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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明人观念与生活的变迁（第2页）

二穿衣吃饭与人伦物理

按照传统的观念，神龙灵变不测，见首不见尾，但不免也有被人可制之处。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有欲”。只有圣人才能做到“无欲”，所以世间一切可喜可爱之物，莫能将他牵引、笼络，即使造化也无法将他“范围”于内，更不用说人与鬼神了。而所谓的“欲”，也不仅仅是指“声色货利”之类，凡是心意有所偏好，如花、木、禽、鱼、书画之类，只要一溺于其中，都会损神丧志。

自明代中期以后，在儒家士大夫的观念中，却并未遵循这种儒家的训条。如李贽就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食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

焦竑也从“人非食不生，非菽粟不食”的常理中，悟出这样一个道理：“日用饮食，靡之而非道。”

穿衣吃饭，日用饮食，就是人伦物理，也即宋儒所谓的高深玄远的“道”。

这是一种道德通俗化的见解。

按照传统的观念，诸病都可医，只有俗病不可医。正如钱谦益所言，“盖俗之为病，根乎胎性，成于熏习，实多生异熟所为，非气力学问所可驱遣”。

食、色、利、名四字，

无疑是一种相当世俗的东西，公安派文人袁中道已经采用了比较中庸的说法。一方面，他不得不承认，这四个字已经入人膏盲，每个人只要认真检查自己念头起处，无不都是这四个字，所以所谓的“道”也绝不能轻视“食、色、利、名”。另一方面，袁氏又强调，只要是“达道之士”，则完全可以忘情“食、色、利、名”四字。

而唐枢则说，圣人对于“声色货利”四字，绝不可以将它们曲解为“货财不入手，声色不入耳目”，而是应该顺其所当为，不营心于“声色货利”之间。

这也是一种相当平和的说法，已与宋儒大相径庭。

“名利”二字，究竟如何看待？是一味地趋之若鹜，还是一概加以排斥？明朝人显然也有了自己的理智见解。首先，他们从儒家的经典文献中发现，孔子说过“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的话，也有“变而通之以尽利”的说法，显然，“名利”二字，人所同好，即使是圣贤也不能自异，而名利之好也不能算是士习之弊。其次，他们明显地要将“大道”下所容许的“名利”与一般的“世俗之名”、“锥刀之利”作一区分。在他们看来，诸如以奢为华，以僭为雄，以傲为高，以诞为通，以黠为智，以暴为豪，均属世俗之名，是大道之辱；举凡取数从多，与数从少，阴计为窃，阳计为夺，怨与财俱，惠与廉匹，都是锥刀之利，是危害大道的东西。

庄元臣认为，趋利避害，圣人与众人“同情”，仅是在见识上有所差异。就众人而言，不过是径行直前，直接就是“趋利避害”；而圣人则在趋避中有回折。

细玩其言外之意，显然也是承认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

晚明士人的行为及其生活实践，无不证明了这些观念的出现，有着深厚的社会生活土壤。即以名为例，当时的士人在年才俱盛之时，往往以游冶放佚为倜傥，挥金挟妓，使酒骂人，自谓“无损于其名也”。

天下之人一旦惟利是趋，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造成了对仁、义的蔑视，即所谓的“视仁义为土芥，不复顾”。人们既然将蔑弃仁义之事视为惯常，随之而来的则是蔑弃君亲。这一点毫无疑问，也确实为晚明社会的演变事实所证实。所有这些，都被传统的人士视作“大乱之兆”。

相对于传统的伦常而言，晚明社会中所出现的这些言论与行为，无不是大乱之兆。但若细究明朝人的生活及其观念的演变，却又能找到其内在的规律，是一种适应社会、时代的新观念乃至新生活。

三人生自适的观念

毫无疑问，李贽开创了人生自适观念的先河，使这种生活的观念一时风起云涌，并在晚明社会中掀起轩然大波。他说：“士贵为己，务自适。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适，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不知为己，惟务为人，虽尧、舜同为尘垢秕糠。”

他甚至公开宣称，“我以自私自利之心，为自私自利之学，直取自己快当，不顾他人非刺”。

这是适应晚明时代的真正的“自由”精神，而且与狄百瑞（WilliamTheodoredeBary）通过区分宋儒以来“为人”与“为己”之学而得出的所谓的“自由传统”，

迥然不同。这种观念显然得到了当时一些士大夫的响应。如梅国桢也说：“人生自适耳。依凭轨迹，外张名教，酷非所屑。”

这当然是一种个人自私的见解，而其极端的发展就是一种“不知足”的精神追求。

事实上，在晚明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成人”与“自在”之间确实已成为一对相当突出的矛盾。明代的俗语就说：“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其意无非是说，人生在世，哪个是自在受用的？这正好与上面的“人生自适”的观念成一鲜明的对比。在中国流传的佛书，其中就有言：“积财不散者，自己无份，五家子有份。”

佛家所谓的“五家子”，就是指水、火、盗贼、县官与恶子。从其本意来看，佛家显然也是主张“散财”，藉此积善。此外，明代普遍流行的佛教的善、恶观念也无不是为了支持一种“成人”之美德。如月峰和尚就说：“有益于人是善，有益于己是恶。”如何在成人与自在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明末学者陈龙正以三句比较粗浅的话给以表述，这就是：“富贵的，大家放宽些；贫穷的，各人要安分；中等人家，不要奉上欺下。”

这显然是基于明代社会阶层的基本分布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同社会阶层的心态差异。传统社会的分层，无非就是三等：富贵、贫穷、中等人家。各自的社会境况，决定了他们各自的心态以及为人处世的态度。富贵的除了骄人之外，甚至为了追求更大的富贵，可以做出刻薄人的行为；贫穷的看到那些富贵人的生活，总会生出一些不安分的想法，甚至产生那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或者“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与行为；而那些中等人家，见了比自己强者就奉迎，而在那些贫穷者的面前，又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在晚明，人生适己的观念正在蓬勃发展，而成全他人的观念也是如火如荼，两者虽然有重大的冲突，却又都在适应着当时的社会现状，并全都落实于社会的实践之中。晚明社会在各个层面的世俗化特点，以及以行善为目的的“同善会”的广泛盛行，

无不说明了晚明社会的复杂性。所有这些善观念及其实践，显然又与传统的财富观念是桴鼓相应的。传统的观念认为，人从禀受之初，他所该得的财帛、金宝都是有“分限”的，也就是命中财物皆有“定数”的观念。这犹如载重量为万斛的船只，只可容纳万斛，如果超载，船就会沉没。于是，像唐朝人的小说中，就出现了“掠剩使”这样的说法，如果一个人的财物稍过其分限，上天就会派一个使者下来，将其多余之财掠去。而明代民间一直也流传一种“散财获福”的说法，其目的无非是倡导一种“好义而疏财”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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