，尽管他一直都在注视着民众的情绪。“一个统治者应该为民众着想，而不是去考虑是否取悦某人……声名显赫的人要从上往下俯瞰，超越一切政党；一个人如果从属于某个党，那么他就是个奴隶。”这些是他的信条，但是他的行动却是另一回事。

在法国，他是个让民众望而生畏的人。十年里，人民都怕他，一旦他受到挫折，他们的怀疑便由此而生。“一个统治者应该在民众面前显得威严，”拿破仑说，“但是，他不能谄媚他们。一旦承诺不能兑现，群众就会认为自己受到愚弄。所以我为什么如此严厉，就是为了避免那些事的发生！”

但是，从长远看，这样做逐渐背离了他的天性，也违反民众的天性。他无法用名利和金钱去引诱民众，因此他给他们一些象征物：王冠、加冕礼、宫廷、排场及王公贵族。但是民众会感到与统治者之间的距离日渐疏远，不想再上当受骗。

当巴黎人民知道，拿破仑皇帝在剧院时不允许亨利国王说“我战栗（tremble）”，而说“打战（shudder）”，因为虽然一个国王（他也是一个人）可能会战栗，但是他是不会承认的——对此，有人愤怒，有人微笑。但是，民众没有听说过拿破仑指导塔尔马如何扮演恺撒而说的话：

“当恺撒发表反对君主政体的长篇演讲：‘对我来说，王位不能助长什么，只会使我轻视（别人）’，这并不是他的本意。他之所以这么讲，乃是因为他知道罗马民众站在他身旁，他希望说服他们，王位对他来说是个深恶痛绝的东西。事实上，它正是他想要得到的。因此，这些话不能用确信的语气来说。”

他想要利用宗教，正像利用戏剧一样，将民众催眠入睡。以下是新任执事对国民会议所说的话：“我对宗教的看法是，它并不是神秘之物，而是社会法则。它通过一种平等的理念而与天堂联系起来——这种理念使得穷人不会残杀富人。宗教与接种疫苗的价值是一样的。它满足了我们对神迹的体验，又保护我们远离庸医之手。因为教士比卡格利奥斯特罗、康德及所有德国梦想家有价值……如果没有财产分配的不均，那么社会就不会存在；但如果没有宗教，则不能维系这种不均。当一个人饿得快要死了，而他旁边有人在大快朵颐时，他只能以更高力量的信念来支撑了，并且相信在另外一个永恒的世界，会有另一种秩序。”

虽然他知道这一切，虽然他会采取温和的措施来减轻穷人的负担，但是他在脑中从来都认为他们是群氓和暴民。当他从蔑视君主转变为蔑视民众时，他对人类的蔑视虽未增加，但也并没有消失。他只是在利用民众，正如他利用君主们一样，都是为他自己的目的。他说：“那些改变了世界的知识分子，并非影响了领袖，而是发动群众。那些影响君主们的人只是阴谋者，而他们的结局终归于平庸；但是那些影响民众的人，最后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横在他与民众之间的是民主；他对议会制度并无任何创造性的预言，有的只是批评：

“共和是这样一种政治形式：能够升华人的灵魂，并且包含了伟大事物的胚芽。但是，正因为它的伟大，它早晚都会灭亡。因为它需要统一的权威来保持它的权力，而这必然会导致专制或者贵族政治。后者是最坏的专制。罗马、威尼斯、英格兰，甚至法国，都是例证。如果共和想要获得伟大，中央政府必须依赖于永久的议会多数人的支持……但是这只能通过腐败来保证，而腐败是民众的癌症，而且是中央政府手上的一件可怕的武器。自由主义者已经发现君主立宪制这一权宜之计。那是一种折中的方法，有其优势，但是只有在大多数机构（他们的任务就是约束中央政府）都是经过普遍的选举而组成的情况下才有用。”

拿破仑意识到十九世纪遇到的所有问题，然而他从来都不理解社会问题，而他的传奇便是它造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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